别让过度概括影响我们的判断和情绪

别让过度概括影响我们的判断和情绪
——也说说屠呦呦获奖及相关争议
这几天听到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屠呦呦先生因为在青蒿素发现中做出的关键贡献，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不出所料，这事又掀起了各种舆论。
媒体在兴奋之余，又引出了众多对体制、对中国现状的“思考”。
比较集中的几点表现在：奖一人与奖全体的矛盾？为什么屠呦呦不是院士？为什么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屠呦呦能做出成就，而现在我们条件好了却做不出？——有人将2011年人民日报的三篇文章拿了出来。
问题问得犀利。如果是心平气和的探讨，问得再犀利都不怕。怕就怕问的人自己已经设定了答案，并且只听自己想听的答案。
前几年中国上海学生在PISA测试中获得世界第一的成绩，马上有专家说这是中国教育的耻辱而不是骄傲，因为我们的学生只会考试，永远不可能拿诺贝尔奖。2013年12月郑也夫就断言：“在中国受了中小学12年教育的人，不管后来大学是读哈佛、耶鲁还是牛津、剑桥，注定不可能拿到诺贝尔奖”！
这次也有人说 “她获奖只能证明中国的问题而非成绩” “屠呦呦获奖与他人无关”等等。
愿意多角度思考是好的，对社会提出更高要求也是好的，我也不认为中国的体制不能批评；但如果变成了中国所有的事情都只能证明中国的体制不行，这恐怕不能算是理性态度吧。
其实，中国现在的科学发展已经有了巨大成就，所谓现在的科学家做不出巨大成就，实际上不了解情况或不愿了解情况。
许多时候，中国的科技进步为我们所忽视。看看国内各大新闻网站的科技板块，除了手机就是电脑，真正的国内科技动态内容少而又少。人们整天看着电脑屏幕和手机，得出中国科技一塌糊涂的结论是很正常的。——这又让我想起了两年前北京高考学生用着手机骂手机的场景。
至于有关屠先生获奖与未评院士的争论，倒不妨探讨一下。
最开始，我听说屠先生连院士都不是，和很多朋友一样，为她抱不平；甚至认为这次获奖有为她出一口气的感受。前一段网上不是流传着有关马云的说法，“当年你对我不理不睬，如今我让你高攀不起吗？”
但看到有人把这些事写成文章，并做出“深度剖析”后，又开始觉得有些地方不对。
有篇文章这样说：“默默工作、不善交际、敢讲真话、贡献卓著的落选院士，涉嫌造假、擅长公关、有权有钱的却顺利当选、风光无限。……是该检讨、改进两院院士的评选标准、方法和程序的时候了。”
这篇文章所说的事实无误，但这样对比却有欠缺。这样的事实在哪个国家都存在，包括诺奖评审也不可能囊括所有的顶尖人才，甚至有欺世盗名之辈，但你能说诺奖不权威吗？
这篇文章的认知方式，心理学上有个名词是“过度概括”，就是以我们有限的依据为基础，对自己和别人得出消极的结论。
屠先生没有获得院士称号，袁隆平先生也没有院士称号，这无损于两位先生的伟大，也不能说明院士群体是欺世盗名之辈。不过是标准不同罢了。
就拿我所在的学校来说，学生在校外获得全国性的大奖，回到学校不一定能拿三帆奖金奖。这不是谁的错，而是标准不同而已。
所以，我们不可极端化，认为获得诺奖就要赢家通吃，中科院不授其院士就说明他们愚蠢；也不必认定只有获得院士才是国家的主流肯定。
其实，屠先生与袁先生已经获得大量国家给他们的荣誉，这不也是中国科研和人才体制给他们的激励吗？
另外，据我所知，对屠先生确有争议。
青蒿素的研制持续了13年，聚集了全国60多个科研单位，参加项目的常规工作人员有五六百人，加上中途轮换的，参与者总计有两三千人之多。屠先生做出极为关键的贡献。据说，屠先生为了试验青蒿素的可靠性，曾经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所以，她代表这个团队乃至国家获奖是实至名归。
我们要鼓励那些做出最关键贡献的科学家个人——社会应该对他们有极大的宽容与激励。
但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别人对她“独享成果”有质疑就认定大家都有嫉妒心，因为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不是团队合作的成果。尤其是青蒿素这个项目，是国家交给的任务，很多人在其中的付出没有被承认，有些质疑也是合理的——社会对这些人也要有极大的宽容与鼓励。
前述文章指出，屠呦呦除了“不善交际”，还“比较直率，讲真话，不会拍马，比如在会议上、个别谈话也好，她赞同的意见，马上肯定；不赞同的话，就直言相谏，不管对方是老朋友还是领导。”——似乎屠呦呦没入选院士又是中国酱缸文化的表现。
但也有人这样说：“我自己和屠呦呦交流也觉得有一定困难，特别是不欣赏她把中医研究院的原始材料都收藏在自己家，不交出来给研究院，也不给我们看。”（饶毅语）
这至少说明有些人对屠先生是有不同看法的。
评价一个科学工作者，当然首先评价的是学术成就；但评选院士，一定要德才兼备。
也许屠先生真是被委屈了，也许真有不少欺世盗名之辈上了院士，但我们对院士的评选制度与标准还是要有信心。不能因为屠先生没评上院士，有些欺世盗名者评上了院士，就对院士评审不信任。
我们不能因为自己身边有人不当得利了，就认定所有的评审都是不当得利。
屠先生到底是什么原因没有评上院士我并不知道，我只想说，切不可因为我们认定这个社会有不公，就拿屠先生未评院士一事认定这个社会不公。屠先生有获诺奖的资格，但院士评审委员会也有不评她的理由；如果屠先生获了诺奖，就意味着院士评审人员都是蠢货，恐怕不能令人接受。
对这一点，饶毅先生有过中肯的说法，请允许我大段引用：“如果哪天屠呦呦和张亭栋获得了中国的普遍认可、甚至世界的肯定，我希望，中国大众不能简单地英雄崇拜，认为他们是完人。他们不是，也没有人是。
“他们的工作都有前人的基础、以及合作者的贡献。在青蒿素发现过程中，全国合作的任务，很多人参与了、并作出重要贡献。屠呦呦课题组内部多个成员也有重要贡献。不能因为肯定屠呦呦就否定课题组其他人员的贡献、其他课题组的贡献。
“他们的药物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我们应该推崇他们的工作、肯定他们的成就。科学，有着客观的标准，也可以通过争论将我们带近真理。”
评完了屠先生这件事，我再说几个好玩的事情。
第一件事。
在这个消息公布前一个小时，有位“真语文教育专家”发表了一个微博：“据报道，2015年诺贝尔奖的揭晓时间已经确定。和平、经济学和文学奖项咱不说了，评上也不说明咱好，评不上也不说明咱差，本来就是两股路上跑的车。但，这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和化学奖评不上，可得说说。北大、清华、复旦、交大一批所谓一流大学要说清楚：为什么总评不上？！”
结果一个小时之后，屠先生获奖的消息就出来了，网友一下子就兴奋了……
第二件事。
还是这位“真语文教育专家”。
他曾到我校给语文教师做过讲座，举了一个例子，说江苏某学校一个学生在升旗仪式上改了事先约定的稿子，大骂中国教育。他让我们的老师们说说看法。我们学校一位老师很直率地指出这个孩子是在公器私用。结果，“真语文教育专家”怒了，回去在自己的博文中痛批中国的重点中学老师扼杀学生的个性，是专制主义。
第三件事。
前几天，我希望我的学生就暑假去东北做气候考察的活动做一个课题，争取参加创新大赛，向一位北师大的教授求助；大概我的学生催要数据有些着急，没有符合那位教授的课题进度。那位教授很生气，认为中学教师急功近利，认为我们把学生当作挣业绩的工具（短信原意如此）。
举这三个例子并不是想抱怨谁，而是想说我们其实都在被情绪化的“过度概括”伤害着。
因为有教师对学生专制，因为有教师把学生当作挣业绩的工具，所以我们这些教师都是专制的，我们都在把学生当作挣业绩的工具。
只要遇到自己不同意的看法或不如意的遭遇，就用刻板印象评价——于是我们就成了“罪恶教育”的代言人。
被别人这样骂我们，我们心理肯定不好受。但其实，我们也经常这样看别人。
我们对社会对某个群体形成了固定的认知，于是当我们分析事情时，我们就喜欢将这种认知自动地套上去。
这种情绪化的过度概括处处存在。
因为期望值高，所以我们有诸多不满；但因为我们可能眼界并不开阔，我们会被情绪遮蔽。
像前文提到的那位真语文教育专家，我理解他迫切希望中国科学技术进步的心情。但他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他把他见到的东西，用自己头脑中既定的标准去衡量，最后臆想出了他头脑中的中国现实——这也是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的。
其实，屠呦呦先生获得诺贝尔奖，中国人很高兴，这就够了。
屠先生没有获得院士，但在她获诺奖前已经获得国家与社会的肯定；她获得诺奖，我们真心为她高兴。至于她为什么没有得到院士，我们不了解情况——不排除她受了委屈，但也不必义愤填膺，如果借此机会又联想到自己受的委屈更实在没有必要。
其实，屠先生这次表现得是非常淡定的，她将获奖看作世界对中医中药的肯定，她说获奖是整个研究团队乃至中国科学家群体的光荣。
我想，已经八十几岁的她，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了，不会再汲汲于一些委屈和不公了。这一辈子，在她和她的团队努力下，挽救了几十万人的生命，这不是最幸福的吗？
所以说，不要让过度概括影响我们的判断和情绪。
毕竟人生短暂，需要我们做的事情太多了；像屠先生那样，虽属“三无”却立德立功于天下，这样的人生，才真正充实幸福。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