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袁照：又到杨林河

又到杨林河
我曾在那个夕阳下的树林处，居住三年，昨天我又去了那里。下个月，那个地方将开挖成河。有一条河蜿蜒而来，又蜿蜒而去。流过岳王镇，再向东流几里，是一个偏僻的地方，当年办了窑厂。有土窑，有新窑。土窑是烧青砖的，新窑是烧红砖的，新窑像一个现代大厂房，有高高的烟囱，那烟囱就是当地的标志物，现在所有的厂房厂舍都不在了，只有一个高高的烟囱还在。窑厂对面，即河西岸，就是我当年插队落户的地方。
这条河叫杨林河，当地人叫杨林塘。我们插队落户的那个杨林西岸，叫新建知青点。对那儿的牵挂，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说是与日俱增。十九岁至二十一岁，是一个如何风华正茂的年龄。每个人只有一次的青春，我就献给那儿了。说着奇怪，离开以后三十年，才重返那里。有了第一次，很快也就有了第二次，第三次，每一次，都有感受。随我一起去的朋友，常常想不通，这么一个破败的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孤零零的几排老屋，也与不见一个人，竟一而再，再而三地要回去。

我回去，是要看看那条杨林河。虽然，那已不是三十八年前那条杨林河了。知青点还没有安置在那儿的时候，杨林河是寂寞的。由于我们的到来，一度喧闹了起来。那时，我们几十个从苏州去的知青，单纯，单纯到几乎无知，鲁莽，鲁莽到几乎粗野，一下子离开父母，从城里把自己扔在了原野，就在那儿安身，是如何地新奇与苦闷？如何地自由与孤独？那个杨林河西岸，就这样成了我们组成的一个荒野里的集市。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件独特事件。我下乡已经到了后期了，既不同于早期的“插队”，那是知青直接下到生产队，在生产队里自立门户，融化在农民之中；也不同于下到农场、建设兵团，那虽然也是务农，但自成体系。而我们的知青点，介于这两者之间，户口是下到生产队的，每年要参加生产队的口粮分配、收入分配，属于生产队的一分子。但平时，在知青点上做工。开始是在杨林河对岸的窑厂，后来，知青点上办了一间加工场，就在工场务工。农忙季节，还是必须回到生产队的。我的户口下在红星生产队，在知青点的西北方向，一年难得去几次。我的生产队是比较富裕的生产队，我每年的收入会比其他知青多，虽然平时我们在一起一样劳动，获得相同的“工分”，可“工分”返回到生产队，每个工分值就出现差异了。在这个生产队一个工分值可能是一角钱，在另一个生产队可能只有五分钱。

苏州的知青点，是城乡合作的产物。当年，市里的每个区、局所属的职工子女中学毕业以后，都要参与安排下乡务农。我父亲在镇江火车站退休，其子就女属地管理，我就成了沧浪区的子女。那年沧浪区在太仓协助建立了岳王、牌楼、茜径三个知青点，那三个知青点，就像三个弟兄，知青们往来，似在走亲戚。我们的工场，是由苏州沧浪区给予支持办起来的，成了以后风起云涌乡镇企业的先导。八十年代，几乎所有知青都返城了，知青点却留在了那儿，不断发生着变化，曾成为火红的队办企业。我们居住的房屋，也曾成为车间。昨天，我再去的时候，正是傍晚，夕阳挂在天边，周遭一片血红，远远望去，我们那个旧址，就在那血红的晚霞下，一圈老围墙，凄婉地得让我惊讶。
岳王镇，当地人称为岳王市，称呼为市，也只不过是两条小街，一条东街，一条西街，都是窄窄的巷子，当年那可是当地最热闹的街市了。东街的最东头是粮库，是全公社最高大、最气派的房子。每年我们交公粮，交完公粮以后，走在东街上，舒畅地摔膀子。走完东街，进入西街，比东街繁华，街两边是店铺，买一点烟酒小吃，是很奢侈的事情。有一次，我竟用五元钱，请了几个路遇的其他知青点的知青，吃了一顿午餐，一度被称为“侠举”：那个时候，我每个月的生活费是五元钱，我把一个月的生活费请了客，那不是侠举还是什么？被我请了的知青，其中一个，后来成了我的夫人。
现在，走在东街、西街，无论是气息，还是我内心的感觉，都是寂冷与寂寞的。这个小房子，当年是极普通的街舍，曾经住过的人，都走了，有的走入城市，有的离开人世。多熟悉的天井、多熟悉的门窗、门框，曾经的日常生活，如今楼去人空，野草野花凄凄，竟成为了别人的风景。时光一瞬，相隔就是三十多年，我走的时候，那个早晨升起的太阳，还没有到达中天，现在这颗太阳的余辉，却正照在斑剥的墙上。
走出老街，沿着杨林河，我又到了我曾生活了三年的知青点。那一年，也是沿着杨林河，我父亲母亲把我送到这里。他们是随敲锣打鼓的汽车，把我送到这里的。上午从苏州出发，中午到达，汽车开得慢，要三、四个小时。吃过午饭，父母走了，我独自留下。现在怀想起，才能体会到父母的当时心境：父亲那年已经七十二岁了，母亲也六十余一岁了，他俩把八个子女中的最小的一个，送到乡下去谋生，会是如何的不忍？父亲几乎是半月、一月就会给我写一封信，恭恭敬敬的楷书，饱满而有力。现在，满满地扎成一捆，我还藏着，对我来说，那是亲情与历史的记忆。

从窑厂到知青点，有一座桥,那时我们是天天必走的。夕阳的余晖中，我再一次走了上去。依着栏杆，相望不远处的知青点，感慨不尽。尽管早已面目全非，居住的房子，有的已拆除了，不过，我还分辨得出，这堵墙，那堵墙，曾是我居住的墙。要不了多久，连这些都要没有了。桥下油菜花开放的地方，当年是一片竹林，如今竹林也没有了，是如何让人沮丧。我曾无数次站在桥上，看河水从远处流来，又向远处流去。曾经多少次，在杨林河中洗澡、游泳，当时河里驳船很多，船沿就是我们的跳水台。有一次，戴着眼睛跳水，等我浮出水面，发现眼镜没有了，以后很长一段日子，睁眼瞎似的在农田里劳动了一阵子。很快这座我站着的桥，也将拆除，我再来到此处之时，又将何所凭依？
我的记忆是”知青”的记忆，是那个特定时代的知青，留在这个大地上仅有的记忆。知青的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城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知青，农村队队村村有知青，把原先城乡相互封闭的格局打破了，知青生存状况，更有具有历史的意义。他们在农村的生存方式与道德操守，更多方面冲击着农村大地。为何建立知青点？除了借住城里的力量，改善知青的生存状态之外，还有便于管理知青的目的。当地的农民既喜好接近我们，也想远离我们。田里少了蔬菜，家里少了鸡鸭，往往都认定是知青干的，事实上，绝大多数也的确是知青干的。农民们对此，一般都给予极大的宽容，有的说都不会说，走的走过知青点，会骂骂咧咧，但也是一骂而过。我坚信要不了多久，我们的后辈，珍藏知青的遗迹，会如同保护远古人类画在山崖上的图腾，从中以获得特殊历史的真实的影子。

这次，我又来杨林河，是来太仓参加“三月三诗会”的。据说，杨林河下月就要开始两岸拓展与河床深挖工程了。是何时机缘难得？三月三诗会，也是有因缘的。开始于三百多年前的明朝，那一年，是1633年，首倡虎丘诗会，开成了虎丘大会，从江南，乃至全国各地来了一千多诗人。诗会由张溥发起，张溥是复社领袖，太仓人。历史悠悠，三月三诗会也不知何时消失了。直至九年前，一帮江南的诗人，再续三月三 虎丘诗会，诗会地点每年一个地方，在江南轮转，今年到了太仓。每年的诗会，都要纪念一位历史上的诗人，今年纪念的是吴梅村。吴梅村是张溥的学生，也是太仓人。历史是何等有意思，张溥开启了三月三，三百多七十年以后，后人在太仓又以三月三的名义，纪念张溥的学生吴梅村。吴梅村是明末清初的一位顶尖诗人，它他的”圆圆曲”，是可以与”长恨歌”、”琵琶行”相提并论的作品。诗会上，我做了发言，在我的故土参加诗会，在我的故土参加纪念我视为故乡先辈诗人的诗会，对我来说，意义是不一样的。我说，与其在仅仅纪念吴梅村，不如说，我们还在纪念我们自己曾经的过去。
我们该如何对待历史的记忆和文化的记忆呢？吴梅村是文化的记忆，是诗与明末清初的社会记忆。我们现在需要重视它，保护它，而现代农村大地上许多有着历史记忆的社会现象，可也都需要重视与保护。那个岳王市的东街、西街，也是文化，也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消失。同样，现代的知青以及知青点，更是历史的记忆，我们如何处置它呢？民国的建筑与遗物，开始成为珍宝了，知青点的建筑与遗物，以后何尝不是呢？仅仅是属于人的个体的记忆吗？不是这样的，如同，今天的杨林河它已没有多少属于我们过去的东西。但是，当眼前的夕阳落下了地平线，当两岸我不熟悉的风景，开始静静地溶入黑夜，这个时候，杨林河却突然真实地回来了：还是这条河，三十八年以后还是真实的，那曾是我生活中的真实，真实的生命中的流水，它还在向原有的方向，不知疲倦地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