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勇｜十年一读赵树理

01
我的出生地是山西省晋城县（现为泽州县），这个县与赵树理的故乡沁水县接壤。我出生后的第三年，赵树理离京返乡，担任晋城县县委副书记。一年之后，“文革”爆发，他被晋城的红卫兵揪斗出来，从此开始了最后几年被批判、受折磨的岁月。我家乡那带流传着不少与赵树理有关的故事，但我小时候却从未听说过，或许那时的他因其敏感，已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了吧。
?赵树理（1906年—1970年），原名赵树礼，山西晋城市沁水县尉迟村人，现代小说家、人民艺术家，山药蛋派创始人。
大概是1974年前后，我家的西小屋里多了一个大纸箱。箱子是长方形的，宽约一尺半，长约一米五，样子不新不旧，颜色不灰不白。那个年代，这种纸箱子并不多见，但它究竟来自何处，我却说不清楚。箱子里堆放着一些旧书旧报旧杂志，乱糟糟的，却也颇为可观。杂志我记得有《红旗》，还有《无线电》。那时我父亲在公社做电话维护工作，《无线电》这本杂志我记得他订了多年。
那个时候我已经能够读书了，而且常常处在无书可读的饥渴状态。于是过一阵子，我就去那个箱子里倒腾一遍，看是否能有些收获。无功而返的时候，我也会瞅一瞅报纸上的“最高指示”或“毛主席语录”，但那些文字对于一个小毛孩子并无多大吸引力。倒是有一次看到毛主席写的一封信，那几句话文绉绉的，颇让我感到新奇。来来回回读几遍之后，居然一下子就记住了：“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泽东”。那是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写给下乡知青李庆霖的回信。如今我说起那个纸箱，首先想到的竟然是那封信。
不知是第几遍倒腾的时候，忽然发现了一本破破烂烂的书。书的封面、封底已不知去向，一前一后的书页也残缺不全，封脊秃噜了之后裂成了几道缝，上面自然已找不到文字。但读了几页，我还是很快被它吸引过去了。那是发生在一个山洞里的故事，洞外面是兵，兵荒马乱，一片喧嚣；洞里面却仿佛成了桃花源。男女主人公被堵在洞里出不去，只好在里面过家家。黑灯瞎火，日夜不分，饿了做饭，困了睡觉。后来，他们终于还是被敌人发现了。敌人拎着枪进了洞，他们拎起手电筒往洞里的深处走，往高处爬。忽遇一条水筒粗的蟒蛇，白花花的，动静还挺大，两人吓得够呛，缓过神来才意识到是一股泉水。就这样，他们摸索着、帮衬着也鼓励着，一直朝着那个可能的出口走去，一路是山穷水复的紧张与刺激，柳暗花明的激动和欣喜。终于，他们走出了那个山洞，但长时间在黑暗中蜗行牛步，一见太阳，晃得他们的眼睛都睁不开了……
这个故事有意思，我几乎是一口气把它读完的。那里面有我还读不懂的朦胧爱情，更有我看得懂的探险之旅。它们交织在一起，真真切切又奇奇幻幻，仿佛后来的少年儿童读《哈利波特》。这本没头没尾没封脊的书不知被我翻了多少遍，它成了我的启蒙读物之一。
但是，许多年里，我却不知道它的作者和书名。直到后来有一天我读小说，忽然惊叫起来：天哪，《灵泉洞》！赵树理！这不是我小时候读过的那本书吗？那一刻，我像遇到失散多年的老友一样兴奋。但它究竟是发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还是九十年代，如今我已记忆模糊。
?连环画版《灵泉洞》。作者:任伯宏/任伯言。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年:1962年9月。
这就是我阅读赵树理的开端。萨义德说，一件事情的“开端”很重要，而且，“开端”又总是产生于回溯之中。[1]如今，当我回顾对赵树理的阅读时，如此隆重地确认下这个“开端”，或许也不无意义吧。现在想来，是不是因为这样一个“开端”，才让我有了所谓的“赵树理情结”？——情结？当我闪出这个念头时，忽然才意识到感觉不对。用“情结”拽大蛋做甚？分明是“赵树理疙瘩”嘛！说成心里长了颗“疙瘩”，才符合赵树理式的表达，才算是接上了晋城、沁水的山药蛋地气。记得尘元（陈原）先生说过，把complex译成“疙瘩”，简直妙不可言！[2]
然而，整个七十年代，我也就读过那本缺胳膊少腿的《灵泉洞》。我上小学的时候，赵树理已被批倒斗臭，含冤而死，课本里自然是不可能选他的作品的。我父亲说他年轻时读过《三里湾》，但我怀疑那是一本过路书。否则，在我翻箱倒柜找书看的年代里，为什么它却不见踪影？有一位叫范巨通的晋城老乡回忆说，“文革”之初他回乡务农，苦闷之余读闲书，居然找到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和《三里湾》。[3]他很幸运，或者是那个时候赵树理的书还没被扫荡。而在“文革”后期，这些“大毒草”却很难在农村找到踪影了。例证之一是1975年那个春天我烧伤了腿，养伤期间我曾让我父亲四处找书，但他找回来的却只有《虹南作战史》之类的作品。
1978年10月，赵树理的冤案平反了，他又可以被公开谈论，他的《田寡妇看瓜》《小二黑结婚》也将再度进入中小学教材。而那时我也即将高中毕业，准备告别七十年代了。
八十年代我是否读过赵树理的作品？如今已记不清了。可能的情况是，上大学期间我也浮皮潦草地读过一点他的代表作，却并未留下太深印象。那个时候，现代文学史的课程由王德禄老师主讲，他的研究兴趣主要在鲁迅那里，整个文学史似乎就成了鲁迅专题。他讲过赵树理吗？我现在已印象全无。讲授当代文学史的是邢小群老师，她是北京老插，赵树理似乎也不入她的法眼。我记得她在课堂上拿上党梆子举例，说，上党梆子太高亢，嗷嗷嗷吼着，直眉愣眼就窜上去了。她连说带比划，笑眯眯地摇摇头，那是听不惯的表情，也仿佛是颇有点不屑的调侃。这番评点我不但不反感，反而是正中下怀。上党梆子是我家乡的地方戏，赵树理爱它爱到了骨头缝里，但我却对它没什么感觉。我是听着有线广播中的革命现代京剧长大成人的，这很可能意味着，在我幼小的心田里，不仅播下了革命的种子，而且还播下了京剧这一剧种。而我现在却越来越意识到，不熟悉上党梆子，理解赵树理就缺了一块重要内容；或者至少，我们会与他作品里那些被上党梆子滋养过的成分失之交臂。
?上党梆子是山西四大梆子之一，流行于山西省东南部。享有同蒲剧、晋剧同等历史的文化资格，是上党戏的代表剧种。它在道光年间称为本地土戏，1934年赴省城太原演出时称作上党宫调，1954年定名为上党梆子。上党梆子以演唱梆子腔为主，兼唱昆曲、皮黄、罗罗腔、卷戏，俗称“昆梆罗卷黄”。2008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
关于赵树理，整个八十年代让我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现在搜索记忆，似乎只剩下郑波光先生的那篇文章了。郑文名为《接受美学与“赵树理方向”——赵树理艺术迁就的悲剧》，刊发于《批评家》1989年第3期。承蒙《批评家》正、副主编董大中和蔡润田二先生厚爱，从创刊至停刊我就能期期收到这本杂志，似已享受着专家待遇。[4]而这期杂志中的这篇文章，我是在第一时间读完的。如今打开这期杂志，见此文勾勾画画的部分不少，那应该是阅读时的现场记录，可见当时读得多么仔细。
郑波光这篇文章中说了些什么？只要把我勾划过的部分略加呈现，就大体清楚了。他说：“中国农民的文化水准是很低的，是一个低文化层，赵树理对这个低文化层是一味迁就的。”他还说：“在赵树理的作品中大多是扁平型的人物，像三仙姑、二诸葛，多少被夸张和漫画化了，在赵树理的全部作品中，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典型人物。”他更刺激的话是：“被动地适应，消极地迁就，严重地限制了赵树理的艺术视野，限制了赵树理艺术才能更大的发挥。……从文学的观念和艺术的水准上衡量，赵树理创作较之他的前辈们，是个倒退，是从鲁迅、郭沫若、茅盾等的现代文化的高层次，向农民文化的低层次的倒退。这是不容置辩的事实。赵树理的艺术成就不但不能与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沈从文、老舍等人相比，而且比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也有所逊色。”——厉害了word哥！多么让人血脉贲张的文字！尽管今天看来，此文已把问题大大简化，但我当时却读得心潮澎湃。我觉得郑波光说出了我的心里话，也给了赵树理一个合适的定位。
现在想想，这种观点其实是与八十年代的时代精神捆在一起的。在新启蒙运动的浪潮之中，知识界接通的是中断多年的“五四”新文化传统，自然，鲁迅等人的写作无疑便被视为标高与正统，而相比之下，赵树理的作品也就成为等而下之的东西了。戴光中那时撰文，甚至认为赵树理的小说是一股“逆流”，[5]显然也是以“五四”新文学为参照系的。另一方面，八十年代的文学观念是“向内转”——回到文学自身，倡导艺术自主。赵树理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年代曾经被标举为“方向”，这大概是“向内转”时学界无论如何都没办法接受的。于是把赵树理拉下神坛，一切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加上八十年代后期有了“重写文学史”的讨论，赵树理既反“五四”新文化传统，又与政治纠缠在一起，他就更成了“经典重构”活动中的倒霉蛋。那时候一些比较激进的学者，很可能大有把赵树理请出文学史的冲动，或者，起码是想把他打发到文学史中的一个低位，以免他太扎眼而让大家都跟着他丢人现眼。
就是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中，我经受了一场身心世界的全面洗礼。那时候我虽然还没有拉开阅读赵树理的架势，却仿佛已有了对其作品的初步判断。而这种“预判”或“前见”，无疑关联着八十年代的精神遗产，也将伴随在我对赵树理的正式阅读之中。
02
我对赵树理的真正阅读始于1996年，本来我可以提前六年，但或许是天意，我并没有赶上那班车。
1990年，我研究生毕业后又回晋东南师专工作。师专在上党古城长治市，而这座城市既是赵树理年轻时求学的地方，又是他后来活动的根据地之一。或许就是因为这层关系，这里的人们对赵树理都不陌生，有点文化的人说不定就是赵树理研究专家。我所在的师专中文系，尤其是搞现当代文学专业的老师，一说起赵树理，似乎人人都有两把刷子。
那一年的12月，由山西省作家协会、晋城市文联和沁水县委县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三次（国际）赵树理学术研论会”在赵树理的故乡沁水县举行。据我的大学同学陈树义写的会议综述，[6]这次会议有一百多人参加，还有来自日本、美国、苏联、罗马尼亚、挪威等国的学者与会，但我却没能成行。可能的原因是，会议通知寄到了中文系，由系主任分配参会名额。名额给了四、五位老师，没有我的份。
我现在提起这件事情，是因为它关联着我的一个情绪记忆。我读研的时候，已与所在学校的姜静楠老师混成了朋友。他参会了，而且还要找我叙旧，顺便慰问一下我这位回到革命老区的战友，却没想到我躲在二百里开外，愣是不见他。于是姜兄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回去之后他便写过信来，问罪于我。我只好赶快解释，言其处境，请他谅解。我说，我哪里会想到“蒋委员长”（我们上学时对他的戏称）要大驾光临啊，若知你不远千里，来到晋国，我就是连滚带爬，也得前去拜见。
而更重要的是，因为没参加成这次盛会，也让我对赵树理的阅读延宕了整整六年。我的设想是，假如我去开会，肯定是要提交论文的；若要写论文，自然就要读赵树理的书。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逻辑链条。如今，我把没读成赵树理的书怪罪于没开成会，似乎有点蛮不讲理——你怎么就那么功利？不开会就不能读读老赵的书了？但也许我想表达的意思是，那时候的赵树理并不在我的关注视线之内。我需要外力推动，才能启动对他的阅读。
李有才板话
?《李有才板话插图》，罗工柳1946年作。《李有才板话》是赵树理创作的一部经典中篇小说。1943年发表。小说主要内容为：抗战时期，地主阎恒元把持了敌后根据地的村政权，村干部贪污盗窃，欺压群众，却居然骗取了“模范村”荣誉。李有才带领小字辈，以“快板诗”为武器，同他们进行智斗，并取得胜利。
或许是与这次创伤经历有关，六年之后我与山西大学合作，亲自操办了一次有关赵树理的会议。1996年是赵树理诞辰90周年，那个时候我在晋东南师专已混出点模样，就琢磨着借机开会，弄出点动静。开会是一个花钱的事情，所幸得到了时任校长王守义先生的大力支持。会议在当年6月举行，名为“山西省高校纪念赵树理诞辰90周年暨学术研讨会”。我虽然遍撒英雄帖，参会者也只有二十多人，这固然与我的号召力不够有关，却似乎也说明了一个问题：九十年代，赵树理研究已进入萧条期。
这次会议从省外来了两位年轻人，我需要在此提及。一位是来自武汉《通俗文学评论》杂志社的钱文亮，另一位是山东师大中文系的白春香。我当时并不认识钱文亮，为什么能把他“忽悠”过来呢？说不清楚了。但就是因为这次参会，他相中了我们的三篇论文，我的文章《可说性本文的成败得失——对赵树理小说叙事模式、传播方式和接受图式的再思考》也在其中。这是我研究赵树理的首篇文章，此文见刊后，很快又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7年第1期）全文转载，让我小激动了一番。但其中有一处改动，却让我不甚满意。我在文章的起笔处写道：“现在看来，赵树理的作品之所以在20世纪中国小说的形式革命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主要是因为他以一种‘反革命’的话语方式创造了一种有意味的小说形式。”文章见刊后，发现“反革命”变成了“非革命”。一字之差，味道已大不一样，我所需要的修辞效果也化为乌有。另一个不满意的地方是我后来才意识到的。八十年代的text有“本文”与“文本”两种译法，又因为我引用的文字中有“可写的本文”之说，便干脆选“本文”而弃“文本”，其中的标题和关键词自然也成了“可说性本文”。而实际上，后来通行的却是“文本”而非“本文”。这个事情怨我，与刊物并无任何关系。我与文亮兄那两年还偶有联系，后来就想忘于江湖了。只是去年要推送他的一篇译文，我才转圈打听到了他的联系方式。借此机会，我要向他说一声谢谢。
白春香当时还在读研究生，师从于我的硕导李衍柱老师。李老师得知我在办会，就把她推荐过来。导师发话，我自然是满接满待，以尽地主和师兄之谊，她则提交了一篇不错的文章：《深厚的“农民情结”——赵树理创作心态分析》。几年之后，她来北师大攻读博士学位，一不留神又成了我的师妹，可谓“二重反革命”。而她写博士论文最终决定与赵树理较劲，是不是与她当时参加过那次会议有关？2008年，她把刚刚出版的博士论文《赵树理小说叙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送我一本，读得我两眼放光。此书由董大中先生作序，是国内第一部从叙事学视角研究赵树理的专著。我觉得她功夫下得足，也把赵树理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白春香：《赵树理小说叙事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而对于我来说，更重要的收获是因为那次会议，让我真正开始了对赵树理的阅读。那个时候，我手头还没有《赵树理全集》，只好把北岳版《全集》从图书馆借回来，挨个儿读他的小说，第四卷的“文艺评论”部分尤其读得细。也买回戴光中的《赵树理传》，配合着此前董大中先生送我的《赵树理评传》来来回回读。经过大半个学期的阅读和琢磨，我写出了上面提到的那篇论文。
今天回看这篇文章，我依然不觉得它有多寒碜。但是我也必须指出，由于八十年代所形成的那种“前见”，我这篇文章的核心观念中显然弥漫着一股精英主义的气息。我的题目中是“成败得失”，而我更想弄清楚的恐怕还是“可说性文本”“败”在哪里，“失”在何处。这当然不是故意找茬，而是我们这代读者阅读赵树理的必然感受。我把赵树理的作品归结为“可说性文本”，意味着他的写作初衷是要作用于人们的听觉器官，但我们毕竟已非古典听众，而是被八十年代欧风美雨的文学洗礼过的现代读者。而八十年代的中国也有了所谓的先锋文学：马原玩着“叙事圈套”，余华写得血呼啦差，洪峰在《奔丧》，莫言正《爆炸》……。读过这些作品再去读赵树理，就觉得他那些老老实实讲故事的小说确实土得掉渣，拙得可爱，很难给人带来审美愉悦与心灵震撼。或许也可以说，赵树理的作品本来是写给那些没有多少阅读经验的农民读者听的，如今却与我们这种读了不少现代小说的读者狭路相逢，这时候，文本与读者很可能就会双双扑空，错位也就变得在所难免了。
大概，这就是我真正阅读赵树理时的真实感受。这种感受陪伴我多年，直到我后来多了一些“了解之同情”。
那次会议结束后不久，我实际上又写出一篇关于赵树理的文章。记得开会的一项任务是出专辑，发论文。而在当时，通过正常渠道集中发表一批关于赵树理的论文则几无可能，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找一家杂志合作，我们出钱，他们出版面。可能还是通过校长的关系，我开始与《山西师大学报》主编陈建中先生联系，为此还专门跑了一趟临汾，敲定了在这家学报出增刊（名为“纪念赵树理诞辰九十周年”）之事。这期增刊一家伙刊发论文27篇，可谓赵树理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但我的论文已被钱文亮拿走，必须重写一篇才能补上这边的窟窿。也是因为这次会议，董大中先生送我一套《赵树理全集》，他又赠送给与会者一批《赵树理年谱》。这些书在我写第二篇文章时已派上了用场。经过一番思考，我在收看亚特兰大奥运会的过程中完成了关于赵树理的第二篇论文：《完美的假定　悲凉的结局——论赵树理的文艺传播观》。此文自然首发于《山西师大学报》，但因为是增刊，那一期好像成了内部刊物，文章似也妾身未明，委屈得紧。于是五年之后，我只好打发它重新上路，让它在《浙江学刊》（2001年第3期）上正式亮相了。
这就是我琢磨赵树理的起点，或者也可以说是我真正阅读赵树理的“开端”。
但我并非坚定不移的赵树理研究战士。写完这两篇文章之后，我就移情别恋，等再一次面对《赵树理全集》，已是十年以后的事情了。
03
因为读过一番赵树理，我后来谈及他时便有了一些底气。比如，读博期间，我在北师大继续教育学院讲过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用的教材是钱理群等人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讲到赵树理的“现代评书体”小说时，我立刻就来了情绪。又比如，从2003年起，我们八、九位弟子跟随导师童庆炳先生编写高中语文教材。教材分必修与选修两种，必修教材中，我力主让《小二黑结婚》重新进入课本，理由是让学生体会一下说书讲故事的魅力。选修教材我负责《20世纪中国短篇小说选读》，于是《登记》又成为其中的一课。为编好这两篇小说，那一阵子我又开始跟赵树理较劲。或许是正在编写教材的兴头上，或许是也正好读了藤井省三的《鲁迅〈故乡〉阅读史》，一位教育硕士找不到毕业论文题目，我便给她布置一道：考察一下《小二黑结婚》在中学语文教科书中的出没情况。在我的想象中，《小二黑结婚》阅读史说不定比《故乡》阅读史更有写头。
?《小二黑结婚》是现代小说家赵树理写于1943年的短篇小说。小说描写了抗战时期解放区一对青年男女为追求婚姻自由，冲破封建传统和守旧家长的阻挠，最终结为夫妻的故事。
我需要提一提席扬先生的《多维整合与雅俗同构——赵树理和“山药蛋派”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了。席扬是赵树理研究专家，也是我在山西时就认识的一位朋友。1996年我办会时，曾邀他出席，他不但参加了会议，还给师专学生带去了一场精彩讲座。但自从我北上京城，他南下福州，我们就断了联系。他这本书刚一上架就被我发现，并立马请回家来，既是因为赵树理，也是因为与他的那份友情。记得拿到这本书时，我先是翻阅一番。见他反驳范家进先生，其中引用我那两篇文章的观点作为论据，达一个半页码之多，让我顿生他乡遇故知之感。但随后我又读范家进文，觉得他虽稍嫌偏激，却也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7]席扬驳他既有些吃力，似乎也有点情大于理。因为在我的心目中，席扬不仅是赵树理的研究者，还是他的铁杆粉丝，可谓名符其实的“学者粉”（scholar-fans）。如此双重身份，他眼里哪能揉得下沙子？
更需要提及的是这本书中收录的另一篇文章：《角色自塑与意识重构——试论赵树理的“知识分子”意义》。此文力论“赵树理所恪守的身份并不是‘农民性’和‘干部性’，而恰恰是‘知识分子性’”，读后让人感觉份量很重，可谓席扬研究赵树理的一篇力作。但我读着既有共鸣，也有一些疑惑。赵树理固然坚守着自己的“良知”说话，但因此就能说他是一位知识分子吗？如果把他看作知识分子，我们该从哪个层面释放其义涵？是毛泽东所论的这一层还是萨特倡导的那一层？在“知识分子性”面前，赵树理的“农民性”和“干部性”又该如何摆放？或者在席扬所谓的三“性”之中，它们究竟是何种关系？是相互支援还是相互制衡？当它们成为一股合力时，又给赵树理的写作带来了怎样的影响？——2006年年初的一个夜晚，当我困惑于如何给赵树理定位时，我又读开了席扬的这篇文章，以致浮想联翩，夜不能寐。一年多之后的一个深夜，我偶然读到昌切先生的《谁是知识分子？——对作家身份及其功能变化的初步考察》（《文艺研究2005年第2期》），此文开篇便说：“谁是知识分子？鲁迅还是赵树理？赵树理还是卫慧？卫慧还是张承志？张承志还是韩东？仔细想想，问题大了。”这一连串设问煞是有趣。而当我读出“赵树理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官员型作家”这层意思时，却又吃惊不小，很受刺激，便立刻找出席扬的这本书复习，又是一番思前想后，结果失眠至凌晨四点。
?席扬：《多维整合与雅俗同构——赵树理和“山药蛋派”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但2006年前后，我并没有把赵树理的身份问题搞清楚，待琢磨出点眉目，已又过了一个十年。遗憾的是，我的思考结果已无法与席扬兄分享了。他在2014年那个冬天溘然长逝，享年五十六岁，实在是令人痛惜！[8]
就是在这种断断续续的关注中，我跨入了2006年，那一年是赵树理诞辰百年，赵树理研究界可谓动静不小。记得2005年秋，傅书华先生已张罗着为《山西大学学报》组稿，计划在来年推出一组研究赵树理的文章，以作纪念。他邀请我加盟，我答应得痛快。当时我刚进一套《汪曾祺全集》，又差不多把汪老的作品通读一遍，就觉得可以在赵树理与汪曾祺之间做文章。于是我搬出《赵树理全集》，第二次面对他的作品了。
又一次读赵树理，我主要关注的是他的语言。赵树理的语言是独特的，这方面的文章已谈得不少。但他的语言观又该如何理解，却鲜有人谈及。而汪曾祺作为卓有成就的作家，其语言不仅同样独特，而且还形成了一种稳健的语言观。这样，把两位作家的语言观放到一起进行比较，似乎就有了充分理由。我在后来形成的论文摘要中说：“赵树理的文学语言观出现于现代文学语言成型的第二阶段，对于第一阶段文学语言中盛行的书面化、西洋化来说，它是一次必要的否定。但由于这种语言观独重口头／民间传统而排斥其他传统，致使文学语言失去了充分的发展空间。出现于第三阶段的汪曾祺，其文学语言观既借助口头／民间文化传统又依靠书面文化传统，很大程度上扬弃和超越了赵树理的文学语言观，并完成了第二次否定。经过了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后，现代文学语言才算真正确立了自己的民族形式。”此文最终确定的题目是《口头文化与书面文化：从对立到融合——由赵树理、汪曾祺的语言观看现代文学语言的建构》（《山西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给了傅书华老师之后，他在邮件中连夸我是“大手笔”。傅老师也是赵树理研究专家，他如此给我“阳光”，我岂有不“灿烂”之理？于是，我立刻就找到了陈景润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感觉。但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似无多大动静，倒是我紧接着写出的《汪曾祺喜不喜欢赵树理》（《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4期）刚一发表，就被《新华文摘》转载了。
?汪曾祺（1920 - 1997）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
后来，我在课堂上谈到文学语言问题时，这两篇文章已变成了一次课的个案分析。每当我报出《汪曾祺喜不喜欢赵树理》这个题目时，学生们就哄笑起来，仿佛那是一对好基友的话题。但实际上，我要谈论的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作为沈从文的学生，当汪曾祺写出那些“散文化小说”时，他是如何看待赵树理的“评书体小说”的？而“看待”的基础，既有汪曾祺写的那两篇怀念文章（《赵树理同志二三事》和《才子赵树理》）撑腰，也有人们不太在意的散见于汪文中的其他文字打气。怀念赵树理的文章我差不多都读过，我觉得写得最好的是孙犁的那篇《谈赵树理》（《天津日报》1979年1月4日），其次就是汪曾祺这两篇和严文井的《赵树理在北京胡同里》（《中国作家》1993年第6期）了。谈到赵树理爱唱上党梆子时，汪曾祺还将了严文井一军：“严文井说赵树理五音不全。其实赵树理的音准是好的，恐怕倒是严文井有点五音不全，听不准。”[9]严文写尽了赵树理在北京的憋屈，但在五音全不全的问题上，我觉得汪曾祺说得更靠谱。他可是与京戏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老司机”啊。
除以上二文外，我在2006年还写了篇《民间进入庙堂的悲剧——以赵树理为例》（《南方文坛》2006年第3期），但实际上那只是篇半拉子文章。那一年的年初，我读洪长泰著、董晓萍译的《到民间去》，读霍长和与金芳合著的《二人转档案》，实际上是想写篇《脆弱的民间》的大文章。我想象中的副标题是《从赵树理小说、东北二人转与长沙歌厅看民间文化的真实处境》。记得读过《二人转档案》后，我给霍长和先生写邮件请教，我说：“二人转是正宗的民间文化，但因为它的粉词脏口却几乎遭秧。后来倡导绿色二人转，我觉得可能更多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生存策略。我没看过原汁原味的二人转，但似乎能想象到一点它的性话语和性表演给人们带来的欢乐。也许这正是民间文化的魅力所在，巴赫金所谈到的民间文化就是这种样子。只有这种样子的民间文化才是生机勃勃的，而去掉了所谓的粉词脏口，二人转就像去势之后的大老爷们，男不男女不女的，不成样子了。”霍老师则这样回复我：“你对二人转问题的基本估计是正确的。作为一种民间文化，二人转离开了‘脏口’，就像相声没有了讽刺，一点看头也没有。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也曾想多搜集一些民间的没经去势的有生命力的东西，但十分困难。……‘绿色’二人转纯属胡扯，就像反对盗版光盘一样，完全是做给人看的。”这番讨论之后，我动笔了，却只是写出了第一部分内容。大概还是准备工作不足，后面的内容并没有跟上趟。
就是因为这次琢磨，我又想到个好题目：《从赵树理到赵本山：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演变轨迹》，以此谈论农民文化的更新换代，谈论革命群众文化如何转变成了商业大众文化。这个问题若想谈透，应该是一本书的规模，于是我又马上想到该去做怎样的前期准备。这个题目让我激动了一上午，此后的十年，我也不时会想起它，玩味一番，甚至在2010年还买了有关赵本山的几本书和一堆碟，但是却一直没有付诸行动。而就在这十年中，赵本山也盛极而衰，变成真正的赵“老蔫儿”了。
04
过完2006年，《赵树理全集》就被我请到了踩上梯子才能够得着的最上一层书架，一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架势。
实际上，那时候我已有了两套《赵树理全集》，一套是五卷本，黄皮，软封面，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五卷出版于1994年）；另一套是六卷本，精装，硬封面，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放到书架最上层的是六卷本全集。2006年9月，“纪念人民作家赵树理诞辰100周年大会暨创作研讨会”在晋城举行。我回家乡赶赴这次盛会，参加赵树理文学馆开馆典礼，又一次参观赵树理故居，甚至还在某领导的讲话中听到一个句型：“我们缅怀赵树理同志，就是要……。”这个句型反复出现，马上就弄成了“高大上”的排比，像是法拉利组成的豪华车队。官方话语的铺张或排场由此可见一斑。
?赵树理全集（全六卷）
作者:赵树理出版社:大众文艺出版年:2006年09月
六卷本的《赵树理全集》就是这次会议的赠书。董大中先生在这套全集的“编后记”中说：“二十年前，在开始编《赵树理全集》的时候，我心目中的《全集》就是现在读者看到的这个样子。它不分体裁，完全按写作时间编排次序。人的一生是怎样走过来的，书也就怎样编排。我们读着书，就像站在历史的大道旁，看着主人从这头走到那头，从年轻走到年老。”[10]这一“编后记”我当时就读过，我也非常理解董老师如此编辑“更适于研究者阅读”[11]的用心，但我还是把它束之高阁了。也许我并不认为自己是赵树理的研究者，也许我更喜欢平装书而不是精装书，总之，这套书高高在上，一搁就是十年。
十年之后的那个春天，现任赵树理研究会会长赵魁元先生给我打来电话，说9月开会一事，嘱我写文章参会，我很感慨。又一个十年过去了，我对赵树理的思考却依然停留在十年之前。我也想立刻投入到对赵树理的再阅读中，无奈琐事缠身，待我打开《赵树理全集》，已是开会前夕了。
这一遍读，我终于启用了六卷本全集，果然就意识到董老师所谓的编年体的好处。我从后三卷读起，又逐渐向前三卷游弋，不仅重读他的全部文学作品，而且也反复读他的非文学文本。因为这种里里外外的打量，一些想法也在我心中潜滋暗长。我在《2016：阅读遭遇战》（《中国图书评论》2017年第4期）中说：“这次重读赵树理，最让我兴奋的发现其实是在文学场域之外。赵树理的小说固然是值得分析的——事实上，这么多年来研究者感兴趣的无疑还是他的小说；但是，小说之外的各类非文学文本（如各类会议的发言或讲话、书信、检讨书等）却更耐人寻味。我以为，如果要对赵树理做出全面解读，仅仅面对他的文学创作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重视的是他在文学场域之外的所作所为。因为赵树理不仅是文学中人，更是组织中人和农民中人，许多时候，赵树理其实并不以作家的身份出场，而是作为一个‘通天彻地’的干部亮相。那么，在尽党员之责和为农民说话的层面上，赵树理又有那些表现呢？他的那些文学之外的声音如何与文学之内的话语构成了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实际上，这也正是我写作《在文学场域内外——赵树理三重身份的认同、撕裂与缝合》（《文艺争鸣》2017年第4期，《新华文摘》2017年第19期转载）的动因。因为席扬的那篇文章曾让我困惑，也因为读过钱理群先生的长文（《赵树理身份的三重性与暧昧性——赵树理建国后的处境、心境与命运（上）》，《黄河》2015年第1期）之后我依然很不满足，所以就想亲自解惑。尽管我不大同意席扬和钱理群先生的一些观点，但他们的文章还是让我深受启发。当我在文章的末尾特意写下“为纪念赵树理诞辰110周年而作，亦以此文怀念英年早逝的席扬先生”时，我觉得我既完成了一篇致敬之作，十年前的那只靴子也终于落地了。
但我依然心存困惑。赵树理1956年曾写有《给长治地委××的信》，向上反映了农民的吃不饱问题。而两年之后，他又写出了小说《“锻炼锻炼”》，塑造了落后人物李宝珠，人送外号“吃不饱”。我的困惑是，为什么赵树理在给这个××写信时敢于对农民的“吃不饱”秉笔直书，而到了小说里却变成了对“吃不饱”的调侃嘲弄？这究竟是文学与现实之间的裂痕，还是赵树理的一种话语策略？
带着这个问题，我开始向董大中先生请教了。自从1985年我在《批评家》编辑部帮忙结识董老师后，他就成了我的良师益友。而当我开始关注赵树理时，董老师更是给了我很大支持。后来，每每遇到赵树理方面的问题，我都会向他求援，他也总能为我解疑释难。这一次，他给我提供的答案是“赵树理写李宝珠，是正话反说，表面是批评这个人，实际上说的是一种现实情况。不然，你如何理解《十里店》的主题？”于是我又反复读《“锻炼锻炼”》，读董老师关于这篇小说的论述，读陈思和先生的那篇著名文章：《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陈文收在《鸡鸣风雨》一书中，这本书是我1996年夏天去临汾商量赵树理增刊时买回来的。此文及其相关文章曾经让我很受启发，但我当时并未在意陈先生对《“锻炼锻炼”》的评论。后来，文中主要观点变成他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的一节内容——“民间立场的曲折表达：《锻炼锻炼》”，其“晚年绝唱”、“正话反说”、“诱民入罪”等说法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但我读来读去，却依然无法同意董老师和陈先生的判断。犹豫再三，我还是决定写一篇文章：《〈“锻炼锻炼”〉：从解读之争到阐释之变——赵树理短篇名作再思考》（《文艺研究》2017年第9期）。
书名：鸡鸣风雨
作者:陈思和出版社:学林出版社出版年:1994
这篇文章的背后或许已加入了我自身的一些感受。我出生在农村，从小便与农民为伍，对他们的生活习性自然不能说不熟悉。而在“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号召下，我从十一、二岁开始，又不时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这样我又熟悉了农民们田间地头的生活。我以七十年代的少年经验想象《“锻炼锻炼”》中五十年代的农村风貌与人物描写，就觉得杨小四、小腿疼、吃不饱、王聚海等人我都见过，我所在的生产队里就有这样的人物。但杨小四这个愣头青真有那么坏吗？小腿疼那种骂法真能上升到“激越、刻毒的不平之声”的高度吗？说实在话，这些推断与我的少年经验并不吻合。为了让我的推断落到实处，我想到了我的老父亲。我父亲高小文化程度，1958年时二十岁左右，正是赵树理所预想的那种农民读者。既如此，何不让他读读《“锻炼锻炼”》，问问他是何种感受？于是我把这篇小说打印出来，邮寄回去，并修书一封，给他布置几道作业题：一、赵树理这篇小说主要表达了怎样的意思？他想表扬谁，又想批评谁？或者是这里面有没有他要表扬的人物？二、读过小说后，你对王聚海、杨小四、小腿疼、吃不饱等人物的直感如何？你是如何看待这几个人物的？三、返回到1957－1958年那个年代，你觉得赵树理如此写的用意是什么？能否推测一二。四、你在读此小说时，能否感觉到赵树理有“正话反说”的意味，或者是不是言在此而意在彼？
父亲很认真，不仅是他在读，而且他还念给我母亲听。随后他在电话里对我说：王聚海这个人就是个老调和，和事佬。但从今天的眼光看，他想把大事和小，小事和了，不让激化矛盾，这种想法和做法也是有道理的。当年的农村里确实有小腿疼和吃不饱这路人，这种人就是爱占巧（晋城方言，讨便宜之意），喜欢挑肥拣瘦，治一治他们也是应该的。至于杨小四，这个人主要是年轻气盛，心直口快，性子也急。作为一个农村干部，他必须得工作，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但他的文化程度不高，加上是那种性格，遇上小腿疼那种胡搅蛮缠的人，只能拿政府、法院去吓唬她。而小腿疼等农村妇女也恰恰没文化，不懂得自己的做法够不够犯法。所以杨小四一吓唬，她就被唬住了。农村嘛，一着急就日娘诅奶奶的，哪里会像城里人那么斯文，所以说这种做法谈不上有多粗暴，杨小四也上不到“坏干部”那种高度。
父亲完全没读出“正话反说”的意味，于是我开始引导他，讲董、陈二人的观点。父亲道：要是这么说，兴许赵树理真有什么想法，但他又不敢写，只好模糊一下，打个掩护。当时的情况确实是吃不饱。我记得当年的说法是“三百八，少不少，统购统销好不好”。那时候开会，我说了实话：每人一年380斤口粮，那可是不很够吃啊。结果给了我留团察看的处分。但有人会说话，说可以“赶细切薄，多待俩客”，这样就能解决吃不饱的问题。这种说法很滑头，所以人家就没事。
我是在写完这篇文章才想起“访谈”一下我父亲的。他这番朴素的读后感当然谈不上有多深刻，却大体上体现了一个农民读者的真实感受。于是我便想到，后来者通过《“锻炼锻炼”》 想象农民的世界时，往往会从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出发，预设一些前提，然后请君入瓮。这是不是对赵树理写作境界的一种拔高？是不是又很容易让他笔下的人物变形走样？
写出这篇文章后，我想趁热打铁，再写一篇，却没料到颇不顺畅。我写写停停，磨叽了两个多月。此文最终定题为《讲故事的人，或形式的政治——本雅明视角下的赵树理》（《文学评论》2017年第5期）。
?本雅明（Walter Bendix Schoenflies Benjamin，1892年—1940）德国现代卓有影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其重要作品，如《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单向街》等均为中国作家、人文学者所重视。
能写出这篇文章，或许与童庆炳老师的提醒有关。2014年7月上旬，我们中心的成员在大觉寺开务虚会，主要议题是讨论学科发展。童老师发言时，先是为一些年轻老师提建议，帮他们规划发展方向，后来又点了我的名。他说，你这个人呢，毛病是兴奋点太多。你这种情况，不妨学学王元骧，走他的路子。王老师也不申报课题，但他会不断写文章，一段时间对付一个问题，每年出一本论文集。你不是研究过“西马”吗？你可以把“西马”这面照妖镜用起来，东照照，西照照，说不定就能照出一些东西来。比如，你们老家的赵树理就很现成嘛。我说，照赵树理咱名正言顺啊，一不留神，我已混成中国赵树理研究会的副会长了。我刚说完，童老师便哈哈大笑。
一年之后，童老师去世了。又一年多之后，当我重新阅读赵树理时，他口口声声提到的评书、故事再一次吸引了我的注意。我想到了本雅明那篇《讲故事的人》，我开始读列斯科夫的小说，我在知网上读了我的大学同学宋若云博士的一篇论文，仍觉得不过瘾，又干脆找她要来早已成书的博士论文：《逡巡于雅俗之间：明末清初拟话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当我终于写出这篇文章后，才突然想起童老师的那番点拨，忽然觉得冥冥之中他仍在指导我写论文。
?宋若云：《逡巡于雅俗之间：明末清初拟话本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那么，赵树理很老土，本雅明太洋气，用本雅明这架“探照灯”（我得修改一下童老师的说法了）照赵树理合适吗？我觉得合适。赵树理是农耕时代的说书人，本雅明恰恰呈现的就是这方面的思考（Storyteller实际上就可以翻译成“说书人”）。赵树理又是“政治上起作用”的实践者，本雅明恰恰也在“艺术政治化”的层面五迷三道过。这样一来，启用本雅明的视角就有了充分理由。我的学生撰文谈论过本雅明美学观念与中国艺术的交往问题，[12]由此我便想到，假如本雅明不是在1940年自杀身亡，他是不是也会像布莱希特关注毛泽东的《矛盾论》那样关注到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或《李有才板话》，然后丰富他对“说书人”和“艺术政治化”的思考？这当然只是一种假设，却也并非信口开河，游谈无根。于是，在这篇文章中，我固然是在通过本雅明看赵树理，但又何尝不是通过赵树理看本雅明呢？我在文章的结束部分说本雅明耍了个滑头，悬置了矛盾，而赵树理却不得不知难而上了，结果他也就成了这一矛盾的冤大头。但我依然认为，尽管赵树理的“问题小说”本身就很成问题，但他还有光晕，他依然可以“回家”，而丁玲、周立波乃至柳青等人却无家可归。或许，这就是我用“讲故事的人”重新定位赵树理的用意所在，因为唯其如此，我才能把他从同时代的作家中“区分”出来。而按照布迪厄的观点，“区分”或者“区隔”，其中隐含着“阶级”与“趣味”的重大斗争。
当我如此琢磨着赵树理时，我发现我对他的态度已发生了一些变化。如前所述，我在第一篇研究他的论文中更多聚焦于他的“败”与“失”，而这篇文章，我已在考虑他的“成”与“得”了。这是不是意味着经过二十年的星移斗转我已学会了心平气和？或者，这是不是也算一种“长进”？
05
必须承认，我并非合格的赵树理研究者。因为这二十年里，我大面积地读他的书不过两三回，用心写他的文章也只有七八篇，这其实是很不成样子的。但是，我也必须同时承认，赵树理确实是我心中的一颗“疙瘩”。为了解开这“疙瘩”，我不得不一次次地走近他；我似乎解开了一些，却仿佛又长出了新的“疙瘩”。
于我而言，很可能这就是赵树理的魅力所在。我当然清楚，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赵树理肯定不是第一流作家，但他绝对是一个非常有个性、有特点、有人格操守的作家。也因此，他才显得独一无二。我在《赵树理三重身份的认同、撕裂与缝合》的结尾处写道：“这样，赵树理的‘问题小说’也就成了那个时代‘成问题’的典型文本，他本人则成为作家队伍中除不尽的余数，成为‘同一性’美学与文学中‘非同一性’（non-identity）的顽固堡垒。时至今日，他的所作所为依然值得我们深长思之。”这一判断其实已借助了阿多诺的观点。阿多诺说：“布莱希特的说法——政党有上千双眼睛，而个人却只有一双——像任何陈词滥调一样虚假。一个异议者的精准想象要比上千双戴着同样粉红色眼镜、把自己之所见和普遍真理混为一谈的退化之眼看得更清楚。”[13]可以把这一说法看作是“同一性”和“非同一性”的形象注脚。布莱希特强调的是集体的力量，所以他落入了“同一性”思维的窠臼，而所谓的异议者，显然又可以成为“非同一性”思想的代表。
?工作中的赵树理
赵树理就是那个异议者。你看他给赵军（长治地委书记）、邵荃麟（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和陈伯达（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写信上书时是多么地不顾一切言词峻急！你看他在“大连会议”上发言时又是多么地胆大包天怒发冲冠！当然，他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惨重的。陈徒手在《1959年冬天的赵树理》中指出，因为那几封信，赵树理成为作协党组整风会上被“帮教”的重点对象。然而，“整风会一开始，赵表现了令人惊诧的顽强性，他相信自己的眼睛，坚持原有的观点”。而翻开当时会议记录，也依然能闻见浓烈的火药味：“真理只有一个，是党对了还是你对了，中央错了还是你错了？这是赵树理必须表示和回答的一个尖锐性的问题，必须服从真理……”。[14]这不是“同一性”与“非同一性”的中国版本吗？坦率地说，读着陈徒手笔下的赵树理时，阿多诺已向我迎面走来。他的哲学思考极大地丰富了我对赵树理的理解。
而赵树理之所以如此奋不顾身，全都是为了农民。我想起我的朋友聂尔兄的一个说法了。2014年，当他准备解读陈徒手的那篇文章[15]时，曾在我们那个“锵锵三人行”的群发邮件中这样写道：“这两天为了写关于赵树理的文章，翻看了他的全集里面一些非小说类文章，感觉这人就是个实受人，太实受了。东杰知道不知道‘实受’这个词？”“实受”是我们那个地方的方言，网络上解释为“忠厚老实”，我觉得并不准确。实受应该是实在、实诚的升级版。说一个人实受，就意味着此人绝不会偷奸耍滑，偷工减料，能喝一斤喝八两，而是能塌得下身，受得了累，干活肯卖力，说话无妄语。具体到赵树理，这实受又关联着他的思维方式和话语风格，其涵义显然更加丰富。那是不虚美不隐恶的秉笔直书，是不吐不快有甚说甚的仗义执言，是小胡同赶猪般的直来直去。而在那个政治气候阴晴不定的年代里，这样的实受人注定是要吃大亏倒血霉的。赵树理后来惨死于“文革”中期，便是明证。
如今的作家堆里，还有赵树理这样的实受人吗？
我又想起赵魁元先生给我出的那道作文题了。去年夏天，他在电话中邀我参加纪念赵树理诞辰110周年的会议。说完正事，他开始考我：你觉得莫言与赵树理有没有关系？我说：应该有吧。他紧追不舍：哪里有关系？我斩钉截铁：民间文化！他说：好，那你就好好考虑考虑这个问题，给咱弄成它一本书。
我在哈哈一笑中收了电话。事后想来，莫言与赵树理之间的关联不能说不可以琢磨，但若往根儿上说，又会遇到很大的麻烦。我在本雅明的视角下把赵树理看作“讲故事的人”，而莫言获“诺奖”做演讲的题目恰好就是《讲故事的人》。赵树理一生都在实践着评书体的“说－听”方案，莫言写到《檀香刑》时已在“大踏步撤退”，也想制造一种适合于在广场“高声朗诵”并“用耳朵阅读”的叙事效果。[16]然而，这种表面的相似并不能掩盖其深层的不同。在赵树理那里，他所有的叙事技巧和语言运用都因农民而起。农民听不懂“然而”，他就换成“可是”；农民喜欢听故事，他就增加故事性。我甚至认为，赵树理习惯于使用的白描手法也是遵从了农民勤俭节约的美德。白描自然是寥寥数笔，不可能浓墨重彩，铺陈渲染，但也唯其字数少，才能让书本变得比较薄；唯其比较薄，才能让定价变得相对低；只有定价低下来，农民兄弟才买得起。这样一来，赵树理已把小说写成了“经济学”——如何才能把它写得经济实惠，“花钱最少，得东西最多”。[17]其实，这也是实受的一种体现。但是，莫言预设的读者对象已不可能是农民，他也不会这样实受了。在泥沙俱下的语言洪流中，莫言撑大了小说的叙述空间，也延续了说书的民间传统，可是真实的听众已从广场撤离。
?莫言
更重要的区别在于，赵树理宁愿写不成小说，也要在文学之外为农民说话，而莫言却早已表白，他“谨小慎微、沉默寡言”，“用非文学的方式说话，是我的性格难以做到的”。[18]于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看到莫言在文学作品之内伸胳膊撂腿，却没听到他在文学文本之外还有怎样的表达。而种种迹象表明，在今天，能像赵树理那样敢于在1962年就实实受受地喊出1960年是“天聋地哑”[19]的体制内作家已越来越少，甚至几近于无。也许这就是今天的作家与赵树理的差距。当然，话说回来，这也未尝不是一种“进步”。因为血的教训已让作家们变得世故起来，学会了自我保护。毕竟，明哲保身也是一种生存策略。
而所有这些，假如我要掰开来揉碎地写，写到极权主义和犬儒主义的份上，很可能会触及时代痛点，给我们这个和谐社会添堵。
于是，我决定暂时不写了。同时我也准备把摊放达半年之久的《赵树理全集》放回书架，让那里面的歌哭暂时消停。也许我还会启动对它的阅读，但是不是又要在十年之后，就很难说了。
2017年3月30日写毕，12月13日改定
原载《文艺争鸣》2018年第5期
（下滑滚动）参考
文献
[1] 萨义德.开端：意图与方法.北京：三联书店，2014：55.
[2] 尘元.在语词的密林里.北京：三联书店，1991：149.
[3] 范巨通.难忘老乡赵树理∥杨占平，赵魁元.新世纪赵树理研究：钩沉 考证.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81.
[4] 我与董大中、蔡润田二先生及《批评家》的交往已写成散文——《我与〈批评家〉的故事》，可参考。参见拙著.书里书外的流年碎影.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42-169.
[5] 戴光中.关于“赵树理方向”的再认识.上海文论，1988（4）.
[6] 陈树义.第三次（国际）赵树理学术研论会综述.延安文艺研究，1991（4）.
[7] 参阅范家进.为农民的写作与农民的“拒绝”——赵树理模式的当代境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1）.席扬.农民，何曾“拒绝”过赵树理？——面对“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感言∥多维整合与雅俗同构——赵树理和“山药蛋派”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22-134.
[8] 席扬先生去世后，笔者写有《忆席扬》（《山西文学》2015年第3期）一文，可参考。
[9] 汪曾祺.才子赵树理∥汪曾祺全集（第6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322.
[10] 赵树理全集（第六卷）.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Ⅰ.
[11] 赵树理全集（第六卷）.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Ⅲ.
[12] 李莎.“Aura”和气韵——试论本雅明的美学观念与中国艺术之灵之会通.文学评论. 2017（2）.
[13] 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46. 据英译文有改动.Theodor W.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2004: 46-47.
[14] 陈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162，163.
[15] 聂尔.天真汉的命运之歌——读陈徒手《一九五九年冬天的赵树理》.名作欣赏，2014（16）.
[16] 莫言.檀香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517-518.
[17] 赵树理.不要急于写，不要写自己不熟悉的∥赵树理全集（第六卷）.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145.
[18] 莫言对话新录.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169-170.
[19] 赵树理.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赵树理全集（第六卷）.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