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勇｜《赵树理小说的改编与传播》序

在主文本与副文本之间寻寻觅觅
赵勇
文昌兄把他的《赵树理小说的改编与传播》发送给我，让我为这部书稿提提意见。拜读之后，我有些想法，权且写到这里，算是我的一点读后感吧。
我虽然并非赵树理研究专家，但出于多年的兴趣与爱好，却也时常关注着赵树理研究界的动静。在我的印象中，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赵树理研究是比较沉寂的，而进入21世纪以来，赵树理研究则渐趋升温：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开始重新打量赵树理；一些年轻的学人先后以赵树理为题撰写硕、博士论文，乃至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些学术期刊也舍得拿出版面，聚焦于此——在我刚刚收到的《现代中文学刊》（2014年第3期）中，就有一个“赵树理研究”小辑，那里收录了五篇最新的研究成果。这些事实表明，赵树理正在成为一个“说不尽”的人物，他穿过历史的风沙，向我们迤逦而来，仿佛在检测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向度和研究高度。
把文昌兄的这部书稿置于这一研究语境中，我首先意识到的是它的别具一格。就我目力所及，如今做赵树理研究者，要不依然从其文本内部出发去释放意义，要不就是让他在与另外一些作家（如丁玲、孙犁甚至沈从文、汪曾祺等）的比较中去发现其价值，而把目光对准赵树理小说的改编与传播进而大做文章，这种情况似极为少见。按照我的理解，赵树理的小说是主文本，也是诉诸于听觉系统的文本（众所周知，这种特点与赵树理的自觉追求有关）；而那些被改编的作品一方面是副文本或亚文本，另一方面，无论是连环画、年画还是戏剧、电影，它们无疑都在追求一种视觉化的效果，或者说它们把视与听糅合到一起了。因此，研究赵树理小说的改编与传播，实际上就是研究主文本与副文本之间的关系，或者也可以说是研究听觉文化与视觉文化之间的关系。
段文昌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展开自己的分析的。于是我们看到，凡是被改编过的赵树理小说——像《小二黑结婚》、《登记》、《三里湾》、《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传家宝》、《小经理》、《邪不压正》、《福贵》、《灵泉洞》、《套不住的手》——作者都把它们拎出来，进而在主文本与副文本之间寻寻觅觅。也正是通过作者的梳理、比较和分析，我们才知道有那么多的副文本参与了对主文本的再生产过程。以《小二黑结婚》为例，小说还未正式出版之前，它就被改编成襄垣秧歌剧而被搬上舞台。小说出版之后，更是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改编高潮：先是在山西境内的改编——上党梆子、武安落子、中路梆子、沁源秧歌、襄垣秧歌、武乡秧歌、小花戏、蒲剧、歌剧、话剧等等；其后又是在全国各地的改编——歌剧、话剧、评剧、豫剧、山东快书、弹词、电影等等。据不完全统计，截至“文革”为止，总共有2000多个乡、县、地、省及国家级剧团用30多个剧种把《小二黑结婚》搬上了舞台。
这种改编盛况让我很是感慨，我能联想到的方面是：一、今天的许多小说固然也在被改编着，但这种改编基本上已局限于电影电视剧，它们似乎再也享受不到被如此全方位改编的待遇了。而在这种待遇的背后，我们似可发现彼时改编的诸多秘密。例如，改编不仅是为了更形象地讲述一个故事，而且更在于它能否转换成一种说唱艺术。而受到地方戏曲影响的小说最终又变成了地方戏曲，这似乎也把赵树理那种“说说唱唱”的理想落到了实处。二、套用麦克卢汉的说法，我们可以把小说这种形式看作“冷媒介”，而把戏剧、电影等形式看成那种“热媒介”。“热媒介”为了增加故事情节的“清晰度”，自然不可能不对原著增、删、调、改。这也意味着仅从技术层面考虑，赵树理小说被改编的过程也是不断“调焦”、“实焦”的过程。三、与此同时，改编作为一种文学再生产活动，虽然会顾及到原作，但更主要的还是要服从改编者的意图。而在那个年代，由于改编者不可能有多大的自主空间，所以改编者的意图很大程度上体现的也就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意图。因此，特别关注改编中被政治意识形态动过手脚的部分是非常必要的，因为那是我们破译改编密码的起点。四、受众通过改编固然熟悉了那个故事，但许多人心目中的《小二黑结婚》却并不相同，因为那些剧种、唱腔事先已让那个故事有了地方性。这就意味着面对改编本，受众首先是一种“方言”式接受（地方戏），然后才是定于一尊的“普通话”式接受（电影）。这种现象非常有趣，也颇值得玩味。
以上联想，有的是基于段文昌本人的思考，有的则是我个人的一些考虑。沿着作者的思路，我们看到他在对主文本与副文本进行比较时，特别指出了副文本的那些增删与改动之处，令人过目难忘。作者指出：小说《三里湾》和依此改编的电影《花好月圆》，主题方面，前者表现的是渐进而实际的路线斗争，后者呈现的则是纯粹意识形态层面上的不可调和的敌我冲突。情节方面，前者主要写农村现实生活中新旧思想的斗争，电影则是以三对青年的恋爱作为主体。而拍成电影的《小二黑结婚》与原作相比，其命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影片一开始就立场鲜明地为故事确立了一个‘政治救赎’的基本框架，把‘小二黑结婚’的故事纳入到民族政治解放的时代主题中，将小说演绎成一出‘政治救赎’下的现代婚姻传奇。为了完成这一创意，主创人员对小说实行了大胆改编。”在我看来，这正是文学再生产过程中被植入的“新质”，它们改变了原作那种朴素的诉求，也把赵树理的小说打造成了一种宏大的“国家叙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有必要指出一个基本事实：虽然赵树理的小说本来就有“政治上起作用”的实用功能，但由于这种功能依然被小说的审美逻辑约束着、框范着，它还不至于剑拔弩张。而一旦打破这种平衡，即意味着“审美意识形态”转变成了“政治意识形态”。于是，那些改编本固然满足了当时的政治需要，但相对于主文本来说，它们也确实已被打造成“次文本”了——那是低于原作的文本或仅能作为次品存在的文本。
电影《花好月圆》
然而，许多人接受的却恰恰是这种“次文本”。以笔者为例，我记得自己在未读《三里湾》之前便看过《花好月圆》这部电影了，观看的时间应该是1978年某一天，而地点则在我们村大队部的露天场院里。三十多年之后，我依然能想起这部电影的基调是喧闹或吵闹；而一边呈现针锋相对的斗争，一边表演紧锣密鼓的爱情，这种套路似乎又与我看过的《金光大道》《艳阳天》区别不大。如此感受在我的脑海中存留多年，甚至后来读小说时依然挥之不去。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这种先入为主式的“占领”已形成了“第一印象”，要想把它清除到记忆之外已难乎其难。而即便我后来阅读小说，试图“还原”一个真正的“三里湾”，电影中的情景也仍然会有意无意地参与到小说“意义”的建构之中，我已无法完成较为纯粹的意义寻找了。由此推想那些只看过改编本的广大受众，他们印象中的《三里湾》或许与小说文本已相去甚远，但这就是赵树理的小说被改编之后有可能出现的传播效果。
由此看来，传播涉及到编码与解码，也涉及到受众与改编本之间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这部书稿在编码的层面用力颇深，值得肯定，但对解码似乎还关注不够，略显遗憾。假如能在这一层面再下些功夫，我以为就更加圆满了。当然，这样给作者出主意，我也意识到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解码问题要想从容展开，那得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而时过境迁之后，即便能找到观看赵树理小说改编本的受众，他们的记忆或许也早已模糊。所有这些，都给调查取证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文昌兄是我的老乡，又是我大学时同年级同专业的同学，他能写出这部书稿，我并不感到意外。在我的心目中，他一直都谦虚低调，同时又聪颖好学。我现在依然记得大学毕业我们同在上党古城混日子时，不时会相互走动，交换一些学界的信息。一旦发现我那里有什么新书，他也会借走先睹为快。他都借过哪些书我现在自然已不可能悉数想起，但路翎的《财主底女儿们》上下卷他肯定是借过读过的，因为那是我1985年夏天在水东供销社买到的小说。一个乡政府所在地的杂货店里居然会摆着这种书，现在想来依然觉得有几分神奇。
“前些日子，我的导师童庆炳先生还在跟我念叨……”（童老师2014年7月于大觉寺）
大约是九十年代中期，文昌兄随工作单位迁至晋城，从此他便在我们的老家安营扎寨了。我知道他原来就主攻中国现代文学，由此把赵树理作为他的研究对象自然就显得顺理成章。而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一直生活在赵树理曾经挥洒过汗水和才情也十分钟爱的那片土地上，他对赵树理的理解也就更妥帖、更到位、更能入乎其内也更接“山药蛋”地气。前些日子，我的导师童庆炳先生还在跟我念叨：既然你研究过一阵子“西马”，为什么不把“西马”这架探照灯用起来呢？你东探探，西照照，或许就能照出一些东西来。比如，你们老家的赵树理你就可以照一下嘛。如今，面对文昌兄的这项研究成果，我在欣喜之余也好生羡慕，甚至都有点蠢蠢欲动了。受文昌兄启发，说不定我哪天也真的会重操旧业，打回老家去，研究赵树理。
2014年7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