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作中的爱情】张佳｜“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吗

赵勇按

爱与死是文学中的永恒主题，此说应该没有多大问题。因为检点一下我自己读过的作品，留在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往往是那种爱得死去活来，死得不明不白的故事。《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呼啸山庄》《简爱》《霍乱时期的爱情》《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纯真博物馆》《绿化树》《黑骏马》等等，自然还有“宝钗黛”，还有“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还有“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甚至还有《爱与同情》——它们都给我带来过极大的震动。例如，《爱与同情》这部在茨威格那里独一无二的长篇小说，我是在1987年10月8日把它读完的。读此书时我就在做笔记，读完之后又心潮起伏，还随手写下几页读后感，第一句话便是：“小说以第一人称的笔调叙述了一个动人的然而又是哀伤的爱情故事。”
于是，我对这组文章充满了期待：这帮年轻人会涉及怎样的爱情故事呢？
耿弘明的文章似乎要统揽全局，说的是文学中的殉情问题。他提到了托尔斯泰的小说，并认为安娜之所以卧轨自杀，是因为“卡列宁是一种静止之爱，沃伦斯基也变得腐朽不堪，她失去了天平的两端”。因此，“殉情是一种对爱情流动性的无限追求”。这是此文的核心观点之一，我以为也是全文的金句。与此相呼应，丛子钰则认为，“殉情是对爱情的信与望”。他从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起笔，分析的却是《穆斯林的葬礼》中的爱情主题。他说，“化蝶”其实暗示了某种可怕的谋杀方式——活埋。而《穆斯林的葬礼》恰恰也有相似的情节：在葬礼上，楚雁潮为死者韩新月“试坑”，“当他躺在墓穴中，恐怕也感到了那种隐忧，但当这种被活埋的恐惧同他对新月死别的爱情相连时，就成了痛失所爱的绵延，也让这一过程成为小说最震撼人心的部分”。这种由此及彼的联想也“绵延”了他的阐释，恐怕不是一般人可以想到的。周梦泉是对王小波《黄金时代》中“敦敦伟大友谊”的解读。通过“剥洋葱”似的层层分析，他意识到“伟大友谊－快乐之性”这对能指－所指，自身就有稳固的意义和价值，而无需借助任何反讽。它指向了自由，并借助这种自足性挑战了现有秩序。这种思考让人眼前一亮，也勾起了我对王小波的阅读记忆。此外，张佳梳理村上春树，其思考路线是“厌女与恐婚”“资本的幽灵”“海的女儿”。他说村上春树笔下人物的婚恋观，其实是对资本主义婚姻制度的反抗。这种观点在我看来是比较马克思的。曾子涵进入《玉娇梨》《定情人》《飞花咏》等作品之中，认为明清才子佳人小说虽写了“颜控”，却也“颜控”得有几分可爱，因为那是对“盲婚哑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等）的冲击。她很善于用当下新思维新名词隔山打牛，却似乎没写出金句。只是当她引用什克洛夫斯基的一段文字作为其论述依据时，我才觉得“小说需要曲折的爱情”闪光发亮，成色不歪，似可当成金句。
以上的思考与分析均可圈可点，也有些出乎我的意料。而我在兴奋之余还想提醒他们的是，琢磨文学作品中的爱与死或殉情观，其实还可以放在古典爱情、现代爱情和后现代爱情的问题框架之下。梁祝化蝶或安娜自杀，这是古典之爱；而当王二、陈清扬这对“狗男女”无“伦”可“敦”，只好敦一敦“伟大友谊”时，这大概就是后现代之爱了。其实，托马斯与特丽莎也是一对“狗男女”，他们不可能谁为谁殉情，便只好双双遇难，与卡车一起坠入谷底。我一直觉得，这起偶然事故更像是对后现代之爱的一个隐喻。自从我在1989年读开昆德拉后，这个隐喻就萦绕于心，梦靥般的跟了我三十多年。借这个机会，我正好有了把它说出来的场合。
当然，我也想指出，殉情之爱虽然高大上，却不免凄凄惨惨戚戚，很容易让人崩溃。所以，读者朋友在“岂独伤心是小青”之余，还可以读读《小二黑结婚》或《李二嫂改嫁》，然后再读读瓦西列夫的《情爱论》和马克思的书。瓦西列夫在“关系的审美化”那章内容中曾举例说，马克思十九岁时就看上了燕妮，以至于三十八岁那年还给燕妮如此写信：“你好像真的在我面前，我双手捧着你，自顶至踵地吻你，跪倒在你的跟前，叹息着说：‘我爱您，夫人！’事实上，我对你的爱情胜过威尼斯的摩尔人的爱情……我不能以唇吻你，只得求助于文字，以文字来传达亲吻……诚然，世间有许多女人，而且有些非常美丽。但是哪里还能找到一个容颜，它的每一个线条，甚至每一处皱纹，能引起我的生命中最强烈而美好的回忆？”瓦氏紧接着评论道：“这位革命巨人也是爱情上的巨人。”这个例子立刻让我想到了马克思的相关论述：“爱者在十分冲动时写给被爱者的信不是范文，然而正是这种表达的含混不清，极其明白、极其显著、极其动人地表达出爱的力量征服了写信者。”
小二黑与小芹的“低眉”爱情事故会让人清气上升，马克思与燕妮的“高眉”爱情故事能让人浊气下降，它们是可以一扫盲婚哑嫁、殉情之殇和狗男女之爱带来的不快的。
2020年11月14日
“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吗
文/张佳
2018年3月，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长篇小说《刺杀骑士团长》简体译本正式上市，而早在出版前夕，上海译文出版社便以预购赠礼、提前试读等多种策略做足了声势，译者林少华更在微博中称小说的版权卖出“天价”。近年来，村上春树已经成为文学界、出版界的奇特景观，他庞大的粉丝群、世界级话题热度，尤其是居高不下的版税，似乎都与这个时代的文学格格不入，甚至有人夸张地说，就算他随便写在厕纸上的字都可以出版。
?《刺杀骑士团长》书影
村上小说最早进入中国的，是1989年由林少华翻译、漓江出版社发行的《挪威的森林》，而他在大陆流行起来，要在新世纪以后。由于特殊的时代原因，89年版的《挪威的森林》遭到大量删节，且未能产生较大反响，直到1999年改版后，才引起轰动效应。200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接盘，不断扩充品种，屡出新版，为无数年轻人狂热追捧。2010年，“中国作家富豪榜”推出“外国作家榜单”之后，村上春树的版税连续五年位居前五。而与畅销相伴的，是人们对村上其的关注。尽管国内的时髦作家已更新了几茬，但村上春树的热度似乎从未减退，尤其在他的新书出版，或每年十月诺贝尔奖即将公布之时，他无一例外地再度成为热议对象。《刺杀骑士团长》的出版即是如此，出版方对市场前景满怀期待，读者的表现也没有他们失望。早在简体版正式发行之前，就有人在网上发布自己翻译的内容，或繁体版的章节，几家社交媒介都涌现大量讨论，豆瓣的条目下，也有人迫不及待地发表短评，甚至打分。其中一条发表于2018年2月22日的短评，一度引起争议，该网友指责村上小说对女性角色的贬低，称“女人是恶魔，女孩是配菜。村上红遍天下的逻辑就是这一条”，认为购买、阅读村上小说的行为是“恶意消费女性”（直至撰写此文，这条评论已获得405个点赞，在条目下排行第四，但被管理员“折叠”隐藏）。除去激烈的言辞、网络左翼文化运动等特殊因素，这位网友的批评实际上是对村上小说浅层结构的质疑，也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女性读者的不满。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文中提到的1989年国内初版《挪威的森林》书影
01
厌女与恐婚
村上小说的“男权”色彩早已为很多人诟病。虽然在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奥姆真理教引发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后，村上春树的作品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转型，但他后来的故事也依然没有摆脱前期小说的基本模式：一个独身男子，过着寡淡平庸却又不觉乏味的生活，某日为一件吊诡事由突然干扰，被迫卷入诸般奇幻冒险，最后回归往日。女性角色在其中往往不具备主观能动性（个别以女性为主角的小说除外），积极地与男主人公发生性关系，却又不得爱情之果，那些与男主产生婚恋关系的女性，要么婚外出轨，要么离奇失踪，要么面对男主的苦苦追求冷若冰霜，要么苦苦追求男主而遭到冷漠。总之，这些男主人公在爱情里往往十分无辜，女性除性行为之外的活动，都好像是对他们生活和内心的干扰。
?村上春树
如果细读文本，我们的指责还可以更加气势汹汹，且有理有据。例如，其中女性角色对待异性的表现过于反常，更像是男性作家的自我臆想（“第三个同我睡觉的女孩，称我的阴茎为‘你存在的理由’”。[1]）村上对女性身体和衣着的描写，往往从男性视野出发。《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冷酷仙境”里的“我”第一次见到粉衣女郎时，作者写到：“女郎年轻体胖，身穿粉红色西服套裙，脚上是粉红色高跟鞋。套裙手工精良，光鲜流畅。她的脸庞也同样光鲜可人……女郎圆鼓鼓地胖。固然年轻固然漂亮，但她委实胖得可观……每当见到肥胖的女郎，脑海中便不由得浮现出她喳喳有声地大吃大嚼盘中剩的凉拌水田芥，以及不胜依依地用面包蘸起最后一滴乳脂汤的光景……我不能不决定自己对她应取何种态度，一句话就是说我有可能同她睡觉。”[2]从今天的文化语境来看，这样的描写无疑是把女性特征符号化，成为消费对象，也容易让人认同上野千鹤子对“厌女症”的解读：“他们只把女人视为泄欲道具，无论哪个女人，只要具有裸体、迷你裙等‘女性符号’，就能发生反应，像巴甫洛夫你发条听见铃声便流口水的狗，实在可惊可叹。”[3]更有甚者，村上在随笔中直言“女人并不是有事想发火才发火，而是有时想发火才发火”[4]。而另一篇随笔《村上春树又酷又野的白日梦》中的自述，则更中我们的下怀，他直言自己希望“有双胞胎女孩相伴左右”，并称“男人（女人怕也一样）在跟女孩幽会的时候，总是有意无意地怀有一个假设：同这女孩睡觉会怎么样呢？”[5]这番夫子自道无疑指向小说《1973年的弹子球》，其中的双胞胎女孩208、209，以及二人与男主人公发生关系的故事。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书影（2007年版，上海译文出版社，林少华译）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我们大可根据作品中具体的描写和情节，在数量上形成一定规模，予以统一的解读，进而将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对作者进行一番猛烈抨击。然而这种分析的漏洞在于，我们的研究对象，仅限于固定、僵死的文本，并没有套出村上自己的话。换句话说，我们只是在对一些没有反驳能力的文字进行一厢情愿的阐释，从作品本文跨到背后的文化内涵和作者潜意识，这惊险的一跃，实际上是阐释者主观推动的。按照这样的逻辑，我们还可以说，马尔克斯描写何塞·阿尔卡蒂奥生殖器上的纹身是男权崇拜（《百年孤独》），库切讲述黑人对白人的施暴是种族歧视（《耻》），而鲁西迪解构穆罕默德，就更成了对宗教信仰的极力毁谤（《撒旦诗篇》）。
人的意识并非一块白板，对于文学作品的解读，往往离不开阐释者的前理解，我们带着自己的偏见看待艺术和社会，得出各不相同的认知，而这种偏见是由历史、传统构成，“它是一切对事情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要素被最后考察之前被给予的”[6]。然而理解作品并不是对文本原意的重建，而是一种“视界溶合”，即将阐释者自己的偏见视野与文本的视野溶合，从而拓展阐释者的偏见，使偏见成为敞开的“合法偏见”，而非“盲目的偏见”。倘若我们一味带着性别歧视的有色眼镜看待村上小说，就无法解释当男性缺席时，女同性恋小说《斯普特尼克恋人》中的情感关系，也难以面对《1Q84》中，女主人公青豆和男主人公天吾如出一辙的情感态度和生活习惯。
?陈英雄导演电影《挪威的森林》海报（2010）
事实上，当我们心平气和地阅读作品，不难发现，作者对人物的描写、对两性关系的处理，都源自其个人主义，而这种个人主义被普遍投射到作者笔下的一切主人公身上，无有性别之分。这表现在“青春三部曲”的独身信仰，表现在《挪威的森林》中，渡边与“学运”格格不入，更表现在《奇鸟行状录》之后的诸多长篇，人物在抽象之恶面前的孤身奋战。他们似乎都患上了某种“自我封闭症”，无可救药的孤独，莫名而生的惆怅，以及对封闭空间、静止事物的近乎病态的观摩。我们时常会在村上的作品中，发现主人公对着风景发呆，细数眼睛与对象之间的空气分子，感受环境的气味或阳光的温度，哪怕当电话铃响时，他们也像是遇到一件与己无关的事情那样，优哉游哉地数数铃声响了几下。与寻常理解不同，他们对孤独往往采取一种积极态度。他们乐于经营自己的生活，一个人散步、购物，煮意大利面时总会充满仪式感，哪怕在黑暗中健身，也要放勃拉姆斯的《小交响曲》。他们会礼貌地和人交往，甚至会有亲密的朋友，但却绝对不会干涉彼此的生活，他们会与异性发生性关系，但是恋情的发生绝不会出现在文本之内，他们对婚姻唯恐避之不及，倘若男女罕见地走到一起，那小说也早就结束在温馨故事的前方了。林少华称：“孤独和无奈在村上这里获得了安置。就是说，这种在一般世人眼里无价值的、负面的、因而需要摈除的东西，在村上笔下成了有价值的、正面的、因而不妨赏玩的对象。实际上这也是一种自我认同或曰同一性的确认，一种自我保全、自我经营、自我完善，一种孤独自守、自娱、自得、自乐的情怀。”[7]
02
资本的幽灵
当我们遇到一个不想结婚，甚至只想发生关系，连恋爱都不想谈的男人，往往会指责其没有担当、不负责任，然而村上却为他们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并且构建了一个，可以“为所欲为”，不用背负道德包袱的文学世界。与美国“垮掉的一代”相仿，这样的爱情观来自战后的迷惘思潮，这些“没有责任感”的男女，是由社会建构而生，他们“堕落”、“荒谬”的言行，具有强烈的社会、历史因素。在小说《舞！舞！舞！》中，村上借主人公之口说：“人们崇拜资本所具有的勃勃生机，崇拜其神话色彩，崇拜东京地价，崇拜‘奔驰’汽车闪闪 发光的标志。除此之外，这个世界再不存在任何神话。这就是所谓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高兴也罢不高兴也罢，都要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即便是现在。网无所不在，网外有网，无处可去。”[8]
资本和权力的寓言在村上小说中俯拾即是，《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奇鸟行状录》、《1Q84》,哪怕“爱情小说”《挪威的森林》里也能看见这样的影子。村上并非那种通常被认为只会单纯流露潜意识的作家，他积极、有意地在作品中安插资本元素，对之进行多角度的审视。作家很清楚，资本是造成现代孤独感的罪魁祸首，但与单向度的批判相比，村上所做的价值判断似乎更为暧昧和复杂。小说中既有被“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压抑得喘不上气的五反田，也有在社会缝隙间“苟延残喘”，寻找“异托邦”的小人物，他对人物的刻画并非是希求一个现代日本社会的典型形象，更多的像是在尝试一种看待世界的角度，与存在下去的可能。
日本NHK电视台“特别节目”跟踪调查日本人在这个“无缘社会”里的生活，他们同样捕捉到“单身家庭”占比的上涨，以及“终生不婚”者的急剧攀升，对于此类现象，节目组着重强调了人们收入不稳定的原因[9]。而社会学家三浦展通过对日本社会阶级的分析，提出“下流社会”的概念，并认为，“下流阶层”往往更强调个性，“下流”男性也多自我封闭[10]。
?三浦展
可以说，村上的写作无心插柳，描绘出日本独身生活的普遍现象。在他的作品中，婚恋问题已不再是性别偏见、道德伦理等单纯问题，其背后是对日本社会阶层的透视和解读。但与其他社会分析者不同，村上并不认为这样的独身后果是一种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相反，他的态度更为乐观、积极，而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造成这种乐观、积极的，是他对自我人格的肯定，和对自我内心的保全。
保全自我，即是对社会的反叛。反叛寻常的婚姻伦理，反叛普遍的恋情关系，甚至将这种反叛推向对一切当权派的质疑（2009年，村上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的获奖感言《高强与鸡蛋》，罕见地将关注重心直接指向政治）。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家庭做出了经典分析。他历时地分析了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和一夫一妻制家庭，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家庭作为资本贮藏单位存在的事实，并强调“一夫一妻制……只是对妇女而不是对男子的一夫一妻制”，他预言随着社会的发展，未来的“一夫一妻制”将真正实现两性的平等[11]。如此看来，我们可以把村上春树所赋予笔下人物的婚恋观，理解为是对资本主义婚姻制度的反抗。无论是校园中的渡边彻，还是居住豪宅、收入惊人的免色，抑或年仅15岁，游荡在大地上，那个“叫乌鸦的少年”，他们都从不为财物的多寡或喜或悲，亦无所谓担心身后的遗产流向何方。他们仿佛隔绝在这个世界之外，毫不通晓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一些与现实隔阂的“局外人”。
在西方文学的传统中，“局外人”的形象可以梳理出一支鲜明又庞大的队伍，他们属于那些金光闪闪的名字：少年维特、哈姆雷特、拜伦式英雄、世纪末恐慌、多余人、地下室人、局外人、荒原狼。他们无不出自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之手，具有高超的思考能力而行动力不足，他们是社会的不合时宜者，对体制采取叛逆和不合作的态度，他们试图与现有权力对抗，但又往往为自己的性格困境苦恼。可以说，村上春树是这个队伍的一员，他和他的人物们，不知疲倦地和世俗常理大唱反调，他以自己的语言和故事，构建了一种独居生活的优雅可能，从而消解掉了婚恋生活的合法性，以一己偏见证明了社会常规的偏见，他没有告诉读者，在渡边们漫长的孤独生活中，资本将流向何方，现实问题要如何解决，这样的队伍壮大起来，我们的社会又何去何从。把这些难题加诸村上身上无疑是苛求，作家的职责并非指出未来的发展方向，或许知识分子的义务也并非如此。至少在那些文字里，我们找到了一个不同于现实生活的世界，那里的人们拥有不可思议的自由，爱情与尊严共存，资本结构遭到丢弃，这个古老的幽灵在大地上漫无目的地游荡，我们不知道它将前往何方，又会附体在谁的身上，至少在这些稀少的浪漫主义里，我们可以抱残守缺，做自己“又酷又野的白日梦”。
03
海的女儿
今年三月，安徒生童话《海的女儿》登上微博热搜，原因是一个年轻妈妈在给女儿讲这个故事时，发现它在一味歌颂女性的牺牲，这让她愤怒无比。面对童话那个蹊跷的结尾，我们既可以认为这是女性对男性的牺牲，也可以认为是个人对概念的牺牲，可无论如何，现代理性都无法接受这场死亡的真实性。倘若放在涂尔干的系统里，小人鱼的自杀应当属于“利他主义的自杀”，多发生于“低级社会”。我们来看看命案发生的那天晚上，无论是巫婆，还是人鱼公主们，甚至包括天真的读者，都认为黎明前死掉的会是王子。小人鱼在杀心摇摆的最后关头，听见王子的梦呓，他叫的是另一个女人的名字。按照常理，就算没有巫婆的把戏，小人鱼这一刻也应该果断下手，然而违背理性的是，她非但没有如此，反倒厚着脸皮在王子额头吻了一下，然后跳海自杀。结合故事的情感逻辑，我们可以发现安徒生的潜台词，小人鱼看似不合理的行为，背后存在着明确的目的性。这种目的未必是她对变成白色泡沫升到天堂的渴望，至少是，小人鱼清楚地知道，自己活下去的唯一条件是王子的死亡，反过来说，自己的死可以换取王子的幸福（因为他爱另一个女人）。这样看来，小人鱼是为爱情而死，对爱情的忠贞变成了一种道德，小人鱼的自杀成就了她烈士的美名，王子在故事结尾的梦呓，使之成为离经叛道之人。或者可以说，安徒生给巫婆安排这场吊诡的把戏，正是要树立这种婚恋道德。
?丹麦雕塑家爱德华·艾瑞克森在约1909年-1913年期间创作的小美人鱼铜像。该作品现安放在丹麦哥本哈根朗厄利尼海滨步行大道东侧的浅海中。
小人鱼非理性行为背后是真正的理性，与之相反，村上人物看似理性的选择背后，却是深刻的非理性，是规律生活背后，存在主义的主观道德，他们选择自己的生活，为此承担责任。他们打破了安徒生构建的伦理，因而为舆论诟病，他们享受孤独的自由，却又不得不为此背负重荷。如果说小人鱼的自杀是利他主义的，那么村上的人物们所进行的抽象自杀，就是涂尔干“利己主义的自杀”。他们困厄于繁复的思索，妄想追求个性和自由，他们为无限的梦想绑架，耽溺于理想主义的痴人说梦，这也注定了他们的“反叛”只能存在于虚构之中，那个资本的幽灵归根结底还是现实的主宰，当真正的革命来临时，这些局外人们势必仍要重蹈哈姆雷特延宕的覆辙。
在《自杀论》中，涂尔干根据一系列量化分析，证明了“利己主义自杀”来自于宗教、家庭和社会归属的缺失。换言之，村上的人物和文学史上许许多多的局外人们，之所以负性带气、格格不入，社会的压抑固然不可否认，但其直接原因，或许只是因为缺少宗教、家庭、社会团结的安慰。可以发现，无论是少年维特还是哈姆雷特，叶甫盖尼·奥涅金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人，加缪的局外人还是黑塞的荒原狼，他们无一不和渡边一样，是情场上的失败者。这就造成一个没有出路的困境：情感的失利导致了局外的性格，而局外的性格则会加重情感的失利。涂尔干在无意间解构了革命的可能，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村上人物们在资本幽灵面前，只是进行一种消极的反抗，他们个人的保全无法产生更大的影响，在“利己主义自杀”的循环里，资本依然风雨不动，真实的对抗从未达成（尤其当我面意识到，村上的主人公们无论如何都能“幸运”地保持中产以上的生活水平时，难免会有种被骗的感觉），这多少有点像萨特的思想那样，只对他自己具有现实意义。
?《要么孤独，要么庸俗》书影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过一本题为《要么孤独，要么庸俗》的书，作者是德国的叔本华，腰封宣传语称其为“治愈系开山鼻祖”。这样的商业炒作乍一看让人摸不着头脑，但仔细一想，却也同叔本华有几分相符。村上春树让他的人物们选择了孤独，同时似乎也摆脱了庸俗（他们和村上一样，对西方小说、爵士乐、交响乐涉猎颇多）。婚恋和智识在叔本华的思想里表现为无法调和的二元对立，他的论说文具有很强的价值倾向，强烈抨击谈婚论嫁的庸人，对知识和思想报以极高的赞许。然而，和村上的人物一样，当他们耽于自己的乌托邦幻想，构建自己的空中楼阁，追求自己的高雅和深刻时，又几时想过非洲六千多万难民的孤独和庸俗？更何况，当我们想起村上的高版权，发现叔本华的这本书时，恐怕更愿意不怀好意地揣度，他们的反叛只是炒作的噱头，真正的目的怕是向现有体制迎合。资本像一个不知廉耻的泥潭，无论你采取怎样的态度和行径，都会被它搅和到一起，吞进自己腹中。似乎没有人能够例外，这是我们时代共同的孤独和庸俗。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7级文学创作与批评方向硕士研究生）
本文原刊于《博览群书》2020年第12期
本篇编辑：曾子涵
（下滑滚动）参考
文献
[1] 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且听风吟》，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85页
[2] 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6-8页
[3] 上野千鹤子著，王兰译：《厌女》，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页
[4] 村上春树著，施小炜译：《爱吃沙拉的狮子》，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10页
[5] 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村上朝日堂 嗨嗬！》，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页
[6] 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47页
[7] 林少华：《村上春树何以为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译序，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8] 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舞！舞！舞！》，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74页
[9] NHK特别节目录制组合著，高培明译：《无缘社会》，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04页
[10] 三浦展著，陆求实，戴铮译：《下流社会》，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28-151页
[11]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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