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茶馆》观后感（《茶馆》人物形象分析）

电影《茶馆》观后感
电脑MacOS系统提示某视频应用软件需要更新，大概就是优化增加了4K视频播放应用支持。自己之前一直好奇，为啥买了VIP，同一个视频网站，在Win系统下支持4K播放，而在Mac下却没有4K选项。这条更新提示出来之后，这个疑惑便消除了。既然支持了4K视频，便对视频源都大致浏览了下。电影《茶馆》，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与我结缘的。
《茶馆》，原著作为话剧脚本，是老舍先生于1956年创作的，首刊于1957年7月《收获》杂志的创刊号中。《茶馆》这部剧，基本就是以“裕泰茶馆”中的三个场景，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三个时期（戊戌变法、军阀混战和新中国建国前夕）的北京市井。整部文字作品，薄薄的册子，三万多字，但却通过三个时期中的茶馆王掌柜与茶客的对话，生动反映了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芸芸众生。电影《茶馆》，便是基于老舍先生的这部同名话剧原著改编，由著名导演谢添执导，众多曾参与话剧《茶馆》演出的北京人艺原班演员参与拍摄的。电影在1982年上映，获得了同年文化部优秀影片奖特别奖和1983年第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
整部电影看下来，单纯从电影技术的角度来说，还是较多的运用了话剧舞台的视角，一个茶馆场景，几张茶桌和长凳，长镜头居多，没有复杂的机位变化，剪辑技巧也比较简单直接，配乐极少，整体剧情都是通过人物对话来进行铺垫引导展开的。以当下的电影拍摄环境来讲，无疑是一部小成本电影。类似这样以舞台视角进行电影拍摄，我曾经在黑泽明的电影《影子武士》中看到过，当时的黑泽明导演是从日本能剧舞台中得到的灵感。导演谢添是否从黑泽明的电影中进行了借鉴，不得而知。但是作为改编自话剧舞台的作品，电影《茶馆》的这种拍摄视角选择，可以让过去习惯欣赏话剧表演的那些观众看起来更加的亲切。北京人艺众多老戏骨参与拍摄也令整部电影的人物塑造增添了光彩。虽然时至今日，大部分的演员都已经不在世了，但他们当年演技炸裂的表现，也成就了这部剧作经典。
茶馆掌柜王利发
“裕泰”茶馆的王掌柜，为了茶馆的经营存续，从满清后期周旋于达官贵人之间，然后军阀混战时期感慨战争流年动乱人心不稳，最后在解放前夕的白色恐怖之中感慨好人难活，横跨40余年只为了让茶馆能跟上历史步伐，继续发展下去。
刘麻子被嫁祸就地正法
“人贩子”刘大麻子为了宫内庞太监纳妾奔走，收了庞太监200两银子，转手花了10两银子买了乡下康老汉的女儿，从中得利。其人一生奸耍油滑，见利忘义，最后却因军阀乱党的走狗因利设计当街砍死。其子成年后，承继了他的油嘴滑舌，奸诈多变，攀附“赵处长”的权势，企图霸占茶馆宅地。
吴祥子、宋恩子丑恶嘴脸
吴祥子和宋恩子，两个信奉“谁给饭吃，咱就给谁效力”的走狗，面对底层的普通百姓，一黑一白，欺下媚上，敲诈勒索，朝代更迭依旧无碍其二人“扫街”进行施暴敛财。他们的晚辈，依旧是延续着父辈的人生信条，继续在同一条街上颠倒黑白，作威作福。
常四爷因言获罪
满清旗人常四爷，因为担忧国将不国的一句：“我看啊，这大清国是要完啊！”便被认定是说：“大清国要完！”因言获罪，被押进班房关了一年多。出来后为了生存只好卖菜为生，自食其力。最后，人老之后竟也沦落到沿街卖花生仁儿以求苟活。
秦二爷投身工业以图救国
秦二爷，作为茶馆的房东，有感于晚清国民被列强蹂躏，誓要变卖家宅土地，一心要“富国裕民”，投身工业，实业救国。自己苦心经营几十年，抗日胜利后，却未料到自己的工厂被国民政府强征，晚年穷困潦倒。
影片的最后，秦二爷、常四爷和王掌柜共聚茶馆，感慨战乱流年的后半生。王掌柜说：“我想尽了办法，不过是为了活下去，没干过缺德的事儿哎，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哎，我得罪过谁了……就那帮狗男女们，可过得有滋有味啊……”
全片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在影片开始的时候，庞太监见闻街上的忙乱而自言自语，说是在搜查谭嗣同的余党。茶馆内的一茶客听后，便问身边的茶客：“这谭嗣同是谁？”只有短短的一句台词便将当时民众对于维新变法革命的充耳不闻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令我不由得想起，在维新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拒绝了梁启超劝其前往日本公使馆庇护的建议，留在住处“浏阳会馆”静候抓捕。“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谭嗣同坚信：只有革命的领导者不畏牺牲，甘愿抛头颅、洒热血，才能证明这次革命的正确，便可以唤起更广泛的民众去投身参与革命。但此后，“戊戌六君子”伏法，却并没有唤醒国人“求民主”的决心。曾被毛主席评价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的鲁迅先生，也曾著写小说《药》，以变法烈士的“人血馒头”能治病为暗语，讽刺当时广大民众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麻木不仁。
茶馆内悬挂的“莫谈国事”
鲁迅先生在予当时仍是他学生的许广平女士的信中曾经提及过“人生”路上的两处难关，一曰：歧途，一曰：穷途。误入歧途，可以选择“恸哭而返”，也可以选择“弱肉强食”，遇得老实人，可夺其食物；遇到猛兽，藏躲不得，只得被咬死。步入穷途，亦可以选择“恸哭而返”，回首另寻他处；或者在刺丛里走走，路虽坎坷，但也未曾见到过满是荆棘、无路可走的境地。鲁迅先生对于人生和社会是乐观的，对“那时的现在”充满了希望，在其对“壕堑战”的主张中可得一些端倪：“在青年，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倘荆棘非践不可，固然不得不践，但若无须必践，即不必随便去践。”
自己与这部电影的相遇是尴尬的，是有违著作者老舍先生和其他众多表演艺术家们的初衷的，感到非常惭愧。
但是还好，毕竟是遇到了。
“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礼记·大学》

《茶馆》人物形象分析
（就是篇读后感而已，去年随便写的）
三幕剧，五万字，几十个人物，三个时代的葬送，《茶馆》以高度凝练的表现力成就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不朽名篇。然而，话剧的体裁决定了这部主旨鲜明的作品在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欣赏的过程中也被“遮蔽”，解释权垄断的过程恰恰也是作品的艺术魅力被教科书式的“崇高思想情感”招安的过程。洪子诚认为，老舍《茶馆》的叙述动机来自于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强烈渴望，和对一个不公正的社会的强烈憎恨。长久以来《茶馆》“形象地说明了旧中国的必然灭亡和新中国诞生的必然性”这样的提法已然深入人心。这种解释当然没有问题，老舍本人也曾有过类似的表示。剧中人物的主要创作意图或许是为形成主题服务，而主题一旦形成就会对人物的形象起到规约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作品的阐释过程里；然而，人物们恰恰是在行动中展开他们自己的性格，他们的行为共同交织成具有某种可阐释倾向的文本。个人认为，从个人的视角切入还原人物的具体行动及其处境，有利于让角色更加鲜活，避免长久以来观众或读者的思维定势对作品丰厚意蕴的侵害。
作品的简洁凝练其实有利有弊，用五万字表现三个主要人物和若干次要人物，并且将他们不着痕迹地镶嵌到时代中确实体现出作者超凡的写作功力，但是客观而言每个角色的表现空间也被压缩，王利发的描写主要在与外界反动力量的遭遇中展开，读者容易将注意力凝聚于纷至沓来的变故，其本人的主体性描写则容易笔墨不足（当然，在话语具体演出中演员的出色表现能够很好地将其形象可感化），至于描写常四爷和秦仲义则不够充分，从第二场以后他们的出场频率降低，只是作为诸多顾客一样走进茶馆。由于叙事时间的减少，他们两个人的出场往往只承载着作为“类”的典型特性，对于个人生命体验的书写臣服于道路选择错误性带来的后果。于是乎，就有了当下较为流行的人物形象：王利发是精明、自私、软弱、善良的顺民；常四爷是爱国、耿直、自食其力的旗人；秦仲义是财大气粗、抱着实业救国的天真幻想的民族资本家……
但从其他视角审视剧中三个主要人物，或许能够释放出更多文本本身具有但是却被文本自身压抑了的意义。
王利发自私吗？他为了存活左右逢源不假，他为了茶馆能够经营说了不知多少好话，请了不知多少次安也不假，但是持认为他自私论调者津津乐道的轰赶难民一情节真的能体现出他自私吗？他清楚地认识到身处乱世这类事情太多了，并不是自己一个小小茶馆老板能够管的来的。而纵容他们明目张胆地鬻儿卖女确实扰乱了大家喝茶的环境秩序，即使没有秦二爷作为房东的使令他肯定也不会放任母女在一众达官贵人面前人口买卖；至于刘麻子的倒卖妇女行径他在旧社会是管不了的，因为其背后有着他难以撼动的与国家机器相牵连的人物在，自己在晚清还没办法改良。在他赶走母女时，正是秦二爷声称要收回店铺或者涨价的时候，自己恰是疲于应对的处境，如果此时忤逆的房东，对于他来说则可能面临生存的危险。所以，对于常四爷来说母女二人只意味着两碗面和往后再不相见，而对于王利发来说则不可能搭上自己茶馆的前途和自己在乱世中的性命来搭救千千万万个难民中的两个人。如果他真的自私到灭绝人性，对待穷人毫无同情，他便不会收留康妈妈了。一两个人的流离失所是不幸，但是成千上万人的流离失所便只有千和万的数字。他管不了，也显而易见地认为这轮不着他管。
王利发是个软弱的顺民吗？一定意义上是的，但他的软弱并非仅仅是性格固有的缺陷，更是他的身份对他的要求。面对层层剥削压迫，他难道能够走上街头游行吗？他目睹了刘麻子被一言不合砍了头，此时一时一身中老年松软骨骼的他难道还要参军反抗吗？作为社会底层人物，他一辈子都在试图适应时代，但是好的时代还是没有到来，作为一个连生存都几乎难以为继的从晚清走来的小商人他很难认识到什么是先进的，而真正先进的力量是在一直酝酿着。他对未来的好年景有所模糊预想，但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决定了他不可能作为社会的先知者规定前进方向。他的软弱是面对生活的无可奈何，在他的身份中与之对应的只有飞蛾扑火。他包容了康大力在西山上投身革命队伍，并且在最后选择留下，独自一人与祖传的茶馆共存亡，便是他作为一个有良知的老人最后的操守。
秦二爷的塑造在我看来是有些零散的，而且在他身上内化了非常强烈的政治意图书写。他作为一个阶级的代表，在老舍笔下似乎是一出场就为了最后失败的。他在剧中正式出场两次，一次是在维新变法失败后在茶馆扬言实业救国，与庞公公的交锋可谓威风，另一次则直接到了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政府没收财产。好似他中间四十多年的心血存在就是为了毁灭一般，确实非常生动地反映出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然而，他所怀有的救国理想是在维新变法失败之后产生的，作为一个有钱的财主他能够选择的余地非常有限，我们不能因为他无法走上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而直接认为他的存在是荒唐可笑的。个人认为他给不给穷人一碗饭吃并不能断定他对于穷人的鄙夷厌弃态度。《孟子·梁惠王上》中有一个著名的故事，齐宣王因为“不忍其觳觫”而放过了要作为祭品的牛，然而他的选择不能够否定祭祀的礼仪，这只是“恻隐之心”，虽然能满足自己的道德需求但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在当时的话语之中，秦仲义有一种迫切地标榜自己坚信的实业救国道路的超拔性，加上他的财富和年轻气盛的性格势必会对小仁小义加以批判甚至嘲讽。我们不能在这一点批判他远离人民群众，因为选择开办工厂振兴经济、吸收就业的行为本来的目的就是无私的。如果有人从民族工业剥削工人剩余劳动价值这一角度加以批判，我们不妨换个角度去设想，他为什么不去当买办资产阶级呢？
个人认为，他最后说的一番话是作者所处时代对较为先进的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丑化。“有钱就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千万别做好事！”这种话语荒唐至极，似乎是在表现秦仲义到了暮年自以为开悟实则迷茫的浑噩心灵处境。仿佛旧社会的有钱人在开办民族工业与腐化堕落生活之间没有其他选择，好像是在说民族资产阶级除了“实业救国”的口号之外整日价想的就是吃喝嫖赌。进而演化出来种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批判，例如勾结洋人、压迫工人、生活腐化等等，虽然这些现象在民族资本家中是存在的，但是我个人认为用在秦二爷身上并不合适。个人觉得这句话可能得到的唯一合理解释在于它可能是一句秦二爷在心灰意死的境遇中说出的气话，是一句反讽。
常四爷是剧中最少受到批评的人物，原因在于他身为旗人并不腐朽堕落，他的爱国自觉让他能够说出“大清国要完”这种大家都知道但却不敢说的话。他有着刚正的民族自尊感，当听到刘麻子夸赞“洋东西”时回击了一句：“我老觉乎着咱们的大缎子，川绸，更体面！”出狱后自食其力，卖菜为生。因此他离贫下中农更近，思想觉悟也相对较高。但我觉得，他的精神气质中有着对其所在民族较优秀的传统美德的依附性。当他要被捕时，他说“我是旗人”，便暗含了他对于自己身份与担当的高度认同感，这种认同感赋予了他刚毅耿直的性格，但也把他局限在了小市民的阶级之中——勉强自立，无法自强。老舍身为满族人，精神中或许有和这个与他同宗的小角色的契合。田刚先生认为老舍出身寒苦，作为小市民的中产阶级的他心中存在对于安稳生活的追求，对于乱离与变故心存担忧和恐慌。故而他对待社会进步的态度是有矛盾的，一方面渴望国家富强进步，另一方面害怕动荡不安。到老来卖花生的常四爷确实硬硬朗朗地走过了一辈子，而老舍如果在1957年写作时知道他自己的结局，那么他或许会艳羡能够卖一辈子菜的生活吧。
不过个人认为三个人叙事笔墨的分配还是具有相当合理性的：富商巨贾可以周流天下，日理万机，自然不会局限于一个小小的茶馆，故而在秦二爷创业的几十年中他并没有与社会底层的两位人物发生过多交集。实业救国者心中是有天下的，而生存困窘的王老板心中除了与自己相关的以外似乎很难有别的东西，因而在话剧的中间部分，很难有“视域融合”的他们自然很难出现在同一帧画面中，即使出现了也构不成强烈的必要矛盾。常四爷作为一个空有报国之心却无报国之力的人，是王利发和秦仲义的中间角色，他虽然有着崇高的理想，但是阶级视野和所处空间与王利发一致，因而戏份相对多了一些。
王国维曾在《红楼梦评论》中引用了叔本华的悲剧理论:“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运命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他们三个都没有错，最终的悲剧是由三个人各自的性格以及他们各自在时代中的位置决定的：秦二爷选择的位置让他面临强权无以反抗，常四爷的位置让他过于相信自我的力量而最终也证实了无法救国，王利发在时代中扮演了只能任人反抗的角色，他选择的位置让他毫无还手之力却偏生给他带来安稳。
我们的位置安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