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亭公园北门(“人民的乐园”丨陶然亭公园的1952-1966)

陶然亭公园北门

本文改编自《“人民的乐园”——陶然亭公园营建记1952-1966》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机构史视角下的北京现代建筑历史研究”（项目号51778318）资助。
原文发表于《AC建筑创作》No.204期，有删减和调整，部分内容和标题为编者添加
作者：刘亦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二十世纪初的一个雪天。
客居北京的浙江青年俞平伯，跟朋友一道，穿过车马纷杂的前门，奔向连小路也没有的外城西南角，期翼寻着苍凉古意的“宣南第一胜迹”——陶然亭。
可他们失望了，“踯躅于白蓑衣广覆着的田野之间，望望这里，望望那里，为什么不见一个亭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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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北大青年不曾想到，”万苇清风带古寺，一轮明月照江亭“早已不复，也更无从预知，刚刚经历五四运动洗礼的自己，将因”新红学“崭露头角，度过跌宕起伏的一生。而被他写进散文的”拙钝的几间老屋“，从“宣南第一胜迹”，败落为城市山林，从百年前的五四青年风云际遇，到建国后北京兴建的第一座大型公园——一如这座城市里的诸多所在，被时代的发展改变着面貌，也折射着历史连绵不断的身影。
01
陶然亭不是“亭”
1952年以前的陶然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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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待菊黄家酝熟，共君一醉一陶然。
——白居易《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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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然亭位于北京外城南城墙边，与先农坛相去不远。所谓陶然亭，“并不是一个亭，而是一个土丘，丘山改了一所庙宇” ，此即建于此地高台锦秋墩之上的古刹慈悲庵院。康熙年间工部侍郎江藻命其所建的三开间硬山顶敞廊为“陶然亭”，后人也称之“江亭”，其形制并非园林中常用的攒尖顶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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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然亭紧邻明清时期烧砖的黑窑厂，乾隆间曾在这里大量挖土加筑外城城墙，导致这一区域地势降低，雨水、污水无法排出城墙外而形成洼地，芦苇丛生，“与城市中划出另一个境界来” ，成为独具特色的 “城市山林”。因其是城南眺望西山的最佳地点，其荒郊野景的情调又符合士大夫的心境，因此清朝中晚期北京官宦和各地来京赴考者时常在此登眺、聚会、吟咏，“百余年来遂为城南觞咏之地” ，号称 “宣南第一名胜”。
贺良绘《江亭修禊图》
背景可见外城城墙，1950年代中期被拆，部分城砖用作陶然亭游泳场的建设
来源: 樊增祥. 乙丑江亭江亭修禊图分韵诗存（1925年）
陶然亭一带历史悠久，1952年疏浚陶然亭苇塘时曾发掘出战国及汉代的陶器，慈悲庵院中还保存辽金时代的两座经幢。北京成为首都后，元、明、清三代在这里又兴建龙树寺、龙泉寺、城隍阁、窑台等建筑，洋务重臣张之洞也在这附近修建了其郊墅——抱冰堂，这一带一度热闹非凡。
但在晚清和民国时期，苇塘无人疏浚，建筑失修，慕名来此者皆大感失望，如张恨水刚到北京就去游览陶然亭，结果失望而归 ；文章开头的俞平伯也是其中之一，那次失望的探访成就了散文名作《陶然亭的雪》。这一时期文献所记叙的陶然亭，疏旷凄冷、破败荒凉。
民国时期的陶然亭
晚清时，陶然亭一带周边被用作刑场和乱坟岗。除早已有的香妃塚和鹦鹉塚外，“有些英雄、诗人、女作家、名妓，一齐排列的埋在那里”，如庚子事变时名人郭瑞和赛金花以及革命烈士等墓。地势低洼、排水不畅，成了乱坟埋了上下三层、浸泡死猫死狗的大苇塘，“但凡有点活路，谁也不愿意到陶然亭来住。” 附近居住的贫苦大众的孩子来这里“背着弟妹去挖死人骨头、去捡煤渣、去打群架”，时常会被抱冰堂前的臭水沟淹死 。
公园兴建前陶然亭旁的死水塘，远景为外城城墙
然而，正因乏人问津，1920年代初革命者多在此亭秘密集会，酝酿创建五四社团和新式政党，陶然亭由此焕发出生机。
李大钊曾租借慈悲庵僧房进行过革命活动，1920年毛泽东、周恩来等先后来此商讨时局，李大钊的助手高君宇及其女友石评梅死后也埋葬于这一带。1924年孙中山北上北京时还曾在陶然亭参加过政治集会 。这些内容颇丰的革命文化，成为建国后陶然亭公园改建设计中可以利用的重要资源。
毛泽东(左4)等人在慈悲庵古槐树下合影
02
大家一起挖水塘
时间来到新中国刚刚成立的1952年，朝鲜战争接近尾声、国民经济大体恢复，全国处在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前夕。
中央政府于1952年3月号召发起“爱国卫生运动”，不仅要改善环境卫生，更要通过广泛深入的社会运动达到教育群众和移风易俗的目的。为了实施“一五”计划，政府迫切需要大量健康、合格的工人从事生产。而为了“保护劳动力”并满足工人的生活娱乐等需求，公园建设是必不可少的。苏联的中央(高尔基)文化休息公园在1928年建成投入使用时，同样也是苏联“一五”计划的开始之年。
此外，北京是新中国的首都，建成服务于工人群众的各类城市设施可以体现与首都地位相称的经济建设成就，同时标志着从北京从一个没落的消费性城市到朝气蓬勃的生产性工业城市的巨大转变。
陶然亭公园的建造就是这一时代背景下开始的。
陶然亭矗立大泽中，四周葭苇丛生。1952年4月至7月，动员群众清挖苇塘，“新挖的湖面有十七万多平方公尺（约二百八十多亩）”，最深处3m多。利用挖出来的泥土除加高原来的锦秋墩和窑台外，又堆成另外5座小山，山上新建了小亭子。此外在园中大力绿化并迁走先农坛南墙外的刑场，使公园环境更加清幽宁静 。
在设计方法上，陶然亭公园仿照苏联文化休息公园的模式?①，将全园分为4个功能区：湖东较平坦开阔的成人运动区、湖北的儿童运动区、湖西的文娱区和西南部的休息区。
与苏联公园不同，陶然亭的水面在公园建成时（40多公顷）占比达40%，即使算入远景规划的总面积（79公顷），占比也在17%以上?②。作为全园中心和重点处理的水面被分割为3个湖，其中较大的两个湖——东湖和西湖合抱住一个葫芦形的小岛，慈悲庵和锦秋墩分布在岛的南北。这个岛集中了全园较多的历史古迹与革命遗迹，如陶然亭、高君宇墓、慈悲庵等，是全园游览的中心。
陶然亭公园平面

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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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
场地

道路
林荫道

工程
设施

水域

合计
苏联文化
休息公园

65.8

10

19.2

3

2

100
陶然亭公园

71.9

9.6

1.3

17.2

100
苏联全市性文化休息公园用地各组成部分面积的规定比率
与陶然亭公园（远景规划）的比较（单位：%）
从表中可见，陶然亭公园的建筑物和道路占地面积小得多。苏联文化休息公园常见图书馆、展览室、休息站等各种建筑物，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大型公园中还专门建起较多售票的商业游乐设施，起到吸引游人和增加公园收入的作用。这些内容都未出现在我国早年的文化休息公园中，究其原因可能还是建国初缺乏的建设经费，新建建筑占比极小。
中央（高尔基）文化休息公园儿童游乐场，背景可见该公园的标志建筑螺旋塔
我国的公园中基本未建此类大型游乐设施
除精心选择陶然亭这里的历史文化资源加以利用外，设计者还巧妙利用了自外移来的建、构筑物，使其融入新公园的山水格局中，使整个公园格局 “在园林艺术上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
03
旧景的去与留
陶然亭公园在兴建过程中，在设计中选用了与 “人民的乐园” 属性相合的那些历史文化资源加以利用，最典型的是对富有革命文化意涵的慈悲庵的保留和修缮。因毛泽东亲自指示过：“陶然亭是燕京名胜，这个名字要保留” ，三开间的陶然亭敞轩被修复一新。此外抱冰堂被整修为唱茶馆，“成为劳动人民的文娱场所”。
而晚清以来的那些坟墓，在1952年底和1953年初的大规模绿化种植活动中，由北京建设局会同宣武区人民政府加以统一迁葬。除高君宇及石评梅墓石经周恩来特地关照仍存放于陶然亭慈悲庵庙内、1956年移到现址外，其他坟墓如赛金花墓等则被一概迁走，仅保留了史迹较久的香塚和鹦鹉塚供人凭吊。
电影《情归陶然亭?(2011)》剧照
讲述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山西党组织创始人高君宇短暂而光辉的革命人生，再现中国现代史上被誉为“当代梁祝"的高君宇和石评梅的爱情故事
公园基址范围内的龙树寺、花神庙、火神庙、哪吒庙、城隍阁及慈悲庵里的观音殿等或被拆除，或易名改作他用，都销声匿迹不再出现在公园中。
以龙树寺为例，其原与陶然亭齐名，是清末清流派在宣南聚会的地点，其北面的龙泉寺则是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时的居处。陶然亭公园的远景规划图上龙树寺和龙泉寺原拟与相距不远抱冰堂连成一片，用作文化展览室和休息所，惜未实现，最终被拆除改建住宅。又如位于北门的城隍阁和火神庙，日据时期一度香火极盛 ，但同样“在人民革命的冲激下，最后趋于消灭了” 。
陶然亭公园不但包括了众多景点，深受人民喜爱，其对园中景物的选择和布置也成为综合性文化休息公园设计的范式，是“首都最瑰丽的花朵之一” 。
陶然亭公园远景规划模型，由北门南望，右下方为龙泉寺
1950年代的远景规划范围较今公园面积大得多
今陶然亭公园北门附近的城隍阁(近)和窑台(远)
04
新景物和“新”文物
陶然亭公园最初建设的1952-1955年，正是北京总体规划方案边讨论、边实施的时期。北京市在大规模城市建设中必需拆除的一些古建筑也被移至当时占地阔大、景物疏旷的陶然亭公园中，由设计者精心组织到公园的景观体系中。
被郑振铎称为我国“古建筑迁地重建的创举”的云绘楼、清音阁就是从中南海搬移至陶然亭公园的，与葫芦岛上的陶然亭隔水相望。
云绘楼、清音阁于乾隆间建于南海东岸，楼与阁通过双层曲尺形转游廊相连，构成了由3部分组成、楼阁参差的小组群，“富有中国庭院建筑的风味”。云绘楼是昔日帝王赏月观湖的3层小楼，建筑底层门上题字“韵磬”表示建筑组群的“L”型平面，清音阁入口的“映月”则表示其为赏月之所。1953年因中南海内筑路所需，这组建筑被拆卸，随即于9月运往陶然亭公园暂行存放。
清音阁及西侧山石堆砌的楼梯，2018年
图片来源：https://www.meipian.cn/1nxe42y2
这组园林建筑阁的重建后“云绘楼之上布置风景图片，楼下不知文化休息室、棋艺室” ，其设计原则是由吴晗、郑振铎、王明之等商议决定的：“平面配置一依旧制，使不失原来庭院曲折变化之美” ③，并且“楼梯、隔断等必须变更以便于游人登眺或作为小型的文化活动之用。
云绘楼在南海初建时正面朝北，清音阁朝西，最初的重建设计也按此在公园内选址。后为与陶然亭取得较好的对景关系，选定在葫芦岛西南侧的一处小丘（武家窑）重建，因此云绘楼、清音阁分别变成朝西和朝南，但建筑组群之间及其与水面的关系仍与最初“两面环水”的环境无异。清音阁外侧由山石堆砌的楼梯也特别交付北京市文物整理委员会设计 ，整个工程于1955年告竣，这两座具有江南风格的清代建筑“与陶然亭隔湖相对，增加不少景色” 。
云绘楼、清音阁改建施工图，1954年10月
云绘楼及曲尺游廊竣工时照片，1955年
在云绘楼楼上看陶然亭
葫芦岛与北岸相连的石桥两端，矗立着从东西长安街拆除移来的两座牌坊。两座牌坊相较历代帝王庙前牌楼艺术上价值不大，原拟拆除不再重建（帝王庙前牌楼拟拆除后重建于陶然亭公园，后储存他处），但后来仍移建于陶然亭公园。两座牌坊的选址和牌坊上的题字也经过了较长时间的讨论和比较?④，最后选定现址和样式，南北对称朝向正门（北入口），成为陶然亭里瑰丽雄伟的景物，“古香古色的建筑和活跃的新生命在一起，是这样的自然和谐” 。
移建到陶然亭公园的牌坊
北京当时为城市建设而拆除了不少古建筑，其中“有相当艺术价值者”被拆卸后或被存放在库房中，如长安街上的东西三座门被暂存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里，也有不少被移到其他地方重建，如什刹海隆福寺碑亭和景山西面的大高玄殿牌坊就被移到新建的西郊党校校区内，而本例的陶然亭公园也属这种情况。由于这些古建筑艺术价值很高且具有园林建筑的特征，可赏可玩，与原有的那些低矮、质朴的建筑趣味迥异，布置得当无疑增加了这座新建公园的古趣。
这种异地重建的古文物成为新园林的山水格局浑然一体的新景观，实现了“文物”到“景物”的转化，也是使公园“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的重要因素。
05
人民的乐园
三年之后，陶然亭公园初具规模，1955年9月14日正式售票开放。
但公园的修建还在持续，“人民的公园”不单体现在兴建之初的挖湖造山等劳动，之后又开展了广泛的义务劳动，首都的战士、大学生和少先队员都曾在业余时间进行园内绿化植树 。
“这座大花园能修成，不止是眼前的几千几万人，还有许许多多看不见的手，从老远老远的天涯海角伸过来” 。
园内的大草坪和各种观赏植物是从其他省份甚至苏联运来的，体现了建国初为了祖国建设“四方支援”的豪迈热情，犹如全国的技术工人奔赴长春支持建设第一汽车厂。此外，在爱国卫生运动中，群众还曾数次集中到陶然亭公园进行环境整治和消灭麻雀 。
公园建成受益最大的自然是周边的居民，“以前臭水四溢的龙须沟，经久失修的陶然亭，今天已经变成优美的风景区” 。而陶然亭丰富的革命历史资源，让这里成为红领巾和少先队开展各种活动的地方。
少先队在陶然亭公园过队日
工人也经常到公园中写生或举行歌咏会，发展兴趣爱好，使业余时间的娱乐为提高生产效率服务。公园中的游乐设施不断增补，开园时已修建码头供人们在湖面荡舟，并修建了露天舞池，后来在1960年代又增建南门并由郭沫若题写园名，又陆续将早期的泥路、板桥改为水泥路和石桥。
陶然亭公园湖面的游船，远景为云绘楼
在北京总体城市规划中，陶然亭公园是与周边的龙潭公园和先农坛一并设计的，预期成为北京南部的体育、文化休息区。
1956年公园东门外建成了由杨锡镠设计的陶然亭游泳场，成为当时我国最大规模的一处体育活动设施。陶然亭舞蹈学校也在公园附近建成，被誉为“陶然亭畔的明珠”，更加丰富了公园中的文娱活动 。“每年夏季，公园都举办不同形式的游园晚会、电影晚会、放映露天电影，举办各种象棋比赛、音乐欣赏、戏曲欣赏、教唱革命歌曲” ，并举办有益儿童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在德育和体育等各方面使公园真正变成锻造“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新人”的重要场所。
1959年6月，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专程到陶然亭公园视察，提出“公园要多搞些游艺活动”，尤其称赞了露天舞场，“应该给青年男女一个公开见面的机会，有一个社交的机会”。刘还指示将当时已关闭的云绘楼和清音阁重新开放，“可以摆茶座卖一些高级茶点” 。邓颖超也曾频繁到陶然亭公园散步和游玩。此外，每逢国庆、五一等盛大节日时，公园举办大型游园会，党和国家高层领导来公园与群众会面联欢，成为将普通群众与国家政治联系起来的另一方式。
我国文化休息公园与苏联和其他国家不同的一点，是承担了较多的生产任务，在较长时间内实行“以园养园”，此外还通过售卖舞会票等方式，到1960年代基本维持了收支平衡。
从1955年开园到文革前夕，陶然亭公园的园景和各类设施不断扩充，成为当时北京首屈一指的大型文化休息公园，也成为了一代人的记忆。
陶然亭公园留念：远眺湖面的孩童
来源：网络

陶然亭公园是我国新园林设计中的典型，也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象征。设计者仔细梳理了各种历史、文化资源，突出了符合革命价值观的元素，而放弃了与意识形态相悖的部分，因此公园虽是全新的社会主义文化休息公园，但历史文化资源也吸引各阶层群众络绎不绝。
陶然亭公园的营建，不论在兴建前和投入使用后，都体现出国家强大的动员和组织的能力，也使公园真正成为人民创造和使用的乐园。
这些新旧景物促进了社会主义国家认同和“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的历史过程，而”人民参与“的公园作为一种新型群众机构发挥了“锻造新人”的重要职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建构进程的一部分。AC
注释
① 中央休息公园始建于1928年，后改名为高尔基文化休息公园。
② 公园于1955年对外开放时占地40多hm，公园水面占地14ha，“在设计开始以前已经完成了挖湖堆山的工作”（参考文献6）。其规划总面积79hm，“比现状大一倍”。
③ 关于这一组建筑迁建于陶然亭，罗哲文等人均指为周恩来、梁思成商议选定，但史源均为罗哲文的回忆，未见其他档案材料佐证，暂存疑。吴晗（北京市副市长）、郑振铎（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王明之（北京建设局局长）在此事件中贡献颇多则确定无疑。
④ 园林局原拟放在与先农坛相对的东门处和窑台处各一座，后改动如实施方案。北京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负责处理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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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小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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