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口述历史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那“半个”是谁？)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古筝-月满西楼 来自京都闻道阁 00:00 0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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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民伟
【按语】对待历史，首先需要一个冷静的头脑，其次需要掌握客观的资料，而唯此有很大难度，毕竟，即便是同一事物，不同的人理解和观察，进而表述的结果都是有所区别的，这就需要尽可能地掌握各方面的材料，综合进行分析，减掉那些主观的倾向性的表述，不带主观色彩地还原事物的本来面貌。本文除了“半个”是谁值得注意，还有一个关注点是：毛主席明明在1944年已经明确“解决了”的问题，何以在后来还会再起波澜？历史表象之下，是什么力量在涌动？苦难辉煌，硬核在于明悟大道。
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中，有一件始终悬而未定的历史。史书中未见到过记载，但是又广为流传，即“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1929年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留学生之间，以王明为首的“党支部”局与“团支部”局产生不同政治见解，“党支部”局认为自己执行的是一条“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路线，而“团支部局”则抨击“党支部局”执行的是一条“实践中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双方争斗激烈，为此专门召开了全校党、团员大会，进行了10天的辩论。在最后表决“党支部局”提出撤消“团支部局”的决议时，只有29人投了赞成票，绝大多数党、团员不赞成。但后来，王明在苏联反托洛斯基和反布哈林清洗党内异己分子的背景下，借助共产国际中国部米夫之力，在中山大学内清党。将反对“党支部局”的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很多中国留学生遭到诬陷迫害、开除党籍、遣返回国、被捕流放，甚至被害。

本来这只是当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一次不同意见的交锋，后来因为王明成为中国共产党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而受到否定、批判。由此便将这29人归为是王明宗派集团，也就产生“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专用名词。其实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究竟都是哪些人？至今还流传着各种版本，说法不一。比较通行的说法，“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指以下29个人而言的，他们是：王明、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何子述、何克全（凯丰）、杨尚昆、夏曦、孟庆树、王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孙济民、杜作祥、宋潘民、陈原杰、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肖特甫、殷鉴、袁家镛、徐以新。
为什么称徐以新是“半个布尔什维克”呢？也有不同的说法，一是当时徐以新是共青团团员，只能算半个：二是他当时政治观点摇摆不定，也就算半个了。其实当年参加投赞成票的29人，也并非都是王明宗派中的忠实分子。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归国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革命斗争中，有的人英勇牺牲，也有人脱离了革命队伍，还有的人当了叛徒。其中不少人是站在王明的对立面，当然也有王明的骨干分子。王稼祥到达中央苏区后不久，就支持毛泽东担任红军的领导工作，在遵义会议上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张闻天也站在正确的路线方面，以后在长期的工作中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革命与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秦邦宪在中共“七大”上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并在领导《解放日报》、新华社以及在同国民党谈判的斗争中，作出了非常积极的贡献；杨尚昆、张琴秋等很早就认识和改正了错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为党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何克全（凯丰）在遵义会议时仍然坚持不改，但在后来也改正了错误；夏曦后来在战斗中成为烈士，殷鉴则在唐山煤矿工作时被捕牺牲；李竹声、王云程、孙济民、盛忠亮、汪盛荻、朱阿根等少数几个人回国后便脱离了革命队伍，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另有一些人，在归国后没有什么令人瞩目的表现，如朱自舜、宋潘民、李元杰等，既没有做什么好事，也没有做什么坏的事，平平淡淡、不知所踪。只有教条宗派的头头王明和其妻孟庆树，对于自己所犯的错误始终不予悔改，而是一意孤行，一错到底。
根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书中记载，1944年3月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2月24日书记处会议上未谈及‘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派别是否还存在的问题。”但是毛主席说：“经过几次分化，现在没有这个团体了。去掉这个包袱，才符合事实。”延安整风运动似乎已经解决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然而没有料到20多年后，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牵联的人又一次遭到审查、监禁，甚至被迫害。
文化大革命前，我家与徐以新伯伯家是邻居。我又与徐伯伯的儿子陆放是朋友、同学。在当年备战高考期间经常在他家里学习。在陆放家里，常常见到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徐以新伯伯和陆红阿姨。徐伯伯的平易近人和陆阿姨的热情好客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徐以新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还是外交部副部长。很快他就因为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历史问题而靠边站了。1972年他被下放到外交部山西“五七干校”劳动。随着外事工作的恢复与发展，外交部原设在湖南、湖北、山西的“五七干校”逐步撤销。有的干部调回部内工作，有的干部则分配到其他单位工作了。外交部山西“五七干校”撤销后，徐以新回到北京，但没有给他安排工作，又让他去北京北郊农场继续劳动。后来农场让他收拾东西回家，在家赋闲4年，等待中央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结论。
每当我听到、看到批判王明错误路线时提及“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口号、传单、资料时，心中总是不自主地有点紧张。尤其是知道康生大笔一挥——“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没有一个好人”时，更是忧心忡忡。因为我知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半个布尔什维克”指的就是徐以新。
1981年胡乔木向中央建议召开“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专题调查会，座谈王明宗派集团形成的具体经过、组成人员；当时在中山大学校中反对王明宗派斗争的情况；现在对这一问题的评价。1981年8月，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国家机关党委第一书记冯文彬主持下，杨尚昆、伍修权、孔原、孙冶方、徐以新等16位老同志参加了会议，在澄清历史的基础上认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不能准确反映王明的教条宗派集团的实际情况，建议党内不再使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专用名词。并为因此受到迫害的同志平反昭雪。历史终于翻过了那沉重的一页。然而，毋庸置疑地是这一历史包袱使许多同志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影响了他们的人生轨迹。 

1981年“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研讨会”合影。徐以新（一排左1）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帽子不能不说对徐伯伯一生有着诸多阴影。年轻时的一次投票，竟然使他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始终无法自拔。在他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经历了组织上对他的审查，做过“冷板凳”；在受到别人的议论或非议时，自己有口难辩；甚至被心怀叵测的人用此来做为棍棒进行打击、陷害时，只能招架不能还击。
人与事，光与影，一切都在变化，唯有眼前的大海如同百年前一样潮涨潮落，起伏不息。失落、委屈、挫折都没有动摇徐伯伯干革命的信念。他最了解自己，他没有追随王明去获取高官，也没有成为王明的打手去对自己的同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更没有去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情。 

1979年徐以新（左2）、陆红（右1）、王定国（谢觉哉夫人右2）与当年掩护徐以新摆脱西北“马家军”追杀的甘肃农民屈大成合影。 

在延安窑洞前，许以新、陆红夫妇与孩子 
（后续还有长征路上的“囚徒”、征途磨砺等有关徐以新先生的故事，欢迎感兴趣的朋友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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