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袁照：一个不像校长的大学校长

你能想象一个校长工余时间，帮着夫人在学校附近摆摊吗？而且是大学校长，而且是最著名学校的校长。你知道这是谁吗？这就是梅贻琦，担任了清华大学十七年校长的梅贻琦。梅贻琦在几乎最危难的时候到任主理校政，他首先取消了校长的特权与特殊津贴，生活开始拮据，于是夫人摆摊，以贴补家用。
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国内名牌大学之列，这个过程是在梅贻琦任内所完成，已成共识。现在，被大家所称道的“西南联大”，主要的管理者当也是梅贻琦。办学之艰苦、艰巨，几乎前无古人。期间，梅夫人又一次与学校几位著名教授夫人上街“摆摊”，卖“定胜糕”，当时之窘状，现在却成了美谈。
越像越不像，不像越像。世界就是如此奇怪与辩证。一个清华的校长，夫人摆摊，有时还有站出来帮忙，谁能做得到？清华大学当时已经是大师林立的地方。教授开会，他到场，找了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坐下，只是静听。不时还像茶役，看看教授们茶杯里没茶了，起身续茶。会议将结束，问他，要说什么吗？回答：“吾从众”。什么叫“吾从众？”就是我听从你们教授的。
在学校牛、教授牛、学生牛的地方当校长，不是那么容易站住脚的，而且还要大家拥护，真是难上加难。梅贻琦有什么超人的本领？没有。他的做法据陈岱孙的概括，两条：一是注重师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二是民主管理，建立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行政体制。
梅贻琦在危难之中走马上任，在就任演说中，即说出了著名的“大师”与“大楼”的论断。可见他的高度、视界、胸襟。有人做过一个初步的统计，仅以1936年为例，清华教师队伍中即拥有潘光旦、冯友兰、朱自清、陈寅恪、闻一多、俞平伯、余冠英、吴宓、叶公超、金岳霖、贺麟、张岱年、吴晗、吴有训、叶企孙、赵中尧、任之恭、周培元、熊庆来等这些如雷贯耳的学者、大师。因为有了一位名师，才造就一个名专业，而拥有一批名师则能造就一批名专业，有时一个名专业就能支撑一所学校，梅贻琦治下的清华，名师如星辰灿烂，如何不让一所学校快速亮起来、伟大起来？
今天有的校长，往往追求场地、校舍、设施、设备，追求规模。有多少真正把“人”放在第一位？把教师培养与引进放在第一位？真正尊重教师，真正让教师在学校“当家作主”？而校长自己真正退到“服务”的位置？梅贻琦之前，不少校长被师生“赶走”，都是“短命”的，而一个没有校长架子，不像校长、偶尔还要出去摆地摊的人，却顺顺当当做了17年，被称为清华“终身校长”，你说怪不怪？
最近，我在读梅贻琦的《大学的意义》（民国大家谈学养丛书之一，朱永新为总主编，“古吴轩出版社”2016年版），对梅贻琦有了一点粗浅而又比较系统地了解。我读到的梅贻琦，演讲占了很大一部分，或开学典礼演讲、或毕业结业典礼演讲、或其他重大活动演讲，因而更通俗易懂。真是深入浅出。文字深奥，道理却浅显，这不是本事。道理深奥，文字浅显，这才是真本领。当下的人，是不是普遍明白这个道理？
梅贻琦被师生拥护、爱戴，他是以自己的人格、以自己的“做”、“实干”，奠定了清华的格局。学校格局大起来了，自己仍然那么低调，时人称之为“寡言君子”，他自己也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无怪陈寅恪先生感慨地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严谨，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最后，我想用梅贻琦1931年校长就职演讲的两段话，结束我的短文，他说：
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它的特殊地位，不使堕落。我所谓特殊地位，并不是说清华要享受什么特殊的权利，我的意思是要清华在学术的研究上，应该有特殊的成就，我希望清华在学术研究方面应向高深专精的方面去做。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
他又说：
我们要向高深研究的方向去做，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设备这一层，比较容易办到，我们只要有钱，而且肯把钱用在这方面，就不难办到。可是教授就难了。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梅贻琦真不愧为“一个时代的斯文”。
2020年7月2日于石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