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东风 |老师，您还对我失望吗？|| 童庆炳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专辑

写在前面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童庆炳先生辞世已整整五年了。
上月底，程正民老师打电话问我：童老师去世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今年是五周年，关于童老师的纪念活动你可有所考虑？我说：去年我就琢磨过五周年的事情，当时也想过几个方案，但今年因为疫情，先前的想法已无法落实。因为直到现在，我们都无法自由出入校园，聚集性的活动肯定搞不成了，但网上纪念是毫无问题的。所以，我的初步想法是用我自己的公号推出一组纪念文章。您觉得这样如何？程老师说：这样就挺好。不过，最好是有几篇新写的文章。我说：那您是不是可以写一篇？虽然您当时就写过两篇，也收到了《追思录》中，但五年之后肯定又是一番心情了。我也去约请一些师友，看看他们有无时间。程老师说：我考虑考虑，可以写一篇。
于是，我便问了几位师友，他们大都答应得痛快，让我感动。此外，我也从我当年主持编辑的《木铎千里 童心永在：童庆炳先生追思录》中选出几篇，与作者联系，征得了他们的同意。在此，我谨向这些师友诚挚致谢！
需要说明的是，从2016年起，《童庆炳先生追思录》中的部分文章曾陆续在北师大文艺学研究中心的公众号上推送过。已推送过的文章这次就不再推送了。
童老师是2015年6月14日在金山岭长城突然去世的。五年之后，他的朋友和弟子已走出悲痛，但我相信，童老师作为师者、学者和仁者的精神与风范却依然存活于许多人的心目之中，成了谈论的话题，成了思念的元素。愿这组文章能唤起大家的记忆，愿我们的回忆能完成一次朴素的缅怀。
赵 勇
2020年6月
老师，您还对我失望吗？
童庆炳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专辑
陶东风
恩师童庆炳先生离世已有整整5年。今天正好是他的祭日。突然想和老师说几句话。老师刚走的那会儿，我不知道为什么只是喊了句“老师，我还没准备好……”，就再也说不出更多话来，留下记忆在今天和今后慢慢咀嚼回味。
童老师与陶东风
学术界的朋友，特别是北师大童门师兄弟们，都知道老师对我有些喜欢，甚至是偏爱。比如，他总爱和后来入学的弟子们说一些和我有关的事情：陶东风如何如何喜欢在课堂上和我抬杠，陶东风读博士的时候生过一场大病，陶东风善于对一些老问题发表新看法……诸如此类。我对“偏爱”说将信将疑。有时候想想似乎是那么回事。比如，我刚入学那会，他就让我做了文艺学“硕士生班”（共13人）的“班长”（是他自己成立和任命的，不是学校或中文系编制中的那种班），硕士读了两年就让我直接攻博；再比如，他曾经当面对我说：我的学生中你是比较有思想的，等等。
童老师、程正民老师与“十三太保”（1985级硕士研究生）在一起，左十为陶东风，1987年
但是似乎也有证据表明童老师对我有些失望。2001年，我在《文学评论》第5期发表了《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一文，这是我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导言。文章主要是从文化研究角度反思了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知识建构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大学文学理论教学中存在的本质主义思维方法。在我列举的本质主义文学理论的例子中，其中一个就是老师的审美本质主义（以他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为例）。文章发表后，老师倒是没有找过我，也没有通过其他方式与我进行直接的交谈商榷，却于不久之后在北师大组织了一次专题会议就此展开讨论，也叫我去做了一个发言。会上对我的批评意见是比较多的，有些发言也比较严厉。之后老师本人也撰写了一些文章表达和我不同的看法。这些争论文章都是在刊物或报纸公开发表的，我不想在此多费笔墨。我只想说一点：现在回望老师和我的分歧，体会到我对老师缺乏一种同情之理解。在发生这次争论时，他老人家已年近70，他文学理论观、审美观和人生观，已经非常成熟、稳定，他珍惜一些他守护了一生的东西（哪怕是梦想）。他对于文化研究、日常生活审美化等等的质疑，不仅仅是一个学术立场的表达，也有一份学术外的人生守望在背后牵引。当时我对老师的这些微妙心理体会不深，像一个初生牛犊自以为是。现在想来不免有些悔意。
《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文影
其实，老师对我做文化研究一直是不赞成的。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说：你的书中写得最好的还是《中国古代心理美学六论》（还拿季羡林先生对此书的肯定作为证据）。他对我的博士论文《从超迈到随俗——庄子与中国美学》评价也不错。但对我90年代中期转向文化研究和当代中国文化批评，不以为然。大约在2010年左右，我50岁的时候，他有一次语重心长地和我谈了很久，大意说：你不要总是转移学术研究的兴趣，当下的文化现象纷繁复杂，大多是过眼云烟。你应该继续研究庄子。他还具体为我安排了研究计划：你应该还有20年的学术生命，你花10年的时间搞资料，把古今中外的庄子研究成果做一个系统梳理、总结，然后再花10年时间，写一部扎扎实实的庄子研究专著。这样，你的一生就可以交代了。这次的谈话对我的触动很大。我也认真思考了好几天。我给老师的回复是（大意）：老师，我很惭愧，50岁了也没有搞出什么像样的东西，辜负了您的期待。但是您给我指出的这条道路我可能还是不想走。我这个人做学问有很多毛病，研究兴趣也确实经常转移；但有一点我是一直坚持的，那就是：我的学术活动最初和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解答人生中遇到的一些在我看来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它们是一些绕不过去的问题，是从自己的生存经验中尖锐地、深刻地钉到我脑子里的问题。如果绕开这些问题，我就失去了做学术的动力，我的学术研究会失去价值感。我还说到：接受您的批评，我已经不怎么写随感式的文化批评，而把精力集中到对当代中国革命书写（主要是小说）的研究，我请他有空看看我分析解读《血色黄昏》《晚霞消失的时候》《蝴蝶》、《布礼》等小说的文章。大约是2015年年初的某一天，我去老师家，斗胆问起老师对我的这些小说评论的看法。老师说：我看了《文艺理论研究》上你关于王蒙的文章（指的是2014年第12期《文艺理论研究》发表的《一个革命者的忠诚危机及其“化解”——重读王蒙的<布礼>》）。老师的表情有些复杂，既不像是赞赏也不像是批评，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老师长我23岁，我感觉这23年的时光都凝聚在这个复杂的表情上了。我想起了刘再复先生一篇散文的题目：“阅读沧海”。
童老师与陶东风、方锡球、赵勇、王珂、姚爱斌等弟子在一起，2010年4月摄于扬州
此后，老师再也没有劝我去研究庄子。
我至今不能确定老师最后是不是原谅或理解了我的选择，也不知道他对我的指点除了学术的原因外还有没有其他更深层次的考虑。我本来准备选择适当时机再和他聊聊这个问题。不想天意弄人，过了一年，2015年6月14日，也就是5年前的今天，这个时候，老师在他喜爱的长城脚下猝然离世，给我留下了永久的痛，也留下了一个我再也无法解开的谜——
老师，您还对我失望吗？
陶东风
2020年6月14日
晚六点于广州雅居乐
作者简介
陶东风，199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广州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文艺学、当代中国文艺思潮与当代中国文化研究。已出版的著作有《社会理论视野中的文学与文化》《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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