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炎秋 | 我和童先生的师生缘 ——怀念童庆炳先生 || 童庆炳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专辑

写在前面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童庆炳先生辞世已整整五年了。
上月底，程正民老师打电话问我：童老师去世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今年是五周年，关于童老师的纪念活动你可有所考虑？我说：去年我就琢磨过五周年的事情，当时也想过几个方案，但今年因为疫情，先前的想法已无法落实。因为直到现在，我们都无法自由出入校园，聚集性的活动肯定搞不成了，但网上纪念是毫无问题的。所以，我的初步想法是用我自己的公号推出一组纪念文章。您觉得这样如何？程老师说：这样就挺好。不过，最好是有几篇新写的文章。我说：那您是不是可以写一篇？虽然您当时就写过两篇，也收到了《追思录》中，但五年之后肯定又是一番心情了。我也去约请一些师友，看看他们有无时间。程老师说：我考虑考虑，可以写一篇。
于是，我便问了几位师友，他们大都答应得痛快，让我感动。此外，我也从我当年主持编辑的《木铎千里 童心永在：童庆炳先生追思录》中选出几篇，与作者联系，征得了他们的同意。在此，我谨向这些师友诚挚致谢！
需要说明的是，从2016年起，《童庆炳先生追思录》中的部分文章曾陆续在北师大文艺学研究中心的公众号上推送过。已推送过的文章这次就不再推送了。
童老师是2015年6月14日在金山岭长城突然去世的。五年之后，他的朋友和弟子已走出悲痛，但我相信，童老师作为师者、学者和仁者的精神与风范却依然存活于许多人的心目之中，成了谈论的话题，成了思念的元素。愿这组文章能唤起大家的记忆，愿我们的回忆能完成一次朴素的缅怀。
赵 勇
2020年6月
我和童先生的师生缘
——怀念童庆炳先生
文 | 赵炎秋
童庆炳先生离开我们近两个月了。回想我与童先生近三十年的交往，千头万绪，一时不知从何说起。那么，我是如何成为童门弟子的呢？这里面还颇多故事。
我第一次见到童先生是1986年。那一年，我从陕西师范大学世界文学专业硕士毕业，在参加工作与继续深造之间纠结。最后，继续读书的愿望占了上风，我先后联系了北京大学的杨周翰先生和复旦大学的伍蠡甫先生，都阴错阳差地没有报上名。这时，我在报纸上看到了北京师范大学黄药眠先生招文艺学博士生的消息，十分高兴，马上报了名，并收到了准考证。6月10号，坐火车去北师大参加考试。6月13号下午考英语。14号考专业。两门专业课，文艺理论是两个题，一个是试析刘勰的文学观及其影响，一个是试论欧洲文艺思想演变的路线。欧美文学也是两个题，一个是试析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的思想艺术特色，一个是试述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在欧洲文学史上的地位。15号上午面试，面试老师是童先生和梁仲华先生，黄药眠先生因身体欠佳没有来。面试的题目是三个：1、谈谈自己是怎样对文艺理论发生兴趣的，近来有什么研究成果；2、你怎样评价我国建国以来的文学概论著作，有何优缺点，重编文学概论教材，你认为应该以什么为出发点？3、如何评价对新方法的讨论，你对刘再复的“二重组合”理论和“主体性”以及陈涌对他的批判有何看法？
2000年4月30日，与童先生在北师大文艺理论会议上
应该说，题目出得都很好，但我却考得不好。主要原因当然是水平不够，其次，跨专业考试，准备不够充分也是原因之一。不过，在这之前我就有了预感。我11号到的北京，12号我去中文系办公室，想见见黄药眠先生。办公室的老师告诉我，黄药眠老师身体不好，招生的一切事务都是童庆炳老师负责。于是我很冒昧地跑到童先生家里。那一年童先生50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穿着一条西装短裤，脸上刮得十分干净，坐在床上，很随和地接见了我。他告诉我，北师大文艺学很缺人才，他们想借黄先生能招博士生的机会，吸纳一些年青英才。他告诉我，参加这次考试的有刘晓波、孙津、丁宁、方汉文以及我，共5个人，并向我介绍了前3人的情况。汉文兄是我师兄，也是陕西师大世界文学专业毕业的，当时已留校做教师，情况我很熟悉，童先生就没有介绍。从童先生的介绍中，我知道他比较看好刘晓波、孙津、丁宁等3 人，他们都是文艺学专业毕业的，与童先生早有联系，且成果也比较丰富。从与童先生的交谈中，我知道自己这次是来陪斩的。但陪斩也要陪得精彩，遗憾的是，我陪得并不精彩。
15号考试结束，16号我回到西安。过两天汉文先生也回来了，到我宿舍来闲谈。他告诉我，考完之后，他到童先生家去坐了一会儿。童先生对他在考试中的表现和他的成果十分满意，但86年只有三个指标，他们准备招刘晓波、孙津、丁宁等三人，他的成绩存档，明年不再考试，直接录取。汉文兄告诉我，这次想考黄药眠先生博士的其实不止我们五个，但童先生心中已有人选，凡事先与他联系的，他都婉言谢绝了。只有我们两个不知内情，冒冒失失地撞了去。最后，汉文兄很体贴地安慰我说，北师大文艺学比较重视本专业出身，我们外专业参考没有优势，明年可以考虑报外国文学专业。
但我第二年没有再报考，而是回到湖南师大做了一名外国文学专业的教师。原因之一是自从参加北师大的文艺学博士生考试之后，我对文艺学和北师大发生了强烈的兴趣，很想再考一次北师大，和童先生续上师生的缘份。但受考试失利的影响，我一直不好意思与童先生联系，直到1993年。这一年，受湖南师大校内考博氛围的影响，我又一次萌生了考博愿望，我还是准备考童先生的。但我没有直接给童先生写信，而是把信寄给了当时北师大中文系主管研究生的副系主任。俗话说，好汉不言当年勇，何况当年还并不勇，我又有什么必要再旧事重提呢？但回信的是童先生本人。他介绍了考博的有关情况，最后鼓励性地写道：“看了你的著作目录，我觉得你是一位有才华的人，我欢迎你选择任何一种方式来我校深造。我真诚地欢迎你。”这使我大受鼓舞。我估计，童先生因为忙，大概已经忘记我上次的失利了——而且的确，在我与他接触的日子里，他也从未提过86年的考试。这使我很高兴，因为这使我可以不带过去的阴影，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再次与童先生接触。然而，从北师大研招办函索来的招生简章却不那么令人高兴。上面规定，在1953年9月1日以后出生的，才能报考北师大的博士。而我运气不佳，刚好早生了十几天。我把这一情况如实告诉了童先生。他的回信立刻严峻起来。信的开头就是：“年龄恐是一个问题。研究生院一般都从严掌握，我对此没有把握。如想报名，还得与研究生院去信商量。”信的结尾则是：“求学的路很宽，不一定非读博士不可，尤其象你这样年纪、这样职称的人。”我冷了半截，童先生的意思已经很明显。然而我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于是我一方面再给童先生写信，重申报考的愿望，一方面去信与北师大研招办商量，终于取得了考试权。
2001年，与童先生在银川参加教育部教改课题结项会时出外文化考察。
4月17日考专业。两门专业课，文艺理论是4个题目：1、根据马列、毛泽东思想，结合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历史，谈谈作为无产阶级文艺作品所应具有的基本特点；2、谈谈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莎士比亚化”的观点；3、解释马克思所说的“人化自然界”的基本特点；4、你认为今天根据什么原则划分文艺的类别较为合适。西方文论也是4个题目：1、写出下面20部西方文论作品的作者（试卷用英文给出了20部主要是20世纪的西方文论原著的名称）；2、试述西方悲剧理论的发展；3、试述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4、从新批评的立场评述下述二首诗的优劣，并对其中较优的一首作一细读式的分析。（试卷给出了两首丁尼生所写的诗歌）。18号考英语，19号面试。参加面试的老师有童先生、李壮鹰老师、罗钢老师和王一川老师。面试题目也是四个：1、谈谈西方二十世纪文论的发展线索、前景及特点；2、西方结构主义从语言的角度研究文学，有无道理？3、你看了多少古代文论原著；4、你对新儒学有何评价。此外，童先生和李老师还对我盘问了很久。李老师的盘问比较尖锐，问的大都是我的薄弱环节，童先生的盘问则比较友好，问的大都是我的强项。我总觉得，他大概是怕我难堪，有点给我解围的味道。王老师和罗老师，则大概是因为知道我是他们博士同窗罗成琰的本科同学，故没有问我问题。
应该说，这次考试的题目出得也很好，我的自我感觉比较好。5月7日收到的研究生考试成绩通知也说明了这一点。通知附带说明，如果初选合格，5月中旬可以收到调档通知。但我一直等到5月底，都没接到调档通知，倒是接到了与我一起考博的毛峰的一封信。毛峰向湖南师大文学院主办的杂志《中国文学研究》投了一份稿件，但一直没有收到回音，于是写信要我帮助打探一下，并顺便告诉我他已被北师大录取以及他的考试成绩。按说我的考试成绩比毛峰好一点，而且那时我已评副教授，并已经出了二部专著，获得了一个国家青年社科课题，他录取了，我为什么没有录取呢？我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我给童先生写了一封信，主要内容如下：
五月初收到贵校招生办的成绩通知单，我专业一是74分，专业二是83分，英语是62分，总分219分。成绩通知单说，如初选合格，五月中旬可以收到调档通知。我没有收到，知道自己没有选上。但今天听到一个消息，又使我抱上一线希望。听说南开大学那位考文艺理论的考生已初选合格。他专业一80分，专业二80分，英语55分，总分215分。除了专业一分数比我高，其他两门都比我低，总分也比我低。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暗示说初选不应选他而应选我。决无此意。但这毕竟给了我一些希望。我记得在北师大拜访您时，您曾说过这样的话：今年北师大的指标不是很紧，如果大家都考得好，可以扩招。我想，如果扩招付诸实行，是否可以考虑到我的情况呢？
童先生没有回信。又等了近一个月，还是没有任何消息。我不仅失望，而且失落。因为我一心想读童先生的博，为了集中精力复习，那年只报考了北师大，因而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而且按照当时的规定，博士生报考年龄不能超过40周岁（95年放宽到45），我已没有再次报考的机会。然而就在这时，6月24日，北师大中文系忽然寄来了我的录取通知书。我喜出望外，再次给童先生写了一封信，主要内容如下：
今天上午，收到北师大中文系寄来的录取通知书。衷心感谢您。对我来说，这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种挑战。能在您的指导下度过三年的学习生涯，我感到很荣幸。通知比别人的晚了一个多月。我知道在录取我的问题上，您和中文系可能有过一段时间的考虑。但我相信，您是不会失望的。我希望今后的三年是拼搏的三年，也是收获的三年。九月再来看您。
1995年12月，童先生在赵炎秋博士论文答辩会上
（因为童先生1996年年初去新加坡半年，这一届博士生的答辩提前了）
九月到北京后才知道，童先生本来准备录取的是李建盛、毛峰和北京大学的一个考生，都是三十岁左右。但北大的那个考生同时考了北大谢冕先生的博士，北大也录了他。他正在北大和北师大之间摇摆。童先生知道后，马上打电话把他叫来，要他在北大和北师大之间做一选择。那位考生倾向于谢冕先生，但又不好意思对童先生明说，于是推托说他的硕士导师乐黛云先生还在美国，想等乐先生回来征询她的意见后再定，这样，无论选择北大还是北师大，就都不是他个人的决定了。童先生说那不行，你必须马上定，你如不来，我好录别人，想来的人还多着呢。那位考生最后选了北大，空出的指标于是落到了我的头上。
这番话是童先生亲自对我说的，因此，肯定是真实的。我到北师大后，第一次见童先生，他就将我的录取通知为什么比别人的晚了一个多月的原因告诉了我。他说，你考得不错，而且成果比他们几个的也要丰富。为什么开始没有录取你呢？因为我看你结了婚，有了孩子，又已评了副教授，年纪也大了，没有必要来读了。另外，把一些还没完全上路的学生领上路，我更有成就感。而你做学问已经上路，就不一定要人指导了。我相信童先生谈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我不大相信，因为我做学问并没有上路。童先生之所以这样说，我想还是为了照顾我的面子。童先生最后说，话说开了，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以后我们就是师生了，你心里不要有什么芥蒂。
我当然不可能有什么芥蒂。童先生能够录我，是我的幸运。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今人说，“读书改变命运”。我1982年本科毕业，由一个“扎根”农村十年的下乡知青变成了一个吃“国家粮”的中学教师，1986年硕士研究生毕业，由一个中学老师变为一个高校教师，1996年博士研究生毕业，并在当年评上教授，由一个高校一般教师成为高校骨干教师。其中，教过我的老师特别是童先生，功不可没。古人说，天地君亲师，师虽排在最后，但绝不是最不重要。特别是在现代。广义的“师”，不仅传授知识，而且赋予身份。多少寒门弟子，通过“师”的培养，而走上人生新的征程。
我曾将这个意思给童先生说过。童先生沉思良久，说，赵炎秋，我们都一样，我也是一个农村少年，由于考上了大学，而改变了命运的。那一次，童先生和我谈了很久，从他的个人经历，到对当前高考的看法，从学生的学习态度，到理想师生关系的建立。我至今还记得童先生教导我的一句话：赵炎秋，你现在也算是小有名气了，对学生要好一点。
“对学生要好一点”，我想，这不仅是童先生对我的要求，实际上也是他自己立身处世、身体力行的一个原则。从我与他的交往中，我处处感受到了这一点。由于童先生的言传身教，我在与学生的交往中，也总是设身处地站在他们的角度考虑问题，能帮的尽量帮。有些学生对我表示感谢，说些要不是您，我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之类的话。我总是说，不要感谢我，我也是这样过来的。要是没有我的老师，我也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说这个话时，我心中想到的，往往是童先生。
2009年7月19日，与童先生在贵阳文艺理论会议上
本文选自《木铎千里 童心永在：童庆炳先生追思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作者简介
赵炎秋，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1993级博士生，师从童庆炳教授。现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著有《狄更斯长篇小说研究》《形象诗学》《明清近代叙事思想》等，其中《中国狄更斯学术史研究》（与《近现代英美狄更斯学术史研究 1836-1939年》及《当代英美狄更斯学术史研究 1940-2015年》）获得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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