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老庄情结（三）

【第578期】
编者按：晚清至近代，在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一大批知识分子蜂拥而出，金圣叹、俞曲园、顾炎武、黄宗羲、曹雪芹、蒲松龄、梁启超、康有为、曾国藩、谭嗣同等志士仁人站在了推翻帝制、拯救中华民族于危亡的前沿。当这一群体以其独特面貌站在社会舞台中央时，他们的表演的确精彩绝伦，对后世的影响也不可小觑。鲁迅说，中国文化的根柢在道家。从这个意义上讲，庄子所倡导的自由精神、平等意识、张扬个性、不为物役等思想在今天任然具有积极意义，它不仅符合现代文明观念，而且具有终极价值。（本刊编辑：弋戴平）
第四节、晚清至近代知识分子的老庄情结
中国学术的第三个繁荣时期在晚清至近代。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有别于之前的封建帝国，崛起于北方的游牧民族爱新觉罗氏站在了舞台的中央。随之而来的是世界性的资本主义萌芽，1840年，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震醒了沉睡几千年的老大帝国，在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一大批知识分子蜂拥而出，金圣叹、俞曲园、顾炎武、黄宗羲、曹雪芹、蒲松龄、梁启超、康有为、曾国藩、谭嗣同等志士仁人站在了推翻帝制、拯救中华民族于危亡的前哨。当这一群体以其独特面貌站在社会舞台中央时，他们随即萌发了文化自觉意识——既包括群体意识，也包括个体意识。
过去，人们认为，对历史的认知应当有一个最终符合客观实际的唯一正确的结论，其实，这是难以实现的。在对历史的认知过程中，认识主体的概念体系和参照系统会发生更大的作用。即使在同一时代，可以说，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种对历史的理解。这就引出了两个概念，一是历史的本身，一是历史的认知（或称作史学）。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不可能亲身经历“历史的本身”，只能间接接触“历史的认知”。因此，有人说，有多少个“现在”，就有多少部历史，就有多少种史学。事实上，中国古代哲人已经洞察到了这一点。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还说，“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所谓“以意逆志”，就是指以主体之“意”推断历史作者之“志”，这是历史理性所独有的思想跃迁。
在这些人身上有些什么寄托？有怎样深层的思考？似乎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阐释。
首先，这是历史人物在悲剧意识、忧患意识、批判精神方面交融互汇的结果。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普遍具有浓烈的忧患意识，而在长期的封建牢笼钳制下，他们总是难以畅怀适志，实现救世济民的宏伟抱负，最后难免成为悲剧的承担者，李白、苏轼等人就是典型。这固然是群体的悲剧，社会的悲剧，历史的悲剧，但也充分体现了富有个性真实的人性情感。
其次，是在洞察人生与创作实践中受到传统文化精神的熏陶与影响。我们欣赏《庄子》浓郁的浪漫主义，创造性的思维，生动逼真的描绘，绚丽多姿的辞采。鲁迅先生说得非常好：“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尤其是庄子的艺术化人生特别值得称道。庄子视人格独立、个性自由为生命，浮云富贵，粪土王侯；他的作为人生归宿的“无为”、“无待”，直接通向诗性人生。作为一种生命体验和价值取向，庄子的“乘物以游心”的艺术化人生，为历代知识分子培植出超拔、虚静、自在、自适的心态，提供了有益的滋养；而道家文化，特别是庄子的艺术精神，更成为历代知识分子治学与创作的一种深度背景和宝贵矿藏，以至于增强了人们的思辨功能，扩展了经过现代化转换的艺术视野。许多知识分子欣赏庄子那种超凡脱俗、不为名利所掣肘的超拔境界。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文化的根柢在道家。美国著名学者希利斯·米勒也说，不懂得道家学说就无法理解中国文学。我觉得，特别是庄子，他的思想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即使社会进展到今天，庄子思想中的自由精神、平等意识、张扬个性、不为物役等，仍然具有积极意义，不仅符合现代文明观念，而且具有终极价值。在庄子看来，生命的意义就在于精神自由，他把身心自由看得高于一切。他追求一种“无待”也就是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不凭借任何外在依托——包括虚名、功业和各种欲望。
当今社会物质文明高度发展，在带来极大方便、巨大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引发了人类生存危机。对此，许多有识之士都予以深切的关注。有些学者正在研究道家思想与现代文明的关系，设想能够借鉴老、庄的思想文化精神来克服现代文明的异化问题。老、庄大力阐扬自然主义思想，提倡返璞归真、见素抱朴，保持人的原有的自然本性，追求精神的宁静与自由，这对协调现代化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持人的心理平衡，克服现代文明的负面影响，确实具有一定的意义。因此，对于庄子的生态智慧和环境意识，现在学术界越来越加以重视。
中国知识分子有着与西方知识分子迥然不同的心路历程。他们对生命本体与大千世界的探寻常常缘自政治理想的破灭。如果他们在仕途上顺风顺水，他们笔下的“文化”很可能仅限于对政治进行图解。这充分说明中国古代的政治结构对文化产生的作用是消极的。杜甫不就说“魑魅喜人过，文章憎命达”吗？白居易也说“但是是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就说李白，论其本性原是接近于庄子的，张扬个性，视人格独立为自我价值的最高体现，这与宦海生涯可以说是南辕北辙。可是，仕途经济造就的就是“禄蠹”，而他却又不是搞政治的料，结果处处遭受挫折，陷入无边的苦闷与激愤的感情漩涡里，产生强烈的心理矛盾。这倒应了“蚌病成珠”那句老话，这种郁结与忧煎，恰恰成为那些摧肝裂肺的杰作的不竭的源泉。
那么，知识分子的这种弯路，是否一定要走，是否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天生就该经受身世的起落、心灵的刑罚，才能走向彻悟的澄明之境？
前面说过，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士”是一个特殊阶层。他们是文化女传统的继承者和道义的承担者，肩负着阐释世界、指导人生的庄严使命；作为国家、民族的感官与神经，往往左右着社会的发展，人心的向背。但是，封建社会并没有为他们提供应有的地位和实际政治权力；若要获取一定的权势来推行自己的主张，就必须竭尽全力入仕，并能取得君王的信任和倚重；而这种获得，却是以丧失一己的独立性、消除心灵的自由度为其惨重代价的。这是一个“二律背反”、难于破解的悖论。
一代文学批评家金圣叹(1608—1661)，江苏吴县人。博览群籍，好谈《易》，亦好讲佛，常以佛诠释儒、道，论文喜附会禅理。评点古书甚多。称《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西厢》为“六才子书”。　
金圣叹幼年生活优裕，后父母早逝，家道中落。他为人狂放不羁，尤好老庄，但绝意仕进，以读书著述为乐。顺治十八年(1661)，清世祖亡，哀诏至吴，大臣设幕哭灵，当时有诸生百余人哭于文庙，上揭帖请逐酷吏县令任维初。金圣叹亦参与其事，遂以倡乱罪处斩，妻子家产籍没。　　
金圣叹的主要成就在于文学批评，他的评点很注重思想内容的阐发，往往借题发挥，议论政事，其社会观和人生观都与众不同。他同情民生疾苦，痛恨鱼肉良民的官吏和行同盗贼的官军，揭露礼教对人性的摧残，赞美崔莺莺、张生的叛逆行为，说《西厢》为“天地妙文”。他接受佛教的虚无思想，视人生若梦幻，所谓“天地梦境”、“众生梦魂”；然而他又直面现实并孜孜于述作，以为“生死迅疾，人命无常，富贵难求，从吾所好，则不著书其又何以为活也。”可以看出，金圣叹的思想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
金圣叹因冒犯皇帝，受“抗粮哭庙”案牵连而被朝廷处以极刑。行刑日，凄凉肃穆，方圆不大的一块空地，四周闪着刀光剑影，显得阴森恐怖。胸藏秀气，笔走龙蛇，蔑视朝廷的金圣叹，披枷戴锁，岿然立于囚车之上。刑场上，刽子手握着寒光闪闪的鬼头刀，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眼看行刑时刻将到，金圣叹的两个儿子梨儿、莲子（小名）望着即将永诀的父亲，泪如泉涌，愈加悲切。金圣叹虽心中难过，可他从容不迫，文思十分敏捷，为了安慰儿子，他泰然自若地说：“哭有何用，来，我出个对联你来对”，于是吟出了上联：“莲子心中苦。”儿子跪在地上哭得气咽喉干、肝胆欲裂，哪有心思对对联。他稍思索说：“起来吧，别哭了，我替你对下联：“梨儿腹内酸。”旁听者无不为之动容。上联的“莲”与“怜”同音，意思是他看到儿子悲切恸哭之状深感可怜；下联的“梨”与“离”同音，意即自己即将离别儿子，心中感到酸楚难忍。这副生死诀别的对联，字字珠玑，一语双关，对仗严谨，可谓出神入化，撼人心魄。只见寒光闪处，伴着这副惊天地、泣鬼神的千古绝唱，一代才华横溢的饱学之士、文坛巨星过早地陨落了。
　　而金圣叹的舅父钱谦益却老奸巨猾，玩世不恭。钱谦益原是明崇祯皇帝时的礼部尚书，后李自成进京，他投靠了南明奸相马士英。清兵南下，眼看南明快要覆灭，他又摇身一变，屈膝投降，当上清朝的礼部侍郎。有一天，钱谦益过寿，金圣叹遵母命前往祝寿。酒席宴上，一个个摇头晃脑，弹冠相庆。独有金圣叹板着脸，不卑不亢，沉默不语。酒过三巡，一个打秋风的宾客过来拍马屁了。他说：“钱大人，令甥金相公乃江南才子，今日盛会，正好置酒论文，让我等开开眼界。”一时间赞声四起，金圣叹并不推辞，站起来淡淡一笑：“盛情难却，只好献丑了。就提一对联吧！”只见金圣叹手握斗笔，饱蘸浓墨，写道：“一个文官小花脸；”众人一见，大惊失色，钱谦益正在捋胡须的手一颤抖，不觉拔掉了几根胡子。心想，这小子也太狂妄了！这七个字哪能乱写？只见金圣叹不慌不忙又写了七个大字：三朝元老大奸臣。”钱谦益一看，两眼翻白，手脚冰凉，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俞曲园(1821—1907)，名樾，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清末著名学者，官翰林院编修、河南学政。博通经学、易学、文学，平生著述颇丰，有经学大师之誉。晚年讲学杭州诂经精舍，著有《春在堂全书》490卷。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就是他的曾孙。
他在苏州造了个园宅叫曲园，因以为号。30岁中进士，后入翰林院为编修，35岁任河南学政。据欧阳昱《见闻琐录》记载，他的上司曹登康把22名考生条子交给俞樾，请他录取，俞越却把这些条子全部投于火中，及发榜，22人无一录取，曹恨甚，上奏称俞越出试题割裂圣贤语句，皇上大怒，马上割了他的职位。俞曲园就这样丢了官，从此著书、讲学，终其一生。所以他做官只做了五六年，而著书讲学却占了五六十年时间。
俞越丢官后，携家南归，先应聘主讲苏州紫阳书院，又主讲上海求志书院。在苏州所造园宅“曲园”内，筑了个“春在堂”，这是曾国藩因俞诗有“花落春仍在”之句而题写的堂名。这句诗很有意思，倒好比他虽丢了官（“花落”）而仍旧意气风发（“春仍在”）的精神状态。从1868年起，他又应浙江之聘来杭州主讲诂经精舍，达31年之久，直到1899年79岁时才辞去讲席。这诂经精舍是他的前辈、著名汉学家阮元所创设，是江南很有名的书院。可以说，俞曲园的主要成就是培养了许多学生，其中不乏很有成就的人。章太炎就是俞曲园的学生。国画家吴昌硕也是俞曲园的学生。
俞樾，作为清末著名学者，终其一生，孜孜以学，讲学育人，著书立说，为人耿介，不阿附权贵，其老庄情结不是昭然可见吗？
我国传统社会中的“士”，之所以不同于西方的知识分子，缺乏那种社会批判精神和心灵的自由度，直至成为专制制度下炮制出来的精神侏儒，应该说，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他们的悲剧在于，参与社会国家管理的过程，实质上就是驯服于封建统治权力的过程，最后，必然形成普泛的依附性，只能用划一的思维模式思考问题，以钦定的话语方式“代圣贤立言”。如果有谁觉得这样太扭曲了自己，不愿意丧失独立人格，想让脑袋长在自己的头上，甚至再“清高”一下，摆一摆谱儿，像李白那样，“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那就必然会丢了差使，砸了饭碗，而且，可能比诗仙的下场更惨——丢掉“吃饭的家伙”。
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所谓“士”也有过“四民之首”（《汉书·食货志上》载：“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在士农工商“四民”中，商排在最末位。）占据中心位置的时代。那时的“士”属于一种特殊阶层，具有特殊作用、特殊地位。当时，各国诸侯争着养士，君主竞揽贤才，因为“士”对于兴衰治乱关系至大，可以说得之则兴，失之则亡。在这种形势下，“士”有着很大的选择余地，存在着广泛的自由空间，“齐不能行其政则之楚，楚不能行其政则之晋”，苏秦甚至还佩戴过六国相印。反正是“此地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可是，到了汉、唐、明、清的大一统时期，这种局面就不复存在了。当此之时，宇内一统，政治上，上层建筑高度完备，特别是开科取士已使“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唐太宗语），大多数封建士子的人格与个性愈来愈为晋身仕阶层和臣服于皇权的大势所雌化，古时曾经出现过的“游士”阶层已彻底丧失其存在条件。在中国，历代隐逸之士基本上都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产物，而且，总体上说，隐居避世也是一种消极地反抗统治者的方式。正是由于他们所采取的是与统治者不合作、以致决裂的态度，所以，有些当权者对隐居不仕是极力反对的。朱元璋就曾咬牙切齿地骂他们是“当世之罪人”，“不仕忘恩，终无补报，可不恨欤！”
隐逸之路不易走，其实，对大多数人来说，也不甘心走这条路。那么，仕途又怎样呢？当然更是布满荆棘，危乎险矣。对于那些入仕的知识分子来说，曾国藩可说是一个典型范例。
曾国藩居京十载，中进士，授翰林，拔擢内阁学士，遍兼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吏部侍郎，外放之后，办湘军，办洋务，兼署数省总督，权倾朝野，位列三公，成为清朝立国以来汉族大臣中功勋最大、权势最重、地位最高的人。作为封建时代最后一位理学家，他在思想上、学术上造诣精深，算得上古代一个标准的大知识分子，当世及后人称为“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甚至被目为“今古完人”。可以说是个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在他的身上，智谋、经验、知识、修养，可说应有尽有；唯一缺乏的是本色，天真。其实，一个人如果丧失了本我，也便失去了生命的出发点，迷失了存在的本源，充其量，只是一个头脑发达而灵魂猥琐，智性充盈而人性泯灭的有知觉的机器人。
曾国藩身上有着极强的复杂性，像多棱镜一样，从不同角度观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作为知识分子，他儒雅谨慎，生活极度节俭，克制私欲，可说是“克己复礼”的典范；作为政治家，他又极端残忍，杀人如麻。像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瘦老头子，一生读尽圣贤书，让他杀只鸡都未必下得了手；但是，他们一手握书卷，一手持屠刀，几十万条生命就在他们弹指一挥间消亡了。政治家说，死一个人，我们为他哭泣；死十万人，就只是一个统计数字了。可见，政治与人性构成了深刻的矛盾。曾国藩在人格上是分裂的，他具有左右时局的力量，可以改变无数人的命运，可是在历史面前，他却无能为力，他摆脱不了体制的控制，丝毫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西方有一句谚语：“门槛之外，命运哭泣。”著名作家博尔赫斯喜欢在小说中重复这样一句话：“未来提前存在。”说的都是历史已经为他的玩偶做好了精巧的设计，给出了人生答案，不可能再作别样的选择。
古代知识分子将“修齐治平”列为自己的终身使命，树立起“立德、立功、立言”的终极追求。也就是说，书斋之路必将通向官场。纯粹学术的知识分子难有自己的生存空间。
“立言”在“三不朽‘中居于末位。可见著书立说、研究学术，对于古代知识分子不是最重要的目标。曾国藩二十七岁中进士时，将原名“子城”改为“国藩”。“国藩”者，乃“为国屏藩”之意。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他的人生追求是“内圣外王”，既建非凡之功业，又做天地之完人，只不过他将此推向极致罢了。曾国藩的清醒、成熟、机敏之处令人折服，确是通体布满了灵窍，积淀着丰厚的传统文化精神，到处闪现着智者的辉煌。但是，像其他知识分子一样，他只能通过压抑和泯灭自己的个性来服从于体制。
外在的曾国藩同内在的曾国藩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他身上，透过礼教的层层甲胄，散发着一种浓重的表演意识。人们往往难以分辨他究竟是在正常地生活还是逢场作戏，究竟是出自真心去做还是虚与委蛇；而他自己，时日既久，也就自我认同于这种人格面具的遮蔽，以致忘记了人生毕竟不是舞台，卸妆之后还须进入真实的生活。其结果，势必造成露骨的矫情和伪饰。
儒家文化要求人们以牺牲自我为代价，服从于体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儒家文化制定了精密的秩序，个人永远不可能超越这个秩序。每个具体的个人都是整个机器中的一个螺丝钉，封建体制就依靠着一层层的服从来维持其正常运转。这种文化不可能孕育平等精神；不可能张扬人的个性。我们常说“大河有水小河满”，为什么从来不反过来想想，只有小河水满，大河才能水量丰沛。人生最基本的常识，水流应当是从支流流向干流，从干流涌向大海，而不是相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其中每一个人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张扬，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才能有真正的进步。
曾国藩的内心世界是极度枯竭的，始终都在自讨苦吃。入仕之前，为进入官僚系统而绞尽脑汁，备受煎熬；做官以后，更是忧心如焚，永无宁日。更深刻的悖论在于，假若我们承认立功名世，为国尽忠是知识分子生存的前提和价值所在，那么，为封建王朝建立过奇功伟业者，都免不了要遭遇忠而见疑、功成身殒的危机，它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头上。这是一种无法摆脱的两难选择。看来，在封建时代，入仕之途，说到底还是一条死路，它直接通向刑场和墓地。所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历来如此。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算是客气的了。精忠报国，哪里有国可报？不过是报皇帝罢了。
除此之外，清代的上层知识分子，如曾国藩等汉族大臣，还须面对种族阻隔这一特殊的政治环境。清朝统治者始终对汉族知识分子存有戒心。太平军兴起时期，汉族知识分子进入政府、领兵挂帅的比例大增，对清廷来说，也是国难当头的无奈之举，属于权宜之计。满人虽然统治了中国，但他们毕竟是少数民族，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不高，而且文化心理也日趋汉化，所以民族界限始终牵动着清朝统治者的敏锐神经。是否让汉族知识分子进入政府、军队，清廷始终左右摇摆。统治者的态度在临界点上，知识分子的脚却站在刀尖上。
一切由剥削阶级当权的国家都不会有真正的民族平等，清代更不例外。开国伊始，努尔哈赤实行“以满治汉”的政策，实施民族压迫。后来，鉴于民族矛盾日趋紧张，皇太极开始对满汉民族政策进行调整，主要是扩大“以汉治汉”的范围，但在重要方面，仍然未能跳出“以满治汉”的窠臼。入关前后，一度以吴三桂降清，合力追击农民军为标志，实行满汉统治阶级联合的策略。中期以后，标榜满汉平等，比如在官吏设置上，凡高级职事（大学士、尚书、侍郎等）都是一满一汉，但高级官吏中满人的数量还是多一些。清朝设军机大臣前后共一百八十三年，其中有二十七人担任过领班（俗称首枢），其中四人为亲王、十五人为旗人，任职共一百四十六年，八人为汉人，任职共三十七年。即此也足以看出在统治者上层满族知识分子地位之高。
其实，知识分子中有再多的人从政，也无非增加几个“曾国藩”而已。耐人寻味的是，中国为什么能够层出不穷地制造曾国藩，却造不出一个富兰克林，更不可能出现《人权宣言》（法）、《独立宣言》（美）这样的精神文本，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人研究。
中国历史是帝王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一种私有制，而且是最极端的私有制，整个国家、国家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帝王的财产。不论是世袭的皇子，还是造反的英雄，一旦登上王位，他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暴发户，拥有了人间的一切。对于这种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来说，稳定的重要性远远高于进步。他首先需要考虑的是财产的安全，而不是增值。皇帝的所谓“文治武功”，都是为维护他的家产服务的。这种一元化体制，要求的是一层一层地服从，而不是实现个人价值，它不可能容纳异端，不可能使个人的奇思妙想得到充分的张扬，不可能使社会处于活力无限的变动之中。
至于传统政治体制下的知识分子，本来他们应当成为社会良知的代表，人间智慧的载体，创造进步的动力，但是，他们的个人空间逐渐消隐，最终全都纳入皇帝的“彀中”，沦为只谙权谋而没有思想，只知服从而毫无个人意志的玩偶。在笼络士子，网罗人才方面，清朝统治者后来居上，更是棋高一着。他们从过往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的特殊环境中悟解到，仅仅吸引读书士子科考应试，以收买手段控制其人生道路，使其终身陷入爵禄圈套之中还不够；还必须深入到精神层面，驯化其心灵，扼杀其个性，斫戕其智能，以求彻底消解其反抗民族压迫的意志，死心塌地做大清帝国的忠顺奴才。
中国古代历史就是沿着从相对自由到绝对专制这条线索发展的，知识分子的空间越走越窄，在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知识分子面对的生存命题相对丰富一些，生存方式相对多样一些，各种生存状态都得到一定的彰显，即使入仕，也被君王另眼相看，像诸葛亮那样，可以端端架子。这也许与战乱有关。但一方面，政治角逐提高了知识分子的地位，所谓乱世思良臣；另一方面，战争与动乱使政治机器的运转受到限制，行政系统失效，给知识分子带来了自由的空间。
自隋唐开始，知识分子开始受到规范，科举制更将知识分子逐渐纳入主流意识形态。到了明清，简直不敢想象。特别是清代，即使在所谓“康乾盛世”，秘密政治已开始实行，文字狱大兴，其极端程度远甚于秦始皇焚书坑儒，(这说明满人统治者在文化上的不自信)知识分子进入最黑暗的专制时期，个人自由完全丧失。清廷在每一个府学、县学的明伦堂都设置一块石碑，碑上镌有几条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有趣的是，这三条禁令，恰好是西方近代知识分子追求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统称“三大自由”。中西政治文化竟然是沿着两条相反的方向发展的，带来的结果自然完全不同。1840年鸦片战争，就是这种差别带来的必然结果。
同西欧相比，中国传统社会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严密的等级身份制度，一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宗法社会组织。一个人的价值，首先决定于他的身份、地位、等级；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而中国传统政治的实质，不过是家庭管理的延伸与扩大。儒家强调领导者的德性，诱导人们把治国安邦的希望寄托在“明君贤相”身上，这对于维护封建统治，不能不说是有效的良方，但近代中国之所以四处挨打，备受欺凌，和政治上的专制不无关系。
在历代王朝中，清王朝是一个更加独裁、专制的朝代。比如在人事制度方面，从前官吏任命，归吏部管理。五品以下，吏部有权直接任用；五品以上，由吏部提名，交宰相定夺。明代废了宰相，大臣改为廷推，由九卿、七卿公议决定，但吏部在人事问题上的意见还是十分重要的。这是一套比较严谨的制度。到了清代，皇帝可以绕过吏部，直接任命重要官吏；即使芝麻小官，也必须由吏部引荐给皇上，由皇上确认。吏部已经难以起到实际作用，制度的意义被解构了。其他政府部门的情况大抵相同。皇帝可以直接向全国任何一个官吏发秘密谕旨，其他官吏都不知道。这就是秘密政治。比起明代来，清代在制度上走向人治的极端，是一个倒退。电视里，帝王戏火爆，康熙、雍正、乾隆像伟人一样受到一些人的顶礼膜拜。在后工业社会、全球政治一体化、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国人尚有这样的落后心态，实在是一种悲哀。《康熙王朝》的主题歌唱道：“我还想再活五百年”，试问：假如你再活五百年，我们怎么办？康熙死于1723年，电视剧导演竟然想让他活到2223年，真是匪夷所思！若真是那样，可能熬不到那时候，中国就已被开除“球籍”了。（未完待续）
孙爱国，山西省万荣县高村乡北薛村人，1955年生于西安，山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西安财经大学教授，长期从事教学与科研，曾在诸多报刊杂志发表过文章，诗歌，散文，小说不等。早年多致力于文学创作，大学任教后主要精力在教学和学术探讨。侧重于《红楼梦》与老庄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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