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花夕拾的读书笔记（读《朝花夕拾》）

朝花夕拾的读书笔记
在收拾书桌的时候，突然看到这本《朝花夕拾》，带回来很久了，但一直没有看，今日下着小雨，在这样阴凉的天气，手捧一本书和一杯热茶，应该算是一件很惬意的事。
鲁迅，原名周树人，生于1881年，卒于1936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代表作品：《呐喊》、《彷徨》、《朝花夕拾》、《野草》、《华盖集》、《中国小说史略》等。
《朝花夕拾》原名《旧事重提》，是现代文学家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指早上掉落的花，傍晚的时候捡起，比喻旧事重提。
此文集作为“回忆的记事”，多侧面地反映了作者鲁迅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形象地反映了他的性格和志趣的形成经过。
前七篇反映他童年时代在绍兴的家庭和私塾中的生活情景，后三篇叙述他从家乡到南京，又到日本留学，然后回国教书的经历。
揭露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种种丑恶的不合理现象，同时反映了有抱负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旧中国茫茫黑夜中，不畏艰险，寻找光明的困难历程，以及抒发了作者对往日亲友、师长的怀念之情 。
文集以记事为主，饱含着浓烈的抒情气息，往往又夹以议论，做到了抒情、叙事和议论融为一体，优美和谐，朴实感人。作品富有诗情画意，又不时穿插着幽默和讽喻；形象生动，格调明朗，有强烈的感染力 。
在《狗、猫、鼠》当中，写了作者仇猫的原因，取了“猫”这样一个类型，讽刺了生活中与猫相似的人。
在《狗.猫.鼠》中，鲁迅先生清算了他仇猫的缘由：
一是猫对于自己抓捕到的猎物，不肯一口咬死，定要尽情玩弄一-番之后，直至玩厌了，才肯吃下去。二是猫与狮虎同族，却一副媚态。三是猫吃了鲁迅先生小时候最爱的小鼠，虽然是个误会，但这可厌的猫确实在日后吃了小兔子。
这篇文章虽看上去是鲁迅先生对猫恶行的控诉，但却别有深意。鲁迅先生的文章带有一定的批判色彩，其实他借用猫的形象来讽刺当时社会之中，那些恃强凌弱、仗势欺人的暴虐者。
猫在玩弄猎物这一点上，确实颇与人们的幸灾乐祸、折磨弱者的坏习惯相同。
当时的中国，与典型的弱肉强食一般无二，有些人认为自己拥有“强大”的力量，便去抓住另一类“弱小”者的错误与缺点不放。
如猫般折磨他们，这种坏习惯竟逐渐成为当时的社会风气!而在鲁迅先生的笔下，这些都毫不留情地揭露出来，更表现了他对弱者的同情和对暴虐者的憎恨。
鲁迅先生仇猫，也与它们一副媚态有关。那些封建社会中的所谓“绅士”们带给鲁迅先生厌恶，而他们的种种丑态，竟与猫的天生媚态出奇相似。
文章之中多次的批判讽刺，令我对鲁迅先生在那样一种情势下，这样一种勇气和坚忍不拔的批判精神深深折服。
在我阅读《狗.猫.鼠》这篇文章时，注意到鲁迅先生的一段文字:“在动物界，虽然并不如古人所幻想的那样舒适自由，可是噜苏做作的事总比人间少。”这句话着实写出了人共性的一些丑恶。
人类文明虽然进步了，人类虽然是最高等的动物，却再没有如同动物一般的是非分明。
我们总在为各种事情找着各式各样天花乱坠的理由，为了一些浮华肤浅的东西变得做作甚至虚伪，于是我们便很难看到是非对错看的明朗以及那些爱憎分明的人了。
而更可怕的在于，没有了爱憎分明，是非黑白便在某些徒有华表的东西下变得很轻很轻。这便是一种不可取的态度！

读《朝花夕拾》
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的在八道湾胡同的故居，居然在北京35中高中部校内。我在一位同仁的带领下，冒雨参观，拟“抒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这是一处三进的院落，当初，周氏兄弟俩是花了大约3500块大洋买下的。长期以来，鲁迅先生作为无产阶级导师的形象早已被固化，殊不知3500块大洋对于货真价实的无产阶级真的是天文数字。当时，警察局长每月工资是8块现大洋，1块现大洋可以支撑老北京一户人家一个月的开销。这样的“无产阶级”也只能让普罗大众望洋兴叹了。
一进鲁迅故居就可以看到沈鹏先生的题字“周氏兄弟故居”，据说西城区有关部门对这一题款颇为不满，只因周作人曾经有“落水”的经历。故居后院是周作人的居所。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周作人的居所上写着“鲁迅与新文化”等字样，透过窗户可见居室中的毛泽东和李大钊的画像。据说，一位研究历史的领导在故居整改后，亲自视察了一番，不解地问：“豫才和启明是什么人？”鲁迅先生一度被诠释成为党国站岗放哨的神，可是偏偏还有人有眼无珠，真是咄咄怪事。
然而，连鲁迅独子周海婴先生也发出过类似的追问。他的一本书题名为“鲁迅究竟是谁？”这本是个很滑稽、很荒诞的追问，周海婴先生其实是在向世人追问“我爹是谁？”鲁迅，其以“立人”为中心的思想，足可光耀千古。然而，不幸的是，长期以来，“意识形态化”掩盖了鲁迅真实的“人”的形象。
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之二》中说：“一个人的平淡无奇的事实本是传记中最好资料，但惟一的条件是大家把他当做人看，不是当做神，——即是偶像或傀儡，这才有点用处。”鲁迅先生已经逝世，问题的症结是我们该如何去重新认知鲁迅。
笔者以为，认知一个作家最有效的方法自然是阅读他的作品。笔者打算透过《朝花夕拾》探究鲁迅精神。这本书为鲁迅一九二六年所作回忆散文的结集，共十篇。前五篇写于北京，后五篇写于厦门。最初以《旧事重提》为总题目陆续发表于《莽原》半月刊上。一九二七年七月，鲁迅在广州重新加以编订，并添写《小引》和《后记》，改名《朝花夕拾》，于一九二八年九月由北京未名社初版。《朝花夕拾》是鲁迅先生所写的唯一一部回忆散文集，一向得到很高的评价。鲁迅先生说：“这些文章都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回忆文’。”由是可知，解读这本书之于还原鲁迅“人”的形象至关重要。
公正的裁判在阴间
说来甚是有趣，笔者曾让学生写过《朝花夕拾》的读后感，本意是想看看学生的奇思妙想。孰料一名学生的读鲁迅所发的感悟，竟让笔者慨叹良久。自此，笔者对“一怕写作文、二怕文言文、三怕周树人”的“箴言”有了更深的领悟。现作文抄公，将学生的读书笔记抄录如下：
我的感受是因为长妈妈踩死了隐鼠不想让鲁迅知道，便编了个谎话。结果导致鲁迅一直在打猫，甚至把猫打死、打伤。我认为从这一件小小的事情中就可以看出人心的复杂、险恶。这也让我感受到动物真的是比人要善良的多。（读《《狗?猫?鼠》》）很显然，这是明显的误读。要想理解鲁迅的作品还要从《小引》入手。试看相应的文本：
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不容易。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中国的做文章有轨范，世事也仍然是螺旋。前几天我离开中山大学的时候，便想起四个月以前的离开厦门大学；听到飞机在头上鸣叫，竟记得了一年前在北京城上日日旋绕的飞机。我那时还做了一篇短文，叫做《一觉》。现在是，连这“一觉”也没有了。（《小引》）读这段文字可知，先生的内心多芜杂。这心绪大约与“一觉”有关。《一觉》出自鲁迅先生的散文诗《野草》，这里我们不妨按图索骥，做一番探究，先看《一觉》的文本：
魂灵被风沙打击得粗暴，因为这是人的魂灵，我爱这样的魂灵；我愿意在无形无色的鲜血淋漓的粗暴上接吻。漂渺的名园中，奇花盛开着，红颜的静女正在超然无事地逍遥，鹤唳一声，白云郁然而起……。这自然使人神往的罢，然而我总记得我活在人间。（《一觉》）漂渺的名园中，温馨、圣洁的景致，让人沉醉，可是这些心灵深处的呼唤，在“正人君子”组成的人间这却丝毫找不到回应。这里我们可以明白看出先生对人间的深深失望之情。
相反，在《朝花夕拾》一书中，与“人间”对立的“阴间”却满纸皆是。现将《朝花夕拾》中提及阴间的语句胪列如下：
在中国的天地间，不但做人，便是做鬼，也艰难极了。然而究竟能有比阳间更好的处所：无所谓的“绅士”，也没有留言。(《二十四孝图》
想到生的乐趣，生固然可以留恋；但想到生的苦趣，无常也不一定是恶客。无论贵贱，无论贫富，其时都是“一双空手见阎王”，有冤的得伸，有罪的就得罚。然而虽说是“下等人”，也何尝没有反省？自己做了一世人，又怎么样呢？未曾“ 跳到半天空”么？没有“放冷箭”么？无常的手里就拿着大算盘，你摆尽臭架子也无益。对付别人要滴水不羼的公理，对自己总还不如虽在阴司里也还能够寻到一点私情。然而那又究竟是阴间，阎罗天子、牛首阿旁，还有中国人自己想出来的马面，都是并不兼差，真正主持公理的脚色，虽然他们并没有在报上发表过什么大文章。当还未做鬼之前，有时先不欺心的人们，遥想着将来，就又不能不想在整块的公理中，来寻一点情面的末屑，这时候，我们的活无常先生便见得可亲爱了，利中取大，害中取小，我们的古哲墨瞿先生谓之“小取”云。（《无常》）在许多人期待着恶人的没落的凝望中，他出来了，服饰比画上还简单，不拿铁索，也不带算盘，就是雪白的一条莽汉，粉面朱唇，眉黑如漆，蹙着，不知道是在笑还是在哭。但他一出台就须打一百零八个嚏，同时也放一百零八个屁，这才自述他的履历。（《无常》）在鲁迅先生看来，无常的“鬼格”远胜于“正人君子”的人格。在鲁迅先生看来，阴司里各司其职（不兼差）、公正无私，其中的作为戏剧舞台和乡间迎神会上的活无常形象，因其可亲、可爱而受到民众的喜爱。这里著者显然是亲近于“鬼”的“阴间”，而疏离、甚至憎恶与“人”的“阳间”。把这点儿意思说得最透彻的仍是《无常》这一篇。我们不妨做进一步地细读：
这些“下等人”，要他们发什么“我们现在走的是一条狭窄险阻的小路，左面是一个广漠无际的泥潭，右面也是一片广漠无际的浮砂，前面是遥遥茫茫荫在薄雾的里面的目的地”那样热昏似的妙语，是办不到的，可是在无意中，看得住这“荫在薄雾的里面的目的地”的道路很明白：求婚，结婚，养孩子，死亡。但这自然是专就我的故乡而言，若是“模范县”里的人民，那当然又作别论。他们——敝同乡“下等人”——的许多，活着，苦着，被流言，被反噬，因了积久的经验，知道阳间维持“公理”的只有一个会，而且这会的本身就是“遥遥茫茫”，于是乎势不得不发生对于阴间的神往。人是大抵自以为衔些冤抑的；活的“正人君子”们只能骗鸟，若问愚民，他就可以不假思索地回答你：公正的裁判是在阴间！
读懂这段文字，我们需了解必要的背景。在正人君子维系的“阳间”，鲁迅与旧文化战，与旧势力战，与章士钊、杨荫榆、陈西滢战，与创造社、太阳社、新月派战，与“革命阵营里的蛀虫”战，与“四条汉子”战……如此也就不难理解，先生“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不容易”，先生深深地失望于人间，转而亲近阴间，这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先生甚至发出“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灵魂”（《阿长与<山海经>》）的感慨。从这个意义讲，《朝花夕拾》之于先生，实在有特别的意义，她仿佛是一曲闲静的安魂曲，让先生那颗饱受人世间种种乱象煎熬的心灵得以安顿。
对于鲁迅先生亲近阴间，而疏离阳间的观点，笔者是颇为理解的。2007年一位同事的婆婆去世了，被送到大兴的某公墓火化并安葬，开价24000/平米，比当时北京市区的房价还要贵，而还有20年时间限制——过了二十年，不往里蓄钱，那这阴宅恐怕就要易主了。安葬逝者，并不是件容易事，有各种各样的仪式。比如说要为逝者奏乐，鸣炮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每一项的价格都不菲，一曲《好人一生平安》就被索要了200元。在那里，谁也不好意思砍价，大概公墓的管理者就利用了这一心理得以漫天要价。另一位同事打趣说，阴宅比阳宅贵，那阴间的生活也会比阳间好吧！
有了前边的铺垫。我们就可以相对准确的理解《朝花夕拾》中的第一篇文章《狗?猫?鼠》。著者要说明他“仇猫”的原因，但描写的重心却还是落在老鼠身上。至于狗，那实在是陪客。其核心内容表现了鲁迅对猫的厌恶和仇视，媚态的猫实际上是以物喻人，不过是指现代评论派的文人而已。
读《朝花夕拾》中——“好玩”的鲁迅
阅读鲁迅有点难
一篇《狗?猫?鼠》就已经让我们领教了阅读鲁迅的难度。因为难，所以鲁迅的文字被误读似乎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以《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为例，这篇文章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且是传统篇目，可是对此文误读现象仍然很是严重。
譬如寿镜吾先生，鲁迅的启蒙老师，三味书屋业主，性格耿直，品行端正，在绍兴城里有口皆碑。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以“极方正、质朴、博学”传其为人，但竟然被不少后学解读为百草园的践踏者和腐朽的封建教育走卒。其论据大约有以下几种：
寿镜吾老先生不自觉地为旧制度效劳，是旧教育制度的忠实执行者。他不懂得少年儿童的心理，他没有像长妈妈那样能够抓住儿童的心，他也没有像闰土的父亲那样耐心诚恳地回答儿童提出的问题，而是不看教育对象的心理特点，拒绝学生的提问，混灭他们的求知欲，这些都是错误的教学态度与教学方法。（《被误读的寿镜吾》2015-08-03 常作印 《教师博览》）应该说，把寿镜吾先生解读成为一个“死读书、读死书”的形象，与鲁迅先生的本意相去甚远，是一种错误的理解，本不值一驳。温儒敏先生主编的部编版语文教参上就罗列了“批判说”：“‘我’（鲁迅）抱着求知的渴望和仰慕的心情拿天真的问题去请教他，去遇见了‘不知道’和脸上的‘怒气’——说明了他是一贯体现孔孟之道的不学无术的典型腐儒。”此观点甚是荒唐，却长时间地混淆视听。
事实上，对于这篇文章中的“怪哉”事件，文本解释得很清楚，“先生是渊博的宿儒，决不至于不知道，所谓不知道者，乃是不愿意说”。那么，问题就转化为先生为何不愿意说？其实，这种现象古已有之。比如，《论语．公冶长》第八则：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按钱穆先生的解释，孔子所谓不知也，乃是“仁道至大，仁德至高，孔子不轻许人，故说不知”（《论语新解》）。这大约与寿镜吾先生的“不知道”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在《论语》中并非孤例，应该还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
而且，我们还可以结合东方朔的为人作深入探究。东方朔的传记见于《史记·滑稽列传》。滑稽是言辞流利，正言若反，思维敏捷，没有阻难之意。后世用作诙谐幽默之意。东方朔“徒用所赐钱帛，取少妇于长安中妇女。率取妇一岁所者即弃去，更取妇”的狂人行为，定然是寿镜吾先生这样方正的宿儒所不见容的。因而，寿镜吾先生拒绝回答的“怪哉”事件，恰恰是其性格方正的表现。
《被误读的寿镜吾》一文的作者常作印先生不无感慨：“重读鲁迅，我发现，鲁迅先生对百草园固然喜爱，对三味书屋又何尝不是深情绵绵？对长妈妈和闰土一往情深，对寿镜吾先生又何尝不是敬重有加呢？”（《被误读的寿镜吾》2015-08-03 常作印 《教师博览》）鲁迅的语言被误解的现象也着实令人深思。鲁迅语言的味道是很沉迷的，可是不少人的感受却是疙里疙瘩，甚至有人竟然对其大加鞭笞。事实是，求精准求凝练，求深邃求简古求沉郁，力避流畅成为凉白开，正是鲁迅的语言追求。凡对中国古典文学古典美学有些心得的人，都深知鲁迅语言的厉害。笔者早年也未能领悟鲁迅语言的魅力，渐入中年以后才会迷上了鲁迅语言——为无数大家名家所激赏的鲁迅语言。在此无妨再举一例，借以感知鲁迅的神来之笔。
读完《阿长与<山海经>》，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虽然背地里说人长短不是好事情，但倘使要我说句真心话，我可只得说：我实在不大佩服她。”这其实是个一箭多雕的句子。
据文本可知，前文讲的是,长妈妈身份地位低微，长妈妈也并不姓长，而且一点都不“长”（高），只是因为补了真阿长的缺，所以也被唤作阿长。总的来说，阿长真的名不副实。这便是作者眼中的阿长。作者把她的名不副实的特点写出来也可算作是说长道短，确切地说，应该是说长得并不长（高）的名不副实的“阿长（长妈妈）”的“长短”了。
而下文写长妈妈的“切切察察”的毛病，切切察察恰恰就是说人长短，字里行间似乎流露着对长妈妈的反感。可是，读者尚需留意“虽然背地里说人长短不是好事情”这句话。鲁迅先生说“说人长短不是好事情”，可是他写下了长妈妈的说人长短，岂不正是在说说人长短的长妈妈的长短吗？在其中，汉语语义双关的妙处发挥得淋漓尽致。
当然，上述还都是表层的信息。其实，鲁迅这个悖论暗示着，他在情感上还是认同阿长的，只是其表述的方式却很微妙。细细想来，鲁迅先生真的不愧是语言大师。迷上鲁迅的语言，真是件很好玩的事，鲁迅先生本来也是个很好玩的人。（陈丹青《笑谈大先生》持此观点）“好玩”的鲁迅
如《小引》所论，先生是从内心深处的记忆中，寻找生命的“闲静”，以抵御这样的“纷扰”；从自我生命的底蕴里，寻找光明的力量，以抵御由外而内的漫漫黑暗。我想这应该是鲁迅写《朝花夕拾》的基本的动机。这部书是鲁迅的“安魂曲”（钱理群先生持此观点）。
陈丹青先生说：“当我少年时代阅读鲁迅，我就不断发笑，成年后，我知道这发笑有无数秘密的理由”。（《笑谈大先生》）那个身败名裂的胡兰成评价鲁迅也很中肯：“鲁迅先生经常在文字里装得‘呆头呆脑，其实很’其实很‘刁’”。在此，笔者不妨罗列一些事例予以诠释。
譬如说，写去拔何首乌，就隐含着孩子想成仙式的“呆头呆脑”式的幽默。
再如，夏夜乘凉，不敢看墙上，这也是只有小孩子才会有的忧虑；极想得到飞蜈蚣的心态，似乎也是现代孩子的写照。据说，很多孩子看了《哆啦A梦》之后，最大的梦想就是也能哆啦A梦的神通。有趣的是，鲁迅写此文已经成年，却依然那么“呆头呆脑”的“刁”。
再者，捕鸟也是处处体现童心。文中写到孩子不去拍雪人和塑雪罗汉，其原因竟然荒原无人鉴赏。其潜台词仿佛是说，孩子可能更需要伯乐。至于，捕鸟数量总是比不上闰土的父亲，也是因为少年鲁迅太性急了，而性急恰恰又是儿童的天性的表现。这和对劳动人民智慧、经验的钦佩之情没有多少联系。
再比如《二十四孝图》，乃是愚儒与酷儒的著作，但在中国过去却是教孝的经典，说是有朱文公之称的朱熹编定的。鲁迅本意是要重重打击“2娱亲”和“郭巨埋儿”这两件事。
本来该是很刻毒的讽刺，读来却依然温润出神，甚至充满童趣。先看对“老莱娱亲”的批评：
我至今还记得，一个躺在父母跟前的老头子，一个抱在母亲手上的小孩子，是怎样地使我发生不同的感想呵。他们一手都拿着“摇咕咚”。这玩意儿确是可爱的，北京称为小鼓，盖即〖上兆下鼓〗也，朱熹曰：“〖上兆下鼓〗，小鼓，两旁有耳；持其柄而摇之，则旁耳还自击，”咕咚咕咚地响起来。然而这东西是不该拿在老莱子手里的，他应该扶一枝拐杖。现在这模样，简直是装佯，侮辱了孩子。我没有再看第二回，一到这一叶，便急速地翻过去了。
这段话让我想到我的一个学生的习作：
我出生在一个美丽的城市——哈尔滨。那里有我的童年。阳光照耀着松花江，水面上粼粼的波光仿佛穿梭在水中的金色精灵般顽皮地跳跃着。我牵着爸爸妈妈的手，一路上哼着歌谣欢快地蹦蹦跳跳。“快看呀！”我惊奇地跑过去趴在草地上，欣喜地亲吻一朵出绽的淡粉色小花，爸爸微笑着看着我。“三，二，一，咔嚓！”妈妈按下快门，为我们记录这美丽的瞬间。玩累了，我静静地倚在江岸的栏杆旁，几丝微风拂过，没有声响，没有寒意——江边的风有种特有的温柔。（文/邱子曦《梦回我的童年》）小孩子取巧，便是可爱。而老头子却又另当别论了。老莱子在古书上只说是为亲取饮，上堂脚跌，恐伤父母之心，僵仆为婴儿啼，后人变本加厉，却说他是诈跌仆地，不但诈伪不道德，也实在很是肉麻。
再看著者对“郭巨埋儿”的揶揄：
至于玩着“摇咕咚”的郭巨的儿子，却实在值得同情。他被抱在他母亲的臂膊上，高高兴兴地笑着；他的父亲却正在掘窟窿，要将他埋掉了。…… “及掘坑二尺，得黄金一釜，上云：天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
中国文化似乎是一种耻感文化，有喜欢把任何事都表现给人看的奇异心态，甚至为了虚荣做出种种惨绝之事，郭巨埋儿就是其中之一。——老人的生命是可贵的，孩子的生命就不可贵了吗？生命无贵贱与轻重之分，但我们的文化就硬是把珍贵的生命阴险地分为了三六九等，并且，以“孝顺”的名义，把他们认为的“等级较低”的生命硬生生扼杀（亲生的！）。这种灭绝人性的事，竟然被编入二十四史，广为流传，大加褒扬，令人对中国文化中的黑暗部分，汗毛凛凛，悚然暗惊。鲁迅先生对此种泯灭人性的礼教无疑是深恶痛疾的。可是我们看鲁迅揶揄的文字，有时还是忍不住发笑的。
我最初实在替这孩子捏一把汗，待到掘出黄金一釜，这才觉得轻松。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二十四孝图》）这大约也是鲁迅式的“呆头呆脑”式的幽默吧。这部回忆录是先生中年后的作品，可是即使是辛辣讽刺的文字，也依然能够流露出一片童真天性。陈丹青先生说：“这样一种阅读的快乐，在现代中国的作家中，读来读去，读去读来，只有鲁迅能够给予我，鲁迅先生经常在文字里装得“呆头呆脑”，其实很“刁”，鲁迅真正的可爱处，是他的“迭宕自喜”。“迭宕自喜”什么意思呢？也不好说，这句话我们早就遗忘了，我只能粗暴而庸俗地翻译成“好玩”。”
鲁迅的这类好玩的文字真的比比皆是：
（1）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父亲的病》）（2）几百年的老屋中的豆油灯的微光下，是老鼠跳梁的世界，飘忽地走着，吱吱地叫着，那态度往往比“名人名教授”还轩昂。猫是饲养着的，然而吃饭不管事。祖母她们虽然常恨鼠子们啮破了箱柜，偷吃了东西，我却以为这也算不得什么大罪，也和我不相干，况且这类坏事大概是大个子的老鼠做的，决不能诬陷到我所爱的小鼠身上去。这类小鼠大抵在地上走动，只有拇指那么大，也不很畏惧人，我们那里叫它“隐鼠”，与专住在屋上的伟大者是两种。我的床前就帖着两张花纸，一是“八戒招赘”，满纸长嘴大耳，我以为不甚雅观；别的一张“老鼠成亲”却可爱，自新郎、新妇以至傧相、宾客、执事，没有一个不是尖腮细腿，象煞读书人的，但穿的都是红衫绿裤。我想，能举办这样大仪式的，一定只有我所喜欢的那些隐鼠。现在是粗俗了，在路上遇见人类的迎娶仪仗，也不过当作性交的广告看，不甚留心；但那时的想看“老鼠成亲”的仪式，却极其神往，即使象海昌蒋氏似的连拜三夜，怕也未必会看得心烦。正月十四的夜，是我不肯轻易便睡，等候它们的仪仗从床下出来的夜。然而仍然只看见几个光着身子的隐鼠在地面游行，不象正在办着喜事。直到我敖不住了，怏怏睡去，一睁眼却已经天明，到了灯节了。也许鼠族的婚仪，不但不分请帖，来收罗贺礼，虽是真的“观礼”，也绝对不欢迎的罢，我想，这是它们向来的习惯，无法抗议的。（《狗?猫?鼠》）（3）初进去当然只能做三班生，卧室里是一桌一凳一床，床板只有两块。头二班学生就不同了，二桌二凳或三凳一床，床板多至三块。不但上讲堂时挟着一堆厚而且大的洋书，气昂昂地走着，决非只有一本“泼赖妈”和四本《左传》的三班生所敢正视；便是空着手，也一定将肘弯撑开，象一只螃蟹，低一班的在后面总不能走出他之前。这一种螃蟹式的名公巨卿，现在都阔别得很久了，前四五年，竟在教育部的破脚躺椅上，发现了这姿势，然而这位老爷却并非雷电学堂出身的，可见螃蟹态度，在中国也颇普遍。《琐记》
的确，读懂鲁迅需要时间，需要人生阅历，钱理群先生就说过：“有修养的人应该读一辈子鲁迅。”读出些许心得后，峰回路转的喜悦，有非文字所能尽罄者耳。这种“好玩”大约正是鲁迅独有的魅力吧！
读《朝花夕拾》（下）——思乡的蛊惑
思乡的蛊惑
《朝花夕拾》中有些内容与事实有一定的差异。不能当做完全真实的历史写入传记，更不据文字还原文字之外的他。止庵先生说：“鲁迅通过文字为自己塑造形象，并不一定要与日常生活中的本人完全一致。”下面胪列两处示例：
（1）长妈妈踩死隐鼠的时间应该还在得到长妈妈所赠的“宝书”之后，这大抵又是鲁迅无意或者有意的诗化，《小引》中说与实际内容或有些不同，正是很可能的。正像周作人所说：“鲁迅写文态度本是严肃，紧张，有时戏剧性的，所说不免有小说化之处，即是失实。”（1958年1月20日致曹聚仁）（2）关于父亲的病
对于父亲的病，周氏兄弟的记录差异还是很大的，且看两种笔致的不同：
【甲】
父亲的喘气颇长久，连我也听得很吃力，然而谁也不能帮助他。我有时竟至于电光一闪似的想道：“还是快一点喘完了罢……。”立刻觉得这思想就不该，就是犯了罪；但同时又觉得这思想实在是正当的，我很爱我的父亲。便是现在，也还是这样想。
早晨，住在一门里的衍太太进来了。她是一个精通礼节的妇人，说我们不应该空等着。于是给他换衣服；又将纸锭和一种什么《高王经》烧成灰，用纸包了给他捏在拳头里……。
“叫呀，你父亲要断气了。快叫呀！”衍太太说。
“父亲！父亲！”我就叫起来。
“大声！他听不见。还不快叫？！”
“父亲！父亲！！”
他已经平静下去的脸，忽然紧张了，将眼微微一睁，仿佛有一些苦痛。
“叫呀！快叫呀！”她催促说。
“父亲！！”
“什么呢？……。不要嚷……。不……。”他低低地说，又较急地喘着气，好一会，这才复了原状，平静下去了。
“父亲！！”我还叫他，一直到他咽了气。
我现在还听到那时的自己的这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朝花夕拾·父亲的病》）【乙】
经过了两位“名医”一年多的治疗，父亲的病一点不见轻减，而且日见沉重，结果终于在丙申年（1896）九月六日去世了。时候是晚上，他躺在里房的大床上，我们兄弟三人坐在里侧旁边，四弟才四岁，已经睡熟了，所以不在一起。他看了我们一眼，问道：
“老四呢？”于是母亲便将四弟叫醒，也抱了来。未几即入于弥留状态，是照例有临终前的一套不必要的仪式，如给病人换衣服，烧了经卷把纸灰给他拿着之类，临了也叫了两声，听见他不答应，大家就哭起来了。这里所说都是平凡的事实，一点儿都没有诗，没有“衍太太”的登场，很减少了小说的成分。因为这是习俗的限制，民间俗信，凡是“送终”的人到“閷”当夜必须到场，因此凡人临终的世界只是限于并辈以及后辈的亲人，上辈的人决没有在场的。“衍太太”于伯宜公是同曾祖的叔母，况且又在夜间，自然更无特地光临的道理，《朝花夕拾》里请她出台，鼓励作者大声叫唤，使得病人不得安静，无非想当她做小说里的恶人，写出她阴险的行为来罢了。（《知堂回想录》）按照【甲】文，周氏兄弟的父亲临终前非但要饱受病痛的折磨，还要被衍太太所精通的礼节折磨得不得安宁。鲁迅先生对礼教的非人道、泯灭人心顽疾的批判还是非常厉害的。可是在【乙】中，周氏兄弟的父亲走得却很平静，精通礼节的衍太太本是长辈，所以在父亲弥留之际，她不可能粉墨登场。明眼人都看得出，周作人的回忆，大约是准确的，鲁迅的回忆有太多艺术化的幻觉。幻觉多了，失真也就在所难免。譬如说，父亲在《五猖会》里的让鲁迅背《鉴略》，但也讲过墨猴的故事听，这分明又是“为情造文”的结果；《琐记》中那位衍太太是个背后经常怂恿孩子们干不好的事，事后又充当“老好人”的一个角色。譬如，她怂恿孩子们冬天里去吃水缸里结的冰，还和蔼地笑着说，“好，再吃一块。我记着，看谁吃得多。”她还鼓励孩子们比赛“打旋子”，还从旁计着数，说道，“好，八十二个了！再旋一个，八十三！好，八十四！……”但当她看到孩子的大人出来时，马上就会变换口吻说道，“你看，不是跌倒了么？不听我的话。我叫你们不要旋，不要旋……。”读周作人的回忆，可知真实的衍太太也未必如此。
关于记忆的不可靠，心理学家著述甚多。迅翁在《朝花夕拾》的《小引》中，预先为自己记忆的不确设辞：
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小引》）那么，我又该如何理解“从记忆中抄出来的”，却“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的现象呢？
鲁迅的思想轨迹
以《琐记》为例，文中的衍太太大约也只是个符号——s城庸俗乡人的化身甚至该城令人窒息的文化气息。《朝花夕拾》虽是散文，但写意的成分很浓，我们读书时但当“得意忘形”才是。陶渊明“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音”况味也应如此吧。
对于离开绍兴城的原因，鲁迅先生也曾夫子自道：“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呐喊·自序》）。《琐记》正是记叙了鲁迅先生为了寻找“另一类的人们”而到南京求学的经过。作品描述了当时的江南水师学堂(后改名为雷电学校)和矿务铁路学堂的种种弊端和求知的艰难，批评了洋务派办学的“乌烟瘴气”。作者记述了最初接触进化论的兴奋心情和不顾老辈反对，如饥如渴地阅读《天演论》的情景，表现出探求真理的强烈欲望。终于，科举梦和科学梦（洋务运动）都破灭了，国内的路走不通，所以鲁迅把目光投向了国外——日本。
年6月1日，鲁迅正式向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提出了申请，并立即获得了批准。在日本，迅翁又因不满于“清国留学生”种种丑态，从而辗转到仙台，在这里他又结识了藤野先生。藤野先生治学严谨，对中国学生又很友善，更重要的是他没有狭隘的民族偏见，这让鲁迅先生颇感欣慰。然而，“匿名信事件”依然使他蒙受了民族自尊心被亵渎的刺激，“看电影事件”又使他终于意识到医学救国的路走不通，最终“弃医从文”。鲁迅先生深深体味了中国人受歧视、压迫的苦境，一种巨大的激愤，把他卷入到深刻的反思中了：
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鲁迅 《呐喊·自序》
年8月，鲁迅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应邀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任生理学和化学教师。1910年7月，鲁迅回绍兴，任绍兴府中学堂学监，并兼博物学及生理卫生学教师。1912年春，鲁迅应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抵南京，任教育部部员。同年5月，鲁迅随教育部迁北京，任职至1926年。“上穷碧落下黄泉”，大约可形容鲁迅先生探寻真理的精神。
可是，回到中国后的日子又如何呢？看《小引》便可知端倪。1926年，鲁迅告别了生活了14年的北京城，漂泊到了厦门（之后又去了广东）。这一选择对他有着很深的意味，说是一次“精神的自我放流”也是不过分的。他厌恶了北京上流社会的正人君子，对所谓学人、作家，生出了厌倦之敌意。去荒凉的小城，远离着文化中心，内心有一种松弛之感，那蓝色的大海，岑寂的校园，高远的天空，给予他的，应当是另一种色调。他其实是为了另一种生活，才作出这样的选择的。漂泊，给他带来了全新的生活。这全新的生活又好比他的一个个全新的希望，陆续耗尽了他全部的青春。
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希望》）对于先生离开北京前后的思想的研究，李长之先生最有发言权：
“自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的八月底，到他四十五岁，时代背景是五卅，三一八，北方的军阀段祺瑞在北京还支持着残局，广州国民政府已经成立，鲁迅于一九二六年八月离开北京，把攻击《现代评论派》的工作，告一段落。这时期的开始，是女师大事件。自一九二六的九月至一九二七的九月，是他生活上感受了异常不安定与压迫的时期，他赴厦门，又赴广东，这种变动使他对人生的体验更深刻了……”
绍兴、南京、东京、仙台、杭州、北京、厦门、广州、上海，历经科技救国的、医学救国、文艺救国的鲁迅，更像是一个永无归宿的流浪者，他的行囊里有煎熬的痛苦和无可释放的热情。这其实也反映了鲁迅内心的矛盾，他对故乡时时反顾，这是不能割断的情感所致；然而，鲁迅作为一个清醒着、批判者，他用充满疑惑的眼睛逼视着自己的真实存在，这就让那种“无乡之感”贯穿了其生命的始终。鲁迅的思乡之情与无乡之感的矛盾，在《朝花夕拾》这部作品中表现为鲁迅式的思乡的蛊惑，即温馨的回忆中又兼具诗化、写意的内容。
结语：旧事重提——鲁迅是谁？
笔者比较认同陈丹青先生的观点，鲁迅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笑谈大先生》）现将陈先生的文章抄录如下：
依我之见，历来颇受推崇的那些批判性极强的“革命”文章，多数是鲁迅先生只当好玩写写的，以中国的说法，叫做 “游戏文章”，以后现代的说法，就叫做“写作的愉悦”——所谓“游戏”，所谓“愉悦”，直白的说法，可不就是“好玩”？文章的张力，是人格的张力；写作的维度，是人格的维度——激愤，同时放松；深刻，然而精通游戏；挑衅，却随时自嘲；批判，忽而话又说回来……鲁迅作文，就是这样地在玩自己人格的张力与维度。他的语气和风姿，哪里只是峻急锋利这一路？他会忽儿淳厚沉郁，如他的回忆文字；忽儿辛辣顽皮，如中年以后的杂文；忽儿平实郑重，如涉学问或翻译；忽儿苍老精辟，如《故事新编》；忽儿温润出神，如《朝花夕拾》。而有一种异常绝望虚空的况味，几乎隐在他各时期的文字中，尤其是他的序、跋、题记、后记，以上那些反差极大的品质，会出人意料地揉杂在一起，难分难解。
陈丹青先生对鲁迅之“好玩”的诠释，让人拍案称奇。在陈先生看来，鲁迅的风格本是多样化的：辛辣顽皮、淳厚沉郁、平实郑重、温润出神……鲁迅的文章就是在“玩自己人格的张力与维度”。可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匕首投枪式的峻急锋利几乎成了鲁迅的全部，作为革命者面目狰狞的形象固化到了万千读者的心中，这不能不说是对鲁迅的误解甚至亵渎。就《朝花夕拾》这部书而言，人教社的语文教材将其解读为“温馨的回忆”和“理性的批判”，解读者试图尝试着弱化鲁迅的革命形象，而有意识地强化其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应该说，这样的解读很有见地，很能契合当下价值观多元的这个大时代精神。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解读者似乎在有意、无意地回避这部书中的对回忆进行诗化、写意的现象。这已经说明“鲁迅”不是谁的图腾，而是善于把握时代脉搏的执牛耳者自己心中的图腾。
有人说，读书其实很多时候是和死人打交道，图书馆堆积的基本上都是思索着的木乃伊，新华书店出售的大部分也是亡灵的墓志铭。读鲁迅的书，其实还一个好处，至少他不会站出来说“我不是这样想的”。目前，我们又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鲁迅正在退出教材，甚至招致被和谐的命运。在为外物所累的感性社会里，鲁迅博大精深的思想和义无反顾的理性精神，作为珍奇的装帧，被尘封在故纸堆中；作为实在的财富，却被悄无声息地遗忘了。鲁迅先生在不同时期的待遇昭示出，一切伟大的人死了之后都只是傀儡——鲁迅也不例外。吊诡的是，鲁迅曾在《无花的蔷薇》一文中指出：“待到伟大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为伟人时，他已变成傀儡了。”
年8月28日星期二改订
文章已于2019-12-17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