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文学社13-49菅晓慧谈艺录第48期||搏击暗夜 扣问灵魂——鲁迅(中篇)||菅晓慧原创

搏击暗夜 扣问灵魂 ——鲁迅(中篇)
作者:菅晓慧
北京的战斗与寂寞
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又开始尊孔复古,为自己当“皇帝”进行预备宣传。
1912年9月28日,教育部在孔庙演了一出“祭孔”大典,参加的人数仅为30多人,这些人或跪或立,或旁立而笑,还有的人在一边破口大骂,成为一场闹剧,顷刻间便给予结束。
鲁迅,这位绍兴共和革命的先驱,一直反对“读经祭孔”,1914年与其他5位同事共同签名写信给时任教育总长,引发一枚“炸弹”。1916年秋,又明确反对教育部商讨的《教育纲要》中“尊孔尚孟”的宗旨。由于鲁迅等人的坚决抵制,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以“民国祀典尚未制定”为由,驳回经袁世凯批转的“提倡崇圣,昌明孔教”的呈文。
袁世凯死后,中华民国实际上成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家部委机构中欠薪现象普遍,教育部更是“第一穷部”,部员薪金常被拖欠。据鲁迅1926年统计,教育部欠他薪金两年半以上,也就是说30个月薪资,共计9240多元。部员愤而索薪时经常被北洋军警打得头破血流,鲁迅也参加过索薪的斗争。14年的教育部官员期间,鲁迅一方面利用他的职务和地位为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另一方面又从政府机构内部洞察到北洋军阀的黑幕,对于他后来的创作活动和思想发展都产生一定影响。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鲁迅投入新文化运动,为前驱者勇猛《呐喊》,在教育部基本没再做实际工作,官员职业生涯大体结束。
1919年5月4日爆发的五四青年爱国运动,抗议巴黎和会决定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鲁迅当天上午去教育部同事徐吉轩家中为其父吊丧,不知道天安门发生的情况。下午他原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的学生孙伏园来向鲁迅汇报,因为孙伏园参加了上午的游行。这一年的鲁迅已经38岁,他听完孙伏园的汇报,“怕青年上当,怕青年吃亏,敌不过反动势力。”
新文化运动始于1915年《青年杂志》和《科学》杂志的创刊,止于1923年科学与玄学的论争平息,包括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两个方面。文学革命主张以白话文为正宗,反帝反封,思想革命强调以民主和科学的精神来培养一种新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铸就一种自决,自主,独立的人格。
这场思想变革深深改变了中国文化的走向,对现代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鲁迅十分感激《青年杂志》即后来的《新青年》创始人陈独秀,他是催促鲁迅创作小说并结集出版“最着力的一个”人。鲁迅与胡适之间当时是彼此敬重,相互支持,协同作战,在中国小说中研究领域,二人取长补短,频频交换资料,《孔乙己》即是经胡适之手发表。《新青年》同人中鲁迅最感亲近的是刘半农,认为他活泼,勇敢。刘半农对中国语言的一个巨大贡献是创造了“她”字,作为女性专用人称代词。由亲密到疏离的是钱玄同,钱也是著名语言文学学家,与鲁迅留学日本期间同为章太炎的学生。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骁将鼓励敦促鲁迅创作了中国新文学的奠基小说《狂人日记》。
今天,我重新阅读鲁迅的小说集《呐喊》,那里面的每一篇小说,都让我沉浸在经典之中不胜浩叹。我把集中14篇小说的名字及创作时间列表示出,这里面的每一篇都是中国文学殿堂中的经典和精华,每一篇都奠定了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伟人的坚实基础。
这些小说反映了从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时期中国古老农村和市镇的面貌;描绘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现实,总结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深刻揭露了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和虚伪,痛苦解剖了中国沉默的国民灵魂,批判了国民的劣根性。
尽管有着当时中国具体国情的创作背景,但这些小说又因为蕴含丰富的人性而超越了那个时代,成为今天阅读或者明天阅读永远也不会过时的永恒文学经典。谁敢说自己身上没有孔乙己的穷酸和苦涩?谁敢说自己从来没有用过精神胜利法“瞒”和“骗”让自己有过“苟活”的麻木和自欺?还有闰土,从勇敢的无畏的小小少年到成熟的终于对童年伙伴恭敬地喊出“老爷”的身份转换,谁敢说我们身上没有这种对成人社会人与人之间身份不同差异认知的痕迹?
啊,每一位主人公都仿佛是我们自身影子的一部分,或大或小,那些悲惨的,愚蠢的,麻木的,可笑的弱点都伴随着我们,从来也没有离开。
我忍不住为这些小说中的人物而流泪,为震撼人心的人性的弱点流泪。
这就是不朽。
文学的不朽。
人性的不朽。
鲁迅先生伟大的不朽。
鲁迅的家庭风波
谈到鲁迅在北京教育部任职、写作和教书的这一段时期,有一个不得不提的话题,那就是鲁迅的家庭风波。
鲁迅小时有个法名叫长庚,是他不到1岁时拜绍兴长庆寺龙师父为师时的法名,鲁迅的二弟周作人字启明,《诗经》中“东有启明,西有长庚”之句,用这句诗来比喻周氏兄弟的失和十分形象。
鲁迅与周作人青少年时代“兄弟怡怡”,十分和睦,在新文化运动中也并肩作战,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佳话。从1911年5月鲁迅赴日本把周作人夫妇喊回国之后,直到1923年,他们还维持着正常的兄弟关系。
鲁迅(右)与周作人
在鲁迅的名篇《故乡》中,曾提到他冒了严寒,回故乡绍兴卖掉老屋的事情。因为中华民国成立后,鲁迅成为教育部官员,北上北京,一直在北京任职和教书。在北京,鲁迅长期居住过4处地方:一处是南半截的绍兴会馆、一处是八道湾11号、一处是砖塔胡同61号、一处是阜成门内西三条21号。
1912年5月5日晚,鲁迅来到北京,住进宣武门外骡马市“长发店”(客栈),第二天,移入南半截胡同里面的绍兴会馆。绍兴会馆又名绍兴县馆,原是山阴与会稽两县的会馆,称“山阴会稽两邑会馆”,由著名学者章学诚于清道光六年(1826)创建,宣统年间废除府制,两县合为一县,统名绍兴,会馆也由是改称。
鲁迅的祖父周福清进京时曾经在绍兴会馆居住,鲁迅先是住会馆中的藤花馆,后来迁徙到补树书屋。鲁迅在1916年5月6日的日记这样记载:“下午以避喧移入补树书屋。”“避喧”,就是逃避喧闹,鲁迅在1912年9月18日的日记这样写道,“夜邻室有闽客大哗”,过了几日闽客又来,“至夜半犹大嗥如野犬”,搅动清宁使人难以入眠,因此要迁居。在补树书屋鲁迅创作了小说《狂人日记》,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轫之作。
1917年4月1日,周作人也来到北京,经鲁迅向蔡元培推荐至北京大学任教,也住进补树书屋。
为了将远在绍兴的母亲与家人迁至北京,鲁迅决定在京购房,从1919年2月到7月之间,鲁迅四处奔走,最终选定了八道湾11号。
12月29日,鲁迅全家搬进八道湾。1923年7月,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8月携朱安离开八道湾,暂居于砖塔胡同61号。9个月以后鲁迅再次觅屋,购买了阜成门内西三条21号,1924年5月入住,直至1926年8月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任教。
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21号鲁迅故居——1924年5月至1926年8月,鲁迅在此居住。鲁迅在这里完成了他的《华盖集》《华盖集续编》《野草》等文集和《彷徨》《坟》《朝花夕拾》中的部分文章。
鲁迅与周作人的兄弟失和正是发生在八道湾11号,所以要特别讲讲这处居所。
八道湾11号位于北京新街口,西止于赵登禹路;东接后公用胡同;南临前公用胡同。1919年8月19日,鲁迅在广和居收契后买下八道湾罗姓屋,八道湾胡同11号这座四合院十分宽敞,前后三进院,大约有30间房子,有正房、厢房、耳房、还有个大花园和一个小跨院。
鲁迅和房主议定的购房成交价是3500块银元。鲁迅没有那么多钱,他和二弟周作人合买。因为鲁迅和周作人感情很好,想在一起奉养母亲。这座房子太贵了,超过了鲁迅和周作人的经济水平,于是俩人说服了母亲鲁瑞,把绍兴老家的祖宅卖了1000块,房款凑齐。
八道湾11号的南门(正门)——经典人物形象阿Q的诞生地
鲁迅与周作人在八道湾的留影12月29日由绍兴接母亲来京,周作人和鲁迅及一家老小都来到北平居住。八道湾11号院旧时曾是大宅门格局,邻街是一溜院墙,进门楼见影壁,宅内分正院、后院和西跨院三进。据说,鲁迅看重这里,是因为空地宽大,适合儿童游玩。鲁迅与母亲、朱夫人住前院,周作人及其“苦雨斋”在后院。当年,鲁迅曾在屋前栽植了丁香和青杨。八道湾的周宅,是蔡元培、郁达夫、钱玄同、胡适、沈尹默等许多文化名士频频造访之地,诞生了《阿Q正传》、《风波》、《故乡》、《社戏》等著作和译著百多篇,还包括《 中国小说史略》的上卷。
那么,兄弟二人又是如何失和的呢?
住进八道湾的第二个年头,鲁迅、周作人、周建人三兄弟聚居的大家庭就开始离散了。最先离开的是小弟建人。
周建人从绍兴到北京,一时找不到工作,就到北京大学旁听哲学、社会学等课程。上学不但没有收入,还要两位哥哥资助,建人不久就感觉自己在这个大家庭里是个纯粹的消费者和多余者。如果只他一个人倒也罢了,而他还有一个四口之家。
羽太芳子(周作人妻子羽太信子的妹妹)与建人婚后感情不错。但在八道湾,管理家政的姐姐花钱阔绰,芳子自己手头却不宽裕,花销要向姐姐(羽太信子)申请,当然不会那么惬意。因为是亲姐妹,倒也罢了,问题是自己的丈夫缺少挣钱的本领。因此,她有时难免埋怨丈夫无能。
鲁迅、周作人、周建人
建人在八道湾只住了1年8个月。
周作人则请胡适关照建人,胡适介绍工作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做校对,工资不算高,而且在外地,几天后,建人离开妻儿,告别大家庭,启程赴上海。
建人在上海安顿好后,就张罗着接妻儿过去。他多次写信,甚至亲自回北京劝说,都没有成功。芳子不愿离开八道湾大家庭生活,不愿离开姐姐。
母亲鲁瑞对芳子这么做表示不满,说:“女人出了嫁,理应和丈夫一起过日子,哪有像三太太那样,不跟丈夫却跟着姐姐住在一起的道理呢?”
校对工作很辛苦,报酬也不高。所幸建人得到鲁迅早年在山会师范学堂的学生章锡琛的帮助,有时吃住在章家。每月,他除了留下自己的生活费外,将大部分收入寄给八道湾补贴家用。后来,周建人同曾经是绍兴女子师范学校学生的王蕴如结婚,事实上与留在八道湾的羽太芳子脱离了婚姻关系。
其后不久,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也走到了分手的尽头。
通过大量史料及当事人朋友们的回忆证实,鲁迅与周作人的断交,不是出于政治立场和为人原则不同之类的大问题,而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却又纠缠不清的家庭矛盾所致。
7月3日,兄弟俩还同去东安市场和东交民巷买书购物。7月14日,鲁迅在日记中写“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也就是10多天之中,二人之间有了冲突。7月18日,周作人写信给鲁迅,开口称:鲁迅先生,昨天才知道过去的事,最后说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愿你安心,自重。
周作人写给鲁迅的绝交信
口气这么“重”的绝交信,二人彻底决裂。
周作人的妻子信子有癔病,常歇斯底里发作,常请日本医生池上来八道湾看病。她对鲁迅外表恭顺内则忌恨,当时八道湾周家全家支出由信子掌握,鲁迅加上周作人的月薪共600元,全交信子,仍不够用。鲁迅四处向朋友借钱,有时借到手刚回家,却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呢?”
我们来看看鲁迅一大家人的生活水准。600元的月薪,在当时的民国,简直是高不可攀的富裕,几百倍高出普通人家的生活。1918年,北京居民最底层的收入是1.66银元/月,即每个月1块6。
北京5口之家,一年收入需100块大洋,才能维持生活。
就是说,北京最普通的5口之家,月入必须达到八、九块钱,才不至于很窘迫。这是在北京有户口有房的情况下的生活条件,平摊到每个人身上,是1块6。
亦即是说,当年北京市普通市民的最低生活水平,是月入1块6,可维持基本生活。
看到这里,你想想一个月600块钱,却仍然要四处借钱,这样怎样一种挥霍!而鲁迅,又对自己一生简朴,除了吸烟和买书,几乎看不到他有什么别的花销。
鲁迅不但要负担全家生活的绝大部分费用,还要资助周作人的岳父母,妻弟及妻妹。1925年10月7日,鲁迅与周作人决交两年了,信子的弟弟羽太重久还在致鲁迅的信中感谢鲁迅上月的及时补助,对“兄长长年物质援助无言以对”。
周作人、信子及信子的哥哥羽太重久
毕生清苦的鲁迅不满信子暴发户作风,好言相劝“花钱要有计划”,信子心怀不快。据周氏兄弟学生俞芳回忆说,天性驯顺的朱安曾“很气愤地”告诉别人:“她(信子)大声告诫她的孩子们,不要亲近我们,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
鲁迅与朱安没有孩子,信子不让自己的孩子亲近伯父伯母,让他们冷清死,进而又诬陷鲁迅于她与周作人“卧室窗下听窗”,甚至更有什么鲁迅偷看信子洗澡之类的无稽之谈。
周作人与信子的卧窗前种满花木,鲁迅如何靠近?
至于洗澡,鲁迅唯一的儿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里曾说:“房子整理安定之后,父亲为全家着想,以自己和弟弟作人的收入供养全家。他们兄弟还约定,从此经济合并,永不分离。母亲年轻守寡辛苦了一辈子,也该享享清福。朱安大嫂不识字,能力不足以理家,这副担子自然而然落到羽太信子的身上。父亲自己除了留下香烟钱和零用花销,绝大部分薪水都交给羽太信子掌管。没想到八道湾从此成为羽太信子称王享乐的天下。在生活上,她摆阔气讲排场,花钱如流水,毫无计划。饭菜不合口味,就撤回厨房重做。她才生了两个子女,全家雇用的男女仆人少说也有六七个,还不算接送孩子上学的黄包车夫。孩子偶有伤风感冒,马上要请日本医生出诊……对此,周作人至少是默许的。他要的只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有‘苦雨斋’里书桌的平静,别的一概不闻不问。当然他对信子本来也不敢说个‘不’字。苦的只是父亲,因为他的经济负担更重了。但这一切仍不能让羽太信子称心满意。她的真正目标是八道湾里只能容留她自己的一家人。就这样,在建人叔叔被赶走10个月后,她向父亲下手了。”
针对“偷看洗澡”说法,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里进行了解释:“对于这段历史,某些鲁迅研究者的推测,是他看了一眼弟妇沐浴,才导致兄弟失和的。但是据当时住在八道湾客房的章川岛先生说,八道湾后院的房屋,窗户外有土沟,还种着花卉,人是无法靠近的。”
周海婴还进一步反驳说:“不过,我以20世纪90年代的理念分析,却有自己的看法,这里不妨一谈。我以为,父亲与周作人在东京求学的那个年代,日本的习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进进出出,相互都不回避。即是说,我们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的所谓‘男女大防’,在日本并不那么在乎。直到临近世纪末这风俗似乎还保持着,以致连我这样年龄的人也曾亲眼目睹过。那是70年代,我去日本访问,有一回上厕所,看见里面有女工在打扫,她对男士进来小解并不回避。我反倒不好意思,找到一间有门的马桶去方便。据上所述,再联系当时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对方的住处原是寻常事,在这种情况之下,偶有所见什么还值得大惊小怪吗?退一步说,若父亲存心要窥视,也毋需踏在花草杂陈的‘窗台外’吧?”
我完全相信海婴及众多当事人朋友们对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在于信子的挥霍无度之说,对信子泼给鲁迅的污水嗤之以鼻,也许,信子这样学给周作人,用意正是把鲁迅从八道湾赶走,而且,她也确实做到了。
1923年,鲁迅离开了八道湾,带着母亲和妻子朱安住进了砖塔胡同里的一所房子。
第二年还发生了一件让两兄弟彻底决裂的事:大打出手!
1924年6月11日,鲁迅回到八道湾把一些自己的书和器具要拿回新家,根据鲁迅当天日记和在场目击者的讲述,他刚进西厢,周作人和妻子羽太信子就从屋里奔出,指着鲁迅破口大骂,言辞污秽,不堪入耳;
羽太信子又立即打电话喊来几位亲友,当众痛骂鲁迅。两兄弟还动手了,周作人拿起1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砸去,鲁迅抓起一个陶瓦枕扔向弟弟。最后,鲁迅拿着东西离开。
从此兄弟俩再无交集,直到鲁迅去世也没有见面。
这一段真实的兄弟打架的历史,我们没必要为鲁迅讳言,真实地记录它们,反倒能看见一个战斗着的鲁迅。
八道湾的房子只剩下老二周作人和他的妻子孩子以及老三周建人的发妻羽太芳子和她的几个孩子。周作人在这里住了48年之久。
1949年之后,八道湾这座鲁迅和周作人的故居被收归国有,其后搬进四五十户人家。周作人被赶进西北角的小房子,和其他住户一样向房管局交房费。周作人作为“汉奸”从南京老虎桥监狱出来后,于1967年5月16日死于此宅一隅。
八道湾旧照片八道湾11号,因周氏兄弟居住,蔡元培、胡适、郁达夫、钱玄同、刘半农等著名学者常常光顾,即使是鲁迅搬出去之后,这里也经常是文人满座。
八道湾11号的周宅成为新文化运动时期一个重要的文艺沙龙,跟林徽因的“太太客厅”一样重要。不但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两个很多文章是在这里写的,当时很多重要的刊物也在这里编订,包括现代大学学科建制的讨论也曾在这里进行。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鲁迅精读主讲教师张业松认为,八道湾11号是“五四文学最牛宅邸”,堪称五四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第一故居”。
是呀,一生无家只能睡在土谷祠里的阿Q,就在这里诞生。
我曾到访过北京新街口,这里有溥杰等历史名人的故居,八道湾南段东侧与前公用胡同15号比邻,这处院落是清末内务府大臣崇厚的旧宅,现为西城区少年宫,保存十分完好。还有庆王府,护国寺,都在附近不远。庆王府如今天被一家军事单位使用,我试图进去探访,被告之不许进入。
今天的八道湾胡同和附近的前公用胡同西段已经拆迁建成北京第35中学的高中部, 为了对八道湾胡同加以保护,北京市第35中学将整条八道湾胡同囊括其中,使其成为校园的一部分。
圈中北京第35中学的八道湾旧宅成为纪念馆
学校秉承“原状保护,实现较为合理的使用”的原则,请专业施工队对旧居进行修缮改造。校区内的建筑设计采用了低层的仿四合院式的建筑群落,各栋教学楼之间采用颐和园长廊的建筑风格,把整条八道湾胡同建成历史文化长廊,使其与校园文化相融合,老胡同有了新容颜。
“五四文学最牛宅邸”图
原来著名的八道湾11号宅院改造后,院落一部分被改造成鲁迅书院,作为图书馆供学生使用,其余部分按照原来的布局再建,命名为周氏兄弟旧居。从国学馆、金帆音乐厅、志成楼、鲁迅旧居到教学楼,或传统,或现代,用不同的建筑风格描绘出老胡同的新空间意象。
八道湾周氏兄弟故居纪念馆
俯首甘为孺子牛
1925年,鲁迅买下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房子,在被称为“老虎尾巴”的房子里,与前来拜访的李霁野、台静农、韦素园等5位青年成立了中国现代文艺史上一个“实地劳作,不尚叫嚣”的青年文艺社团——未名社。
鲁迅除发起组织了未名社之外,还领导了沉钟社,语丝社,狂飙社、莽原社等青年文学社团。这些青年人中有韦素园等实地劳作的好青年,也有一些借鲁迅名义招摇自炫的人,一旦利害关系转化立即对鲁迅进行攻击和背叛,鲁迅仍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提携青年,源源不断为未名社刊物提供稿件,使它迅速打开局面。
鲁迅教书生涯始于1909年,终于1928年。他在北京的14年中,先后在8所大专学校和中学任课,分别是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世界语言专门学校,集成国际语言学校,黎明中学,大中公学,中国大学。在北大和北师大任教时间长达6年(1920-1926),北大延用至今的校徽即鲁迅设计。
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
跟鲁迅关系最深的学校是国立女子师范大学,即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鲁迅应好友许寿裳之邀来此任教,在这里遇到他终生的爱人——许广平。
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是当时全国唯一的最高女子学府,校长为杨荫榆,(杨荫榆先生是我国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是杨绛先生的亲姑姑,后为侵华日寇所杀害),当时的女师大学生掀起了一场驱逐顽固守旧的校长杨荫榆的学潮。鲁迅站在学生一边,时任教育总长章士钊1925年8月12日呈请临时执政段祺瑞免除了鲁迅教育部“佥事”职务,鲁迅据理力争,上诉平政院控诉章士钊,终于告倒了教育部同时兼司法部部长的章士钊,取得胜利。
1926年3月12日,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作战期间,日本军舰从中作梗,炮击国民军,随后国民军将日舰驱逐出大沽口。日本竟联合英美等八国于16日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无理要求。3月18日上午,李大钊率领北京群众5000余人,在天安门集会抗议,要求拒绝八国通牒,游行队伍由李大钊率领,按预定路线,从天安门出发,经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米市大街、东四牌楼,最后进入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东口,在段祺瑞执政府(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门前广场请愿。示威群众公推代表去向卫士长交涉,要求开门放队伍进去,并请段祺瑞和国务总理贾德耀出来见面。段祺瑞执政府内人员担心局势失控,命令预伏军警以武力驱散游行队伍,结果造成当场死亡47人,伤200多人的惨剧。死者中为人们所熟知的有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杨德群。
刘和珍像
刘和珍和杨德群都是鲁迅的学生,鲁迅怀着无比的悲痛写下《记念刘和珍君》这篇深情的感人至深的名作,把3月18日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25日,鲁迅参加了女师大为刘和珍和杨德群举行的追悼会,用战斗的笔写下像匕首和投枪一样的文章投向封建军阀。段祺瑞执政府把鲁迅等人列入通缉名单。
4月20日,段祺瑞下台逃往天津,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联合起来,组成所谓“北京政府”,残酷镇压北京教育界师生。从3月底到5月,鲁迅先后避难于葬原社,山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等地。期间坚持到女师大,北大,中国大学讲课,同时坚持写作,《朝花夕拾》中的一些散文就写于此时。
十年携手共艰危
讲完鲁迅与周作人的兄弟失和,再来讲一讲鲁迅的婚姻。
鲁迅的婚姻极其不幸,这个旧式包办婚姻,带给双方当事人无尽的痛苦。婚前鲁迅连新娘什么人,什么样完全不知,在一场设计中走进了悲剧之中。
1906年6月,26岁的鲁迅正在日本东京进行文学活动,忽然家中接二连三来信,说母亲病了,鲁迅不安中回到故乡,才知道是一场骗局,来骗他结婚。
朱安(右一)与娘家人
新娘子朱安与鲁迅本家叔祖周玉田的夫人同族,同时朱安也是著名散文家朱自清的远房姑姑。媒人是周玉田夫人的儿媳妇,这个女人颇有王熙凤的心机,对鲁迅母亲隐瞒了朱安身材矮小的事实,是个裹脚女子,没念过书,不识字。这样一个女子,新派人物鲁迅自然无法接受。7月26日,鲁迅与朱安在周家新台门大厅举行婚礼,鲁迅大概新婚之夜与新娘同处一屋,第二天就搬去了母亲房间,4天后携二弟周作人一起去了日本。
绍兴鲁迅故居周家新台门大厅
鲁迅多次对友人说,“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负有一种赡养的义务,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这种情况下,鲁迅虽有婚姻之名,但实际上却过着古寺僧人般的独身生活。
鲁迅的母亲嫌朱安没有儿子,朱安说大先生终年不同我讲话,怎么会生儿子?
朱安(左一)
鲁迅的母亲与朱安
这场包办婚姻悲剧,对二人的伤害都太大了。或许,换了其他男子,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渐接受,但鲁迅这个人太罕有了,他的眼里揉下一丁点儿异物也会受不了,对于一个全无爱意的女性,强加给他,要他做丈夫,太难了。
但是,鲁迅又深知在那个年代,对朱安这样的旧式女子,一旦离婚,根本无法在社会上活下去,于是,他也只进行“赡养”。他不离婚,因为不想伤害无辜的朱安。但正因不爱,所以也绝不屈就于现实的欲望。
许广平,是女师大的学生,1923年大学二年级时,听到鲁迅授讲的中国小说史略课,那时,鲁迅已经是国内颇有名望的大作家了。
鲁迅在女师大兼课,给许广平留下深刻印象,并在听课时把鲁迅“长发直竖,满身补丁,谈笑风生”的形象速写下来。
1925年3月11日起,许广平跟鲁迅开始通信,至7月底,双方往返书信40余封。
许广平是大家族中的女性,她的祖父是广东巡抚封疆大吏,许家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出了许多杰出人物,是名副其实的广东第一大家族。女师大学潮的日日夜夜里,这位26岁的姑娘在鲁迅激励下,投入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中,二人并肩战斗,成为他们感情融合的催化剂。
许广平
对鲁迅的创作和研究工作,许广平一直热忱关注并帮助校对和抄写。北洋军阀对鲁迅的迫害,家中近乎独身似的生活,使许广平对鲁迅产生强烈的同情,她决心舍身相报,什么名誉,地位,家族,财富,都去牺牲了,来寻求至高无上的爱。
这就是许广平对鲁迅的“真爱”。
许广平的热忱,彻底消融了鲁迅心底的坚冰。
1925年10月20日晚上,在鲁迅西三条寓所的工作室 “老虎尾巴”里,鲁迅坐在靠书桌的藤椅上,许广平坐在鲁迅的床头,果敢的许广平主动握住了鲁迅的手,鲁迅报以轻柔的紧握,他对许广平说:“你战胜了!”
与鲁迅确立了爱情关系的许广平,公开在报纸上发表《风子是我的爱》,向旧传统、旧礼教发出挑战:“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与我们不相干。”
这位广东第一家族许家的大小姐,被“亲戚舍弃,视为匪类,不齿于人类”,但她说都与她和鲁迅的“我们”不相干。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鲁迅成为北洋军阀政府通缉的黑名单人物,这年7月,鲁迅接受了厦门大学的聘请,决定离开居住了14年的北京,南下厦门。许广平女师大国文系毕业,回广东省立女子师范任教职。
1926年8月26日,鲁迅与许广平同车南下,踏上奔赴未来的路。
1927年1月11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写道:“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绝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样的人了,我可以爱。” 10月,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正式开始了同居生活。在旧式婚姻的囚室里自我禁闭20年之久的鲁迅,终于逃了出来,和自己的爱人勇敢地走到一起。
这一对相爱的人到一起,他们至死再也没有分离。
1933年,鲁迅将自己与许广平在1925年3月至1929年6月间互通的135封信集结出版,书名就叫《两地书》。在序言中,鲁迅这样写道:“回想六七年来,环绕我们的风波也可谓不少了,在不断的挣扎中,相助的也有,下石的也有,笑骂诬蔑的也有,但我们紧咬了牙关,却也已经挣扎着生活了六七年。其间,含沙射影者却逐渐自己没入更黑暗的处所去了,而好意的朋友也已有两个不在人间。我们以这一本书为自己纪念,并以感谢好意的朋友,并且赠我们的孩子,给将来知道我们所经历的真相,其实大致是如此的。”
此时,他们早已远离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回望这些年背负压力的沉痛,和无可倾诉的苦闷,鲁迅终于以一种顽强的姿态,给自己的爱情做了一个最完美的总结。
1年后,鲁迅购得《芥子园画谱》3集,是上海有正书局的翻造本,也是当时最好的翻本,鲁迅将书赠予许广平,并题诗一首:
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此中甘苦两心知!
鲁迅和许广平,所有的甘甜和苦涩,只有他们两人知道。只有两人知道就好了,外人无需知道,更无需指手划脚进行所谓的“批判”。
胡适守住了包办婚姻中的不识字只爱打麻将的夫人江冬秀,守住是一种爱。
鲁迅勇敢地握住许广平的手,坚定捍卫他们被无情嘲讽的真爱,勇敢也是一种爱。
你没有亲身体味鲁迅包办婚姻的痛苦,你就无权利对鲁迅寻找自己的爱情进行指责和否定。
周作人公开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讽刺鲁迅“纳妾”,这样的兄弟,决交也罢!
朱安将海婴视作自己的儿子,鲁迅去世后许广平出钱赡养朱安,他们是真心关怀彼此的一家人。
鲁迅怀抱海婴
携手十年,是命运给鲁迅最弥足珍贵的幸福。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患肺结核并伴有严重肺气肿,病逝于上海大陆新村寓所。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握着许广平的手叮嘱道:“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然而,许广平已将他视如生命,又何曾忘记?鲁迅走后,她一直坚持整理鲁迅的文集,继续他的事业。
许广平仅靠书店每月支付的一点版税度日,还要赡养远在北平的鲁母和朱安,生活过得异常艰难。在给鲁母的信中,她说:“你老人家千万不可太省钱,媳妇如同儿子一样看待,要钱用就托人写几个字通知一声,即寄上。”
朱安拒绝接受周作人的钱,却乐于接受许广平汇寄的生活费。朱安常对人说:“许小姐待我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的确是个好人。”
晚年朱安
在战火不断、物价飞涨、书店断付版税、海婴生病的困境下,许广平会特意嘱请平津的友人“先行垫付,随后偿还,绝不失言”。她为自己更为鲁迅尽了全部的孝道。
1968年3月3日,许广平因为鲁迅手稿突然失踪,引发心脏病去世。
广州图书馆前鲁迅与许广平纪念雕像
许广平不仅是鲁迅的爱人,作为一个独立的女性,她依然为新文化运动,为新中国妇女儿童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鉴于篇幅有限,这里不再多说,有机会我会写一篇单独的许广平的谈艺录,总之,这是一位让人尊敬的女性,她配得上鲁迅,她对得起朱安,她不愧是伟人鲁迅的爱人!
作者简介菅晓慧,笔名简单,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专业及汉语言文学专业学士,爱文化,爱自然,爱艺术及一切之美好,视读书写作为生之正事。在报刊电视均曾辟有个人专栏,述写文化及所思所悟。爱北京,多次探询京华旧迹,期待有朝一日能京城居,写尽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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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菅晓慧
编辑:玉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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