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张维涛

西散南国文学

审核|卢小夫
编辑|叶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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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
作者/张维涛
今天外孙不上课，早早就和姥姥去太姥姥家了，我一个人在家收拾被外孙弄得凌乱不堪的房间。当我整理到一摞书籍的时候，一张照片从书中滑落，我拾起来一看，是父亲的照片。这是一张黑白照片，由于年代久远，照片已经泛黄，但父亲英俊的面容依然清晰可辨。
这张照片是父亲年轻时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那时父亲还不到三十岁，算下来距今已有七十多个年头了。看着这张老旧照片，我猛然想起今年是父亲诞辰100周年！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来，往事浮现在眼前......
父亲出生在辽宁省开原县一个叫做柴家岭的小山村，祖父母都是勤劳朴实的庄稼人，靠租种几亩薄田维持生计。山里人勤快，每当山野菜出来的时候，他们都上山采野菜，如榛蘑、松蘑、猴头菇等，尤其是入秋以后，漫山遍野都是通红通红的“山里红”。收拾完庄稼以后，他们也会上山采一些回来，下山贩卖，贴补家用。
祖父母共生育了五男五女十个孩子，父亲是老幺，男孩中只有三伯和父亲活到了成年。父亲五岁那年，山里闹瘟疫，祖父母相继过世，年长父亲十六岁的三伯带着父亲逃离了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那片土地，几经辗转来到了哈尔滨。三伯在上号、西门脸（今香坊区延福街）一带靠赶“斗子车”拉脚来养家糊口，三伯没念过书不识字，受尽了地主老财和地痞无赖的欺辱和糊弄，他立誓，决不让父亲再过和他一样受尽盘剥的贫苦生活，一家人勒紧裤带，把父亲送进了私塾。父亲天资聪颖，只读二年私塾便能默咏《四书》、《五经》，并能写一手好毛笔字，打得一手好算盘。
时光荏苒，一晃父亲长到了成年，在南仓库（今香坊粮库）赶马车给日本人拉稻糠维持生计，并取了高氏为妻，几年以后，两个女儿相继出世，一家人借住在“上号”林家大院（今香坊区延福街50号左右）一个远房亲戚家，生活倒也安稳。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民国二十五年冬的一天夜里，父亲突然被驻守仓库的日本兵抓走了，当时大妈就被吓得昏死过去。谁都知道，被日本人抓去凶多吉少，没有几个人能活着回来。可能是父亲命不该绝，亦或是他的为人救了他一命，七天后，在众多工友的担保下，三伯托熟人交了一大笔保证金父亲竟然被放了出来，逃过一劫。后来才知道，原来是班头（仓库带班的）搞的鬼，他趁父亲不注意在稻糠里撒了几把大米，栽赃陷害，说父亲偷米，目的是为了让父亲求他通融日本人，好骗取保证金！父亲是出来了，可是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没有了，交保证金还欠了不少的债，一家人陷入了绝境。常言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自打父亲被抓走那天，大妈受到了极度惊吓，得了妇女病，没钱医治，在她三十三岁那年撇下两个年幼的姐姐含恨离世。
大妈去世后，父亲带着两个年幼的姐姐无法在城里生活下去，便来到了农村，在一个叫宋家屯（今民主屯）的小村子安了家，靠给地主打工度日。父亲老实厚道手脚勤快，从不多言多语，再加上父亲识字，谁家有个婚丧嫁娶，红白喜事的，都少不了父亲帮忙，逢年过节，家家都要贴对联，乡亲们求父亲写对子，他都是有求必应从不推托，因而深得乡亲们的信任和爱戴。一九四七年，哈尔滨已经解放，各乡、镇都开展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父亲出身贫寒，又有文化，被土改工作队选为村治保主任，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中，翌年，好心的乡亲们见父亲带着两孩子生活实在太艰辛，便张罗着让父亲续弦，最终，父亲娶了本村一孙姓姑娘为妻（我的生母），那一年父亲三十六岁，母亲二十二岁。
一九五八年，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指引下，全国掀起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潮，在“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口号下，举国上下大炼钢铁，支援工业、国防建设。当时村已改称“生产队”，社员们都去吃集体食堂，万户无炊。那年我已经四岁了，在村办的幼儿园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父亲当时是村里的会计兼治保主任，作为村干部，当然要起模范带头作用。我记得很清楚，我家的一口大铁锅，还有一个不知使用了多少年的已经磨得铮明瓦亮的黄铜盆也上交了，支援国家大炼钢铁。虽然父亲对当时的做法也心存疑虑，但是，他对执行国家的决策是坚定不移的。可谁又会料到，好景不长，接下来的三年自然灾害，给人们带来的是痛心疾首的教训。
一九六二年初夏的一天，这个平静的小村子突然涌进了几十口拖儿带女衣衫褴褛的难民，他们先是挨家挨户的要饭，然后都聚集在生产队碾房边的一个草棚子里，看样子是不想走了。作为村治保主任，父亲当然要首当其冲和那些人对话，了解情况。难民里有一个双眼红肿、脸色煞白的中年汉子，自称姓范，对父亲说，他们是从关里逃荒过来的，家乡遭灾，活不下去了，听人说东北比关里好过些，他们就过来了。他说这一路上历尽艰辛，拖儿带女的非常不容易，半道上还扔了一个孩子......他用期待的目光看着父亲，恳请父亲收留他们。
父亲找来一些社员，收拾这间草棚子，先让他们住下，又回家让母亲熬了一大锅绿豆汤送来。安顿完这些人以后，父亲马上去了大队，然后请示公社怎么办。公社答复说，别的村也发现了大批的难民，派出所正在各村进行登记，原则上是让这些人有亲投亲，有友投友，没有亲友的也不能看着饿死，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参加生产队劳动，妇女下地挖野菜，他们正在向上级请示救济粮......
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些朴实、善良、勤劳的难民们成了这个村子的主要劳动力，为他们的第二故乡繁荣与兴旺作出了巨大贡献。
父亲就是这样的人，光明磊落，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不谋私利。即便是自己的亲人，犯了法也绝不袒护。
记得那是一个寒冷的清晨，拴在猪圈旁的“大花”不停地狂吠，父亲出去一看，是生产队保管员站在大门外，他慌里慌张地对父亲说：“生产队仓库昨天晚上被盗了，丢了两袋面粉。”父亲急忙戴上帽子去了生产队。
昨天，上级给生产队拨下来一批救济粮，这批粮食是从北大荒那边运过来的，是全麦粉，一共五十多袋。由于当天运粮车回来的太晚了，没来得及把这些救灾粮发放下去，谁知道今天就出事了。父亲一边派人到公社、派出所报案，一边和村干部们沿着散落在地上的麦粉印找到了盗窃人的家——我堂姐家。堂姐是三伯的女儿，堂姐夫是四姑的儿子，他们是近亲结婚，两个人都是智障人。当父亲他们一行人来到堂姐家的时候，这一家六口人还在做着美梦。一盆吃剩下的、掰得七零八碎的烙饼放在锅台上，旁边还放着一碗煮得半生不熟的咸菜疙瘩。见到父亲他们站在面前，傻姐姐用含混不清的声音高声狡辩着这事与她无关，不是她干的，傻哥哥则低头不语闷蚩闷蚩的抽烟。父亲气得两眼通红，浑身发抖，半天说不出话来。
在傻哥的带领下，从房后的柴堆里找到了用破麻布包裹着的一整袋面粉，在屋里的一个小木柜里，又找到了半袋。不一会儿派出所的人来了，把傻哥哥带走了，傻姐姐哭嚎阻止着，四个痴呆儿怔怔地看着，不哭也不叫......
鉴于他们家的特殊情况，政府给予了宽大处理，傍晚傻哥哥被放了回来，生产队收走了被盗的那一整袋面粉，剩下的留了下来，做为救济粮发给他们，其中有一半是我家的指标，父亲给了他们。晚饭的时候，父亲喝了一小盅酒，边喝边流泪，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而且哭的那样伤心.。
父亲一生耿直，脾气倔强，办事较真，刚直不阿。记得我七八岁的那年，村里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刑事案件，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在自家院外玩耍时被人奸污了。小女孩的父母来到我家，跪在父亲面前，恳请父亲为他们做主，尽快抓到坏人。由于这个小姑娘太小了，说不清残害她的人是谁，姓啥叫啥，只知道那个人给过她糖块吃。身为治保主任的，父亲感到案情重大，急忙报告派出所，考虑到小女孩今后的生活和声誉，叮嘱孩子的父母千万不要声张，并安慰他们一定能抓住坏人，为孩子伸张正义。当时村里只有一个小卖部，是三伯开的，父亲连夜找到三伯，询问最近谁来买过糖块。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连饭都吃不上谁还有闲钱买糖吃，通过三伯的回忆，初步确定罪犯为村里一个汪姓的光棍，这个人四十多岁了，一直没能说上媳妇，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和他住在一起的哥哥也拿他没有办法。由于这么大的案件村里还是头一次发生，所以父亲的压力非常大，即不能冤枉好人，又绝不能放过罪犯。他愁得夜不能寐，一颗接一颗地抽着纸烟。就在案发的第三天晚上，犯罪嫌疑人迫于压力由他哥哥带领来我家投案自首了，果然不出所料，正是那个汪姓光棍。他如实交代了所犯的罪行。
原来那天上午村里一社员家盖房竖房架子，他去帮工，中午喝了很多酒，觉得浑身燥热，就晃悠悠地向村东的大濠走去，准备洗个澡，正好看见那个小姑娘一个人在院墙外玩儿，就起了歹心，用几块糖把小姑娘哄到了房后的玉米地......
他跪在父亲面前，咧着大嘴干嚎，并不停地抽打自己的耳光，磕头如捣蒜般地请求父亲高抬贵手，放他一条生路，将来当牛做马报答父亲的恩情。父亲义正言辞地拒绝了他，告诉他脚上的泡是自己走的，法律是无情的，任何人也帮不了。并且说服他的哥哥要大义灭亲，不要包屁罪犯，否则也会受到牵连，最终，罪犯被绳之以法，小村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一九六四年，三年自然灾害刚刚有所缓解，“四清”运动开始了，那年我十岁，已经懂得了爱与恨的含义。记得那是一个阴雨连绵的午后，“四清”工作队一行三人来到我家，带队的高伯伯是土改时期的工作队员，和父亲是老战友了，一进门他就把父亲拉进了里屋，谈了很长时间，最后两人神情严肃地走了出来，父亲径直来到靠西墙条桌前，抱起条桌上的那台“美多”牌收音机交到高伯伯的手上。这台收音机，是我家唯一的一台“家用电器”，也是我和父亲最心爱的宝贝，每天清晨，我们都会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开始新一天的生活。那个年代的农村生活非常艰苦，整个村子也没有几家拥有这种交流收音机，村民家都是有线广播。这台收音机，是我们一家人省吃俭用攒了好几年的工分才买回来的。看着心爱的收音机要被拿走，我哭喊着阻止着，但是，父亲严厉的目光让我畏惧，这时，母亲走上前，揭下苫在收音机上的一块绣有梅花图案的小布帘，示意可以拿走了，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只有恨与无奈，但现在回想起来，这又能归罪于谁呢。
一九六六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家梦魇般的生活也随之而来。虽然父亲不是村里的主要干部，但是，作为村会计，掌握着村里的经济命脉，同样也受到了冲击。记得那是一个隆冬傍晚，我刚放学回来，还没有来得及吃晚饭，就听见外面乱哄哄的，出去一看，原来是一伙戴着“造反派”袖标的陌生人正在围攻村支书，村长、父亲也在其中。从他们的对话中我听出来这伙人是公社还有其他村的造反派，他们要村干部交出公章和会计账簿。父亲气得浑身颤抖，大声地谴责着他们，正告他们不要胡来，这样做会犯法的！在父亲和众多村民的保护下，那些人最终没能得逞，可是父亲连气带吓犯了心脏病，第二天就住进了医院。此时此刻，身患重病的母亲做梦也不会想到，父亲这一走竟是永别！那时候正值年终决算，躺在病床上的父亲心急如焚，叫人偷偷地把会计账簿带到医院，忍着病痛，在医院的病床上完成了他最后一次年终决算。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这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那天早上，父亲突发心梗，在省医院去世，终年五十六岁。噩耗传来，乡亲们悲痛万分，纷纷谴责那些造反派，说父亲是被他们气死的！人们络绎不绝地来到我家，安慰身患重病的母亲，村里也破例找来几块“沙板”（马车用的木板），连夜给父亲做了一口棺材，说是棺材，其实就是用几块薄板钉成的长木箱。第二天天还没亮，我们就坐着马车到省医院太平间去接父亲的遗体，我家到省医院来回有四十多里路，那天，天下着小清雪，特别冷，作为长子的我，坐在马车前面，扛着引路幡，冻得瑟瑟发抖，当回到村南面的墓地时，我已经被冻得说不出话来了。三伯把我抱下车，跪在墓前，替父亲谢罪。
村里的乡亲们早早地就来到墓地，顶着风雪来送父亲最后一程，当灵车出现时，乡亲们都潸然泪下唏嘘不止，就在乡亲们往父亲的棺椁上填土还未填满的时候，只听咔嚓一声，薄薄棺材板被土压断了，大家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悲痛，放声痛哭！此时母亲已经哭得昏厥过去，被亲友们送回了家。六年后，亦随父而去。最伤心的莫过于三伯了，他伏在父亲的坟墓上嚎啕大哭，久久不起......
一晃，父亲离开我们五十多年了，岁月无痕，沧桑有迹。如今，我也成了花甲的老人。清明来临之际，谨以此文悼之，愿父母天堂安好！
作 者 简 介张维涛，笔名海涛，哈尔滨市人，哈尔滨市作家协会会员，哈尔滨市党史研究会会员，哈尔滨市延安精神研究会会员。文章散见《新晚报》《老年日报》《老年学习生活》《哈尔滨党史研究》《哈尔滨党史》《萧乡文学》《中国作家网》《江山文学》等报刊杂志和网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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