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列宁、卡夫卡、柯南·道尔在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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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阿瑟·柯南·道尔从事起了桌灵击（table-rapping）——一种通过桌子的非人力敲击，表示亡人显灵的关亡术。
一年前，他就相信了招魂说（spiritualism）。其时，一战的惨烈令许多英国人痛失亲友，也为这种伪宗教的兴盛制造了条件。一年后，他本人真的遭遇了一桩不幸：1918年的大流感夺走了他爱子金斯利的性命。此后，柯南·道尔并没有封笔，但福尔摩斯的死忠粉却对他愈发不满起来。他去世三年前发表的最后一篇福尔摩斯冒险故事《肖斯科姆别墅》（The Adventure of Shoscomebe Old Place）教他们失望透顶：住在贝克街的大侦探难道不是无神论者吗？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带有唯灵论色彩的神秘主义故事里？
刊于《海滨》杂志的《肖斯科姆别墅》
在新书《阿瑟与夏洛克：柯南·道尔与福尔摩斯的创作》（Arthur and Sherlock: Conan Doyle and the Creation of Holmes）中，迈克尔·西姆斯（Michael Sims）考察了小说家与他笔下人物的关系。除了烟斗、小提琴、放大镜（猎鹿帽不算，它是《海滨》杂志的插画师而非柯南·道尔的发明），福尔摩斯的另一个构成性元素是毒品：他迷恋可卡因，自己给自己注射吗啡（尤见《四签名》）。这，或许与柯南·道尔对刺激类药物的熟悉有关。1880年代初，柯南·道尔曾在爱丁堡大学学医，后来还在一搜捕鲸船上担任实习外科医生，目睹过形形色色的瘾。据西姆斯研究，福尔摩斯的现实原型很可能是苏格兰内科医生约瑟夫·贝尔（Joseph Bell）。后者是柯南·道尔在爱丁堡大学的导师，一个症候学天才。传说贝尔医生在一段距离开外就能判断一个人是得了白喉还是肺炎。
迈克尔·西姆斯：《阿瑟与夏洛克：柯南·道尔与福尔摩斯的创作》，Bloomsbury，2017年1月。
至于福尔摩斯的文学原型，西姆斯提出了两名候选人。首先是爱伦·坡笔下目光如炬的侦探杜宾。由于害怕别人说他抄袭，柯南·道尔很快就承认了这笔债务：在《血字的研究》中，华生医生把福尔摩斯比作了爱伦·坡的侦探。而正如杜宾的故事发生在巴黎偏僻、黑暗的后街，福尔摩斯的故事也发生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市郊。此外还让柯南·道尔产生影响的焦虑的，是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以及他笔下的侦探——弗罗利泽王子。早在福尔摩斯之前，弗罗利泽王子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伦敦街头转悠，寻刺激。于是，下面这件事或许就不是什么巧合了：多年以前，当这位王子的创作者还是爱丁堡大学的学生，也与一名叫约瑟夫·贝尔的医生相识。
塔里克·阿里：《列宁的两难：恐怖主义、战争、帝国、爱与革命》，Verso，2017年4月。
1917年，全世界都记住了一个叫“列宁”的化名。
化名列宁是为了躲避沙俄的秘密警察。在沙皇治下，显白的政治文本难以出版，但对小说和诗歌的处理要相对宽松些。当然也不尽然。尼古拉斯一世坚持要在普希金的诗歌付梓之前亲自阅读它们。但无论如何，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俄国的政治文化，俄国的文学和政治彼此渗透的程度是欧洲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
列宁从小就生活在高级文化的智识氛围中。他的父亲是省国民教育总监，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每个周日的午后，乌里扬诺夫家总会回荡着诵读莎士比亚、歌德、普希金的声音。高中时，列宁爱上了拉丁文，他的老师甚至寄希望于他成为一名语文学家和拉丁文学者。他能读维吉尔、奥维德、贺拉斯，以及罗马元老院演说的原文；在流亡的二十年里，他一次又一次地重读了《浮士德》。1917年4月，列宁预备在俄国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却遭到了同志的抨击，他引用梅菲斯特的话反驳道：“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
列宁喜欢读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这部描写土地贵族迟钝、懒散、空虚的长篇小说为俄语贡献了一个新词：奥勃洛莫夫作风（oblomovism）。列宁认为这种作风不仅存在于上流社会，在还渗透到了下层沙俄官僚，甚至一些布尔什维克党人也无法免疫。在与人辩论时，列宁总会把对手比作俄国小说里那些令人厌恶的次要人物。
无疑，给列宁，以及整整一代俄国激进分子造成最大影响的作家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从监狱里私带出来的乌托邦小说《怎么办？》是那一代人圣经：正是这本书使列宁变得激进，而这，远在他与马克思相遇之前。为了表达对这位老牌的激进平民主义者的敬意，列宁把他1902年出版的首部重要政治著作同样命名为《怎么办？》。
当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却激怒了一些业已成名的作家，尤其是屠格涅夫。他充满敌意地攻击了车氏的小说，因此遭到了激进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的回击。屠格涅夫动气了，他在一次公开活动上遇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大声吼道：“你就是一条蛇，杜勃罗留波夫就是一条响尾蛇。”老实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并不好读，但它确实在方方面面都非常激进，尤其在性别平等的议题上。
纳博科夫讨厌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出了名的，在他最后一部俄文长篇小说《礼物》（The Gift）里，他花了五十页的篇幅嘲弄这位作家和他的圈子。但纳博科夫也承认无法忽视车尔尼雪夫斯基，承认在出身好的作家对待平民出身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态度中，有那么一丝阶级优越感。
列宁在发表演说，1919年。
就列宁的文学趣味而言，古典主义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于他完全无法适应俄国，或者其他任何地方的现代主义——马雅可夫斯基一点也不对他的胃口。但列宁的不少同事却对新生的现代主义运动抱有同情，包括布哈林和卢那察尔斯基。卢那察尔斯基是现代主义运动在政府中的支持者，而同他一起在人民教育委员会工作的，还有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因为内战期间纸张短缺，究竟该出版政治宣传单还是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一度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列宁坚持前一个选项，而卢那察尔斯基则相信后者会更有效。
以上关于列宁和文学关系的讨论来自塔里克·阿里（Tariq Ali）。可以说，他本月出版的《列宁的两难：恐怖主义、战争、帝国、爱与革命》（The Dilemmas of Lenin: Terrorism, War, Empire, Love, Rebellion）颇令人期待。
赖纳·施塔赫：《卡夫卡：早期岁月》《卡夫卡：关键岁月》《卡夫卡：顿悟岁月》，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后两卷）和2016年11月（第一卷）。
1917年，卡夫卡安然地接受了自己患肺结核的诊断。
从某种程度上说，疾病解放了卡夫卡。现在，一个不容置疑的理由听凭他调用，他可以借故躲避社会责任，借故放长假写作，甚至，借故不为人夫、为人父——他很快又一次解除了婚约。卡夫卡希望用自然疗法来改善自己的状况，他需要健康的饮食和干净的空气，于是，欧洲中部山区的疗养所便成了最佳去处。不过，深刻地影响了卡夫卡生命最后时光的却是爱情。在德国的一个滨海度假胜地，他遇到了一个叫多拉·迪亚曼特（Dora Diamant）的女子。她成了他的情人、伴侣，以及他生命最后数月的照料者。
最近，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终于出全了赖纳·施塔赫（Reiner Stach）历时二十年写作的三卷本卡夫卡传记：《卡夫卡：早期岁月》（Kafka: The Early Years，1883-1910）、《卡夫卡：关键岁月》（Kafka: The Decisive Years，1910-1915）、《卡夫卡：顿悟岁月》（Kafka: The Years of Insight，1916-1924）。三卷皆由谢莉·弗里希（Shelley Frisch）自德文译为英文。而这最后写作、出版的一本，恰恰是传记的第一卷《早期岁月》。因为施塔赫一直在等待可以读到卡夫卡遗著保管人马克斯·布罗德（Max Brod）手上的文件。之前，这些文件由于种种原因，一直不见天日。因此，施塔赫的《卡夫卡：早期岁月》是第一部读过布罗德三大卷日记后写出的卡夫卡传记。
施塔赫的工作之一是把年幼的卡夫卡和年长的卡夫卡置于一道比较。比如他发现卡夫卡小时候经常滑冰，但在其后来的笔记或文学作品中，滑冰一次都没有出现过。另外通过施塔赫的书写，我们还得知：卡夫卡的店主父亲虽然被儿子视为暴君，但其实也是苦出身，自力更生，开店养家；卡夫卡早年上了德语，而非捷克语学校，由于民族主义的政府的打压，他起初受到的教育十分有限；卡夫卡在保险公司工作时十分勤勉，同事和同行有口皆碑，退休前，他已是法律部的负责人，只不过他不愿通过拥有、收集女人或东西来获得安全感；卡夫卡虽然后来过起了禁欲的生活，但年轻时也常流连于酒吧和妓院；卡夫卡对全球性的事件很冷漠，或者至少是不敏感的，当他得知德国对俄国宣战，照样去游泳；卡夫卡与唯灵论、社会主义都眉来眼去过，但长期吸引他的，还是犹太复国主义关于建立犹太人的祖国的抱负。他甚至想过要移居巴勒斯坦（还在晚年学习过希伯来语），只是这个想法对他而言太不实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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