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读书笔记（《国富论》读书笔记点评）

国富论读书笔记
由于每位学者及其著作都难免带有时代烙印，带有特定时代与认知的局限性，朋友们理应批判的阅读看待笔记仅是个人学习摘录，难免有错误，不保证正确，要获得知识完整性，建议阅读完整作品劳动生产力最大的进步，以及劳动在任何地方的运用中体现的大部分的技能、熟练度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但是在每一种工艺中，只要劳动采用了分工，生产力就能取得相应的增长。
贫国的农业管理尽管不及富国，但在品质及售价方面，贫国生产的谷物却能在相当程度上与富国竞争。
劳动分工使得同样数量的人们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大大增加，这要归因于三种情况：第一，每一个工人的熟练程度提高；第二，节约了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损耗的时间；第三，发明了很多的机器，便利和简化了劳动，使一个人能干许多人的活。
一个人把他的手从一种工作转向另一种工作时一般都要闲上片刻，当他开始新的工作时也很少能全神贯注；犹如人们所说的，他心不在焉，注意力并不集中在工作上，情愿干些无用之事，也不去干正经工作。
在治理良好的社会，分工使得各种行业的产量倍增，普遍的富裕可以惠及最底层的劳苦大众。除满足自身需要以外，一种产品的制造者还有大量产品可以销售；另外一种产品的制造者的境况也基本相同。如果需要，每个劳动者都能以自身生产的大量产物换得其他劳动者生产的大量产物，或换得与产品等值的货币。他能充分供给别人所需的物品；他自身所需的也能得到别人的充分供给。于是，社会各阶级也就普遍富裕起来。
即一个欧洲君主的生活用品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一个勤劳节俭的农民的生活用品，但是其超过程度却也比不上这农民的生活用品超过许多非洲君主的程度——这些君主可是数以万计生命与自由的绝对主宰。
但是人总是需要其他同胞的帮助，而单凭别人的善意他是无法得到帮助的。如果激发别人的自利之心，向他们表明他要求他们所做的事情对他们自己是有好处的，他才更有可能如愿以偿。
人们都一定能够用自己消费不完的剩余劳动产品，来换取自己需要的别人剩余的劳动产品。这就鼓励每个人投身于专门职业，并为之培养和完善各自的天赋之才。
对成年人来说，使人们从事不同职业的不同才能与其说是劳动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劳动分工的结果。两个迥异之人间的差异，例如哲学家与一个普通街头搬运工之间的差异，似乎并非由于天赋，而是由于习惯、风俗和教育造成的。
水运为每一种行业开辟了陆运无法单独完成的更加广大的市场。因此，在海岸和在通航河道的两岸，各种产业开始自然而然地分工并不断得到改进。
很明显，通过这种办法，君王和国家就能以少于原来的银去偿还债务并履行各种契约。当然，这只是表面如此。实质却是国家政府的债权人因此被剥夺了一部分应得的权利。政府必须允许国内一切其他债务人拥有和君王相等的特权，使得他们同样能以新的贬值币偿还货币改铸前借来的旧币金额。所以，这种方法总是对债务人有利而有损于债权人；有些时候，这种措施在个人财产上造成的巨变比公共大灾祸所能造成的还要巨大和普遍得多。
“价值”一词有两个不同的意思。它一方面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一方面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其他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称为使用价值，后者可称为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交换价值或没有交换价值；相反，交换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使用价值或没有使用价值。
例如，没有什么东西比水更为有用，但它不能购到任何东西，也不会有任何东西和它交换。反之，钻石没有什么用途，但常常能购到大量的其他货物。
第一，什么是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也就是说，是什么构成了一切商品的真实价格。第二，构成真实价格的不同部分是什么。第三，什么情况使某一部分或全部真实价格有时高于其自然价格或普通价格，有时又低于其自然价格或普通价格？
他的贫富状况必然依照他所能支配的或能负担的他人劳动的数量而定。因此，对于占有某货物却不想自己消费而愿意用以交换其他货物的人来说，任何商品的价值就等于该商品能使他购得或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
每件物品的真实价格，即它对于想要得到它的人的实际价值，就是为获得它所付出的辛苦和麻烦。对于已经得到并想处理它或用它来交换别的东西的人来说，每一件东西的实际所值，是他能为自己省去或转于别人的辛苦和麻烦。
以货币购买物品或以货物交换物品，实质就是用劳动购买，就如我们用自己的劳动获取产品一样。
它们含有一定的劳动量，我们可以用它来交换当时被认为具有同等劳动价值的物品。劳动是购买一切货物时付出的最初价格，是原始的购买货币。世间所有财富，最初都是用劳动而不是用金银购买的。因此，对于拥有财富并愿用它交换新产品的人来说，财富价值正等于它使他们能够支配或购买的劳动量。
正如霍布斯先生所说，财富即权力。但是获得或继承了一宗巨大财产的人不一定就能获得或继承任何的政治权力，无论是在民事还是军事皆然。他的财产或许能使他有获得两者的手段，但是仅仅拥有财富并不一定能使他得到权力。财富给他带来的直接权力是购买力，一种对所有劳动或市场上所有劳动产品的支配能力。
虽然劳动是所有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商品的价值却通常并不是用劳动去衡量的。确定两种不同劳动量之间的比例常常非常困难。两种不同工作所费去的时间往往并不能成为决定这一比例的唯一因素，工作时所忍受的不同程度的艰苦和所运用的不同程度的智力也必须加以考虑。
然而像其他每一种商品一样，黄金和白银的价值也时刻处于变动之中，时贱时贵，时易买时难购。特定数量的金银所能购到的劳动数量或所交换到的其他商品数量，总是随交换时所已知的矿藏的丰饶贫瘠情况转移。
无论何时何地，凡是不易得到或是要花费许多劳动才能得到的东西，价格就贵；凡是容易找到，或只花很少劳动就能得到的东西，价格就低。因此，只有本身价值绝对不变的劳动才是最终的真实标准，一切商品的价值在任何时候和地方都可以用它来衡量和比较。它是商品的真实价格，而货币只是其名义价格。
就通常意义而言，劳动也像商品一样有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真实价格就是付出劳动所获得的一定数量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名义价格就是交换劳动的一定数量的货币。劳动者的贫富，劳动报酬的高低是与他的劳动的真实价格而非名义价格成比例的。
我有理由相信，每个国家铸币包含的金属数量几乎都是不断减少而非增加的。因此，这种变化几乎总是在降低货币地租的价值。
用谷物规定的地租比用货币更能保持地租的价值，如果银价下跌，而且同一面额的铸币所含的纯银量又减少，损失就会更大。
所以，在不同时期里，等量谷物更可能保持几乎相同的真实价格。也就是说，持有谷物者更可能以等量谷物购买或支配他人的等量劳动。
因此，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唯一普遍且准确的尺度，只有用劳动作标准才能在任何时代和任何地方比较各种商品的价值。
因此，在同一时间和地点，货币是所有商品的真实交换价值的准确尺度，但只在同一时间和地方才是如此。
在中国广州，半盎司白银所能支配的劳动量或生活用品的数量比伦敦的1盎司白银还要更多一些。因此，在广州售价半盎司的商品，对拥有这种商品的广州人来说，比起在伦敦售价1盎司的商品对拥有这商品的伦敦人来说可能更有实际价值，且更有意义。
由于一切买卖行为的适当与否最终都取决于商品的名义价格或货币价格，日常生活中几乎每笔交易都受其支配调控，所以人们大都注意名义价格而不注意真实价格就无足为怪了。
工人在原料方面增加的价值就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支付他们的工资，一部分支付他们雇主的利润，作为他所垫支的包括原料和工资在内的全部资本的报酬。除非他预期出售工人产品的所得比他所投入的资本的数额更多，否则他就不会有兴趣去雇佣工人；除非他的利润与其资本大小相应，否则他就不会进行更大规模的投资。
然而，利润截然不同于工资，它受完全不同的原则支配，与所谓劳动监督与指挥的劳动数量、强度和智力根本不成比例。
在决定他的工资时，一般不仅考虑他的劳动和技能，而且要考虑他的责任，但与他所监管的资本是不成任何确定比例的；劳动不仅衡量商品价格中工人劳动那一部分的价值即工资，而且衡量商品价格中的地租和利润那两个部分的价值。
工资、利润和地租是所有收入和可交换价值的三个基本来源，来自劳动的收入称为工资，来自经营资本的收入称为利润，有资本不自用而转借他人，借以取得的收入称为货币的利息或佣金。出借人既给借用人以获取利润的机会，借用人就支付利息作为酬劳。由借款获得的利润一部分当然属于冒险投资的借用人，另一部分则属于使借用人获得利润机会的出借人。利息总是一种派生收入，只要不是为还债而借债的浪子或不讲还债的恶棍，借用人偿还利息所用的钱款假如不是来自运用借款而得到的利润，就一定是来自他其他的收入。完全来自土地的收入称为地租，属于地主。
这种普通的或平均的比率，可以称为在当时当地通行的工资自然率、利润自然率和地租自然率。任何一种商品价格，假如不多不少正好等于生产、制造这商品乃至运送这商品到市场所使用的按自然率支付的地租、工资和利润，它就可以说是按它的自然价格出售的。
市场价格降到自然价格以下，降低的程度取决于超过的数额在多大程度上增加卖主的竞争，或依立即脱手对他们的重要性。易腐烂变质的商品输入过多比耐久性商品输入过多所引起的卖方竞争更激烈。例如，柑橘输入过多后的竞争比铁器更为激烈。
因此，自然价格就和往常一样就是中心价格，所有商品价格都不断地向它靠拢。各种偶然事件有时使它们抬高到这一价格之上，有时又迫使它们下降甚至低于它。但是，不管有什么障碍阻止它们固定在这个中心，它们总是会趋向这个中心。
在农业中，同样多的劳动者在不同的年份会生产出数量非常不同的谷物、葡萄酒、油类和啤酒花等。但是，同样多的纺工和织工每年生产的麻布和呢绒数量却是相同或几乎相同。
麻布和呢绒的价格不像谷价那样经常变动，即使变动也不像谷物那么大。因为麻布和呢绒的价格只随需求的变化而变化，而谷物的价格不仅随需求变化，还随着市场上供应需求的商品量的更巨大频繁的变化而变化。
制造业的秘密能比商业的秘密保持更久。一个染匠发现了用某种染料去生产某一种比普通所用染料便宜一半的颜色，只要经营得法，他可以终生享用这一发现，甚至将其传给子孙。
这样增高的市场价格显然是自然的原因造成的。自然原因可能使有效需求永远得不到充分供给，因而可能永远进行下去。
然而，不难预料，在普通情况下哪一方在争执中居于有利地位，就可以迫使对方屈服于自己的条件。雇主的人数较少，团结较易。此外，法律和政府机关不禁止他们的联合，却禁止工人的联合。
在所有这类争议中，雇主们能撑得更久。地主、农场主、制造业主或商人，哪怕不雇佣一个劳动者也往往能靠积蓄资本维持一两年；而失业劳动者，能支持一星期生活的也不多见，能支持一月的更少，能支持一年的简直没有。就长时期来说，雇主需要劳动者的程度或许和劳动者需要雇主的程度相同，但雇主的需要却不像劳动者那样迫切。
引起劳动工资的上升不是国民财富的实际大小，而是它的不断增长。因此最高的劳动工资不在最富的国家而是在最繁荣，即富裕最快的国家出现。
英格兰现今肯定是比北美任何地区更富的国家。可是，北美的劳动工资比英格兰任何地区更高，虽然北美还不如英格兰富有，它却以更快的速度走向富裕。一个国家繁荣的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标志是它的居民人数的增长。
在离开父母以前，每个儿童的劳动能给他们带来100镑的净收入。一个带着四五个子女的中层或下层年轻寡妇在欧洲再婚的机会很少，而在北美却常常有人求婚，儿童被看做是一笔财产，是对婚姻最大的鼓励。
如果一个国家财富巨大但长久陷于停滞状态，我们就不能希望在那里找到极高的工资。
中国长期是最富的国家之一，是世界上土地最肥沃、耕种最好、人民最勤劳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可是它似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500年前观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中国或许早在马可·波罗的时代以前就已经达到了它的法律和制度所容许的充分富裕程度。
因此，丰厚的劳动报酬既是国民财富增加的必然结果，又是其自然征兆。反之，贫穷劳动者生活维持费不足是社会停滞不前的表征，而劳动者处于饥饿状态则是社会急速倒退的表征。
一个苏格兰高地的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妇女常常生育20多个子女，而奢侈的上等社会妇女往往不能生育，或者一般只能生两三个。在上流社会的妇女中常见的不孕症在下层社会里极为罕见。
值得指出的是，正是在进步状态中，即不是在社会已经达到，而是在不断变得更加富裕的时候，劳动贫民即社会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是最幸福最舒适的。在社会处于停滞状态时生活艰苦，而处于衰落状态时生活悲惨。进步状态时则社会各阶级快乐满足；静止状态中社会枯燥乏味；衰落状态下则令人惨怛。
在工资高的地方，工人比在工资低的地方更加积极、勤劳和敏捷。例如，在英格兰就和在苏格兰不同，大城市周围就不同于穷乡僻壤。有些工人如果能在4天之内赚到一星期的生活费，的确就会3天不工作。然而，这决不是大多数人的情况。而当工人通过计件工资得到丰厚报偿时，却常常是操劳过度，在几年之内就损伤了自己的健康。
在紧张劳动之后，人的天性要求某种程度的放纵，有时是悠闲自在，有时是娱乐消遣。如果得不到满足，结果常常很危险，有时甚至是致命的，并且迟早会产生职业上的特殊疾病。如果听从理性及人道主义的指令，雇主就不应常常鼓励劳动者勤勉，而应当要他们适度工作。
一个能适度工作的人才能够持续不断工作，他不仅能长期保持健康，而且也可以在一年中完成比其他人更多的工作。
在物资丰裕的年份，佣工往往离开主人，靠自己劳动来生活。
在物资缺乏的年份，生计困难朝不保夕，所有这些劳动者都急于回到雇主身边。
工作岗位少而想要得到的人多，许多人愿按低于普通的条件去得到它，因而在物价贵的年份，佣工和帮工的工资常常降低。
在物价贵的年份，雇主常常能比在物价贱的年份从他们的佣工得到更大的好处，发现他们比以前更加温顺、更加服从。因此，他们自然称赞物价贵的年份更有利于生产。
一个贫穷的独立工人甚至比一个按件计酬的帮工还要勤勉。前者享受他自己勤劳的全部产品，而后者则要和雇主分享。前者处于独立状态，较少受不良同伴的引诱，这种同伴在大工厂中常常败坏他人的道德。比起那些按月或按年雇佣、不论做多做少工资和维持费都是一样的佣工来，独立工人的优越性可能更大一些。
当利润减少时，商人们往往都埋怨说商业衰退了；可是利润减少，乃是商业繁盛的自然结果，由经营特定行业而获得的私人资本增加到不能全部投在这一行业上的程度，但这一行业仍在继续发展。一个大国的资本也可能是这样。
大资本利润虽低，一般来说却又比高利润的小资本发展得更为迅速。俗语说，钱生钱；已经取得了少许资金，你就不愁取得更多。最困难的是如何取得这最初的金钱。
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就已完全达到该国法律和制度所允许有的限度，但如果在其他法律和制度之下，中国土壤、气候和位置可允许的限度很有可能会远大于上述限度。一个忽视或鄙视对外贸易，只允许外国船舶驶入一二个港口的国家，无法经营在不同制度下能够经营的那么多贸易。
中国的普通利息率据说是12％，而资本的普通利润必然足够担负这样高的利息。
在财富已达到顶点，而且用在各种行业上的资本都已达到最大限度的国家，普通纯利润率就会很低，这种利润所能负担的普通市场利息率也就很低。这样一来，除了最富有的人，任何人都不能靠货币利息生活。
因此工资增高对商品价格抬高的作用正如单利对债务累积的作用一样，而利润增高的作用却像复利的作用一样。
我国商人和制造者对于高工资提高物价，从而减少国内外销路的恶果大发抱怨，对于高利润的恶果却只字不提。他们对自己的利得产生的恶果保持沉默，却只对由他人的利得产生的恶果满腹牢骚。
有以下五种主要情况对某些职业的微薄金钱报酬给予补偿，另一方面又对别的职业的优厚金钱报酬加以抵销：第一，职业本身有令人愉快与不快者；第二，职业学习有难有易，学费有多有少；第三，工作有稳定与不稳定；第四，职业必须担负的责任有大有小；第五，成功的可能性有大有小。
所以在发达社会，把别人的消遣当做职业的人都非常贫困。
欧洲各国的政策，把机械师、技工和制造师的劳动看做熟练劳动，而把一切农村劳动者的劳动看做普通劳动。
所以，为使某人有从事前一种劳动的资格，欧洲各国的法律和习俗都要求他先做学徒，但严格程度却因地区而有异。对于后一种劳动，人是自由的，不受限制。而在做学徒期内，学徒的全部劳动都归师傅所有。学徒的生活费多数还是依靠父母亲或亲戚，衣服也几乎都是由父母亲或亲戚购置。依照普通惯例，学徒还要付给师傅一些学费，无力支付金钱的就要付出时间。换言之，要做比一般年限更长的学徒。
因此，欧洲各国的机械师、技工和制造师的工资，论理应稍稍高于普通劳动者的工资；而实际上也是如此。这就使他们成为地位较高的人。但是一般地说，他们这种优越也很有限。
美的艺术和自由职业的学习需要更长时间和更大费用。所以，画家和雕刻家、律师和医生的货币报酬理应更加丰厚，实际上也正是如此。
但资本利润却不大受使用资本的那一行业学习难易的影响。就学习难易的程度说，大都市通常所用的各种投资方法似乎完全相等。
泥水匠或砖匠在严寒或天气险恶时便完全没有工作。而且，即使在天气好的时候，他们有无工作仍须取决于顾客的临时要求。因此，他们可能常常没有工作。他们在被雇时的收入不仅要足够维持他们无工作时期的生计，还要对他在不稳定情况中不时遭受的焦虑和沮丧给予若干补偿。所以推算起来，大部分制造业工人的收入和普通劳动者日工资几乎相等，但泥水匠和砖匠所得却大约是他们工资的1倍半乃至2倍。
劳动工资因劳动者必须负担之责任的大小而不相同。金匠和珠宝匠的工资不仅到处比需要同样技巧的许多其他劳动者高，而且比需要更大技巧的许多其他劳动者也要高。这是因为他们处理的是贵重的材料。我们把身体的健康委托于医生，把财产，有时甚至把生命和名誉委托于律师或辩护人。像这样重大的责任决不能随便委托给平庸低微的人，所以他们得到的报酬必须使他们能够保持这重大托付所需要有的社会地位。他们必须保持的社会地位，加上他们必须受的长期教育与必须花费的巨额费用，势必使他们的劳动价格更高。
如果一个人仅仅使用自己的资本经营生意，他就没有信任问题。而他能否由他人处取得贷款，这不取决于他所经营的行业的性质，而取决于他人对他的财产、正直和智虑有着怎样的意见。因此，不同行业中不同的利润率不可能起因于经营各行业者所负责任的不同。
各个学习职业的人能否胜任所学，其可能性的大小因职业不同而大不相同。就大部分机械职业说，成功几乎都是有把握的，但自由职业却不然。例如，学做鞋匠的孩子无疑能学会制鞋，但是送去学法律的孩子就不一定学有所成，精通法律并能靠法律吃饭的可能性至多是1/20。
公平的彩票来说，中彩者应得到未中者的全部所失；就一人成功而20人不成功的职业来说，这成功的一人就理应享有不成功的20人所应得而不能得的全部。所以，如果律师大概要到将近40岁时才能从职业中取得一些收益，其报酬就应不仅足以补偿他自己为受教育所花的大量时间和费用，而且要足以补偿那些全无所得的20多人的时间与费用。
尽管上述之事令人沮丧，所有豁达之士还是争先恐后地向这些行业挤来。这是由于有两个鼓舞他们的原因：第一是名誉心，希望成为行业的翘楚；第二，所有人都对于自己的才能甚至幸运有着天生的、或多或少的自信心。
如果在一种做到平凡地步也不容易的职业里特别显露头角，一个人就显然具有所谓天才卓识，而由此博得的赞赏永远是他所得报酬的一部分。这部分报酬是大还是小要看赞赏的程度而定。对医生来说，它占到全报酬的大部分，对律师来说更大，而对诗人或哲学家来说则几乎占到全部。
对自己的幸运妄加猜测，要是可以这样说的话，要比对自己的才能过于自负还要普遍。任何一个活人，只要身心健康，他对自己的幸运总不免抱有几分自信。对利得的机会，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作了过高的评价；对损失的机会，大多数人却评价过低。身体健康、精神十足的人，对利得的估计大都比实际情况要高。
有的人为要增加得中大彩的机会同时购买数张彩票，有的人则购买更多的小额彩票。但是，你冒险购买越多的彩票，你就越可能是损失者，这是再确定不过的数学法则。
在人的一生中，轻视危险和奢望成功的心理在选择职业的青年时期最为活跃。在这时期，对不幸的恐惧抵不过对幸运的希望。较之上流社会青年热衷于从事所谓自由职业，这一点从普通青年欢欢喜喜地参军或出海可以看得更加明显。
冒险和九死一生的生活并不能挫伤青年人的勇气，有时似乎更加鼓励他们去选择这类职业。
非常不卫生的职业的劳动工资总是特别丰厚。不卫生让人不愉快，它对劳动工资产生的影响应归入不愉快那个题目下探讨。
普通利润率随危险程度增高而略有增高，但增高的程度和危险的程度似乎不成比例。
因此，使劳动工资各不相同的五种情况之中只有两种影响到资本利润：工作是愉快还是不愉快，是安全还是危险。
各种资本用途的平均或普通利润率，比各种劳动的货币工资更接近于一个水平，事实上也正如此。普通劳动者和生意好的律师与医生收入的差异，明显地比任何两种行业的普通利润的差异大得多。
零售商表面上的利润与批发商表面上的利润之间的差异，在都市比在小市镇及农村小得多。在零售业能投资一万镑的地方，零售商人的劳动工资，对于这么大资本的真实利润，就不过是很小的一个附加部分。所以，在那种地方，富裕零售商表面上的利润比批发商表面上的利润更趋于一致。正由于这个原因，都市里的零售价格一般和小市镇及农村同样低廉，甚或往往低廉得多。
虽然在都市的零售商及批发商的资本利润一般要低于小市镇和农村，但在都市常常可看到以小资本开始经营而发大财的人，在小市镇和农村却寥寥无几。
发大财主要是由于长期的勤勉、节约和认真经营。
投机商人并不是经营正规的、稳定的和为人所周知的业务。
日趋衰落的制造业却正相反，许多劳动者不愿舍去原有职业，所得工资虽比按照他们工作性质所应得的低，也只好自认满足。资本的利润随使用资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格而变动。
靠一种工作生活，同时又从另一种工作获得微利之人的例子则主要是在穷国发生。
不平等的：第一，限制某些职业中的竞争人数，使其少于原来愿意进入这些职业的人数；第二，增加另一些职业上的竞争并使其超越自然限度；第三，限制劳动和资本自由活动，使其不能由一职业转移到其他职业或由一地方转移到另一地方。
往昔，全欧洲大部分有组织的行业，似乎都把学徒期限定为7年。所有这样的组织，往昔都称为university，这也是任何组织的拉丁文原名，如铁匠university、缝工university等等，在古代都市的特许状中常可看见。今日特称为大学（university）的特殊团体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所必需的学习年限的规定在设立之初也明显地是根据以往同业公会对学徒年限的规定。一个人如果想在普通行业上获得称师受徒的资格，就得在具有适当资格的师傅门下做7年学徒。同样，一个人想在文科上成为硕士、教师或学者（这三者在从前是同义语），取得收受学生或学徒（这两者原来也是同义语）的资格，也同样得在具有适当资格的师傅门下学习7年。
劳动所有权是一切其他所有权的主要基础，所以这种所有权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穷人所有的世袭财产就是他的体力与技巧，而阻止他用他认为合适而又不伤害他的邻人的方式去运用他的力量和技巧，就显然是对他最神圣的财产权的侵犯。
在低级的职业中，劳动的快乐全在于获得劳动报酬。凡是能最快地享受劳动快乐的人也会最快地怀有对劳动的兴趣，并早日养成勤劳的习惯。在长时期内不能从劳动中得到好处，青年人自然会厌恶劳动。
每一个国家，我们看到，由小本经营商业和制造业这种属于城市的正当行业开始而最终发大财的，与从改良和耕作土地以生产天然产物这种属于乡村的正当行业开始而最终发大财的，两者的人数比例至少为100∶1。
无论什么时候，要是法律企图规定工资，其结果总是使工资减少，而不是使它增高。
任何人在任何教区连续不断地居住了40天时，即应获得户籍，但在此期间，两个治安推事根据教会执事或穷人监管人的申诉，命令任何新居民回到他最后合法定居的教区去是合法的，除非他租用了每年租金10镑的住房，或是能提供治安推事们认为满意的保证金，担保他放弃原居住教区的户籍。当这样一个人带着他的技能来到一个新教区时，不论他是多么健康多么勤勉，他都会被任何一个教会执事或穷人监管人随意命其离去，除非他租用了每年租金10镑的房屋，而这对一个只能靠劳动为生的人是不可能的；在那里，一个穷人要通过教区的人为边界有时比通过大海高山的天然边界更加困难。
我敢说，凡是英格兰的年届40岁的穷人，很少没有在一生中感受过这种拙劣的户籍法的残酷压迫的。
所以应当注意，地租成为商品价格构成部分的方式是和工资与利润不同的。工资和利润的高低是价格高低的原因，而地租的高低却是价格高低的结果。
良好的道路、运河和通航河道由于减少了运输费用，使一国的偏远地区和城市的周围地区更接近于相同的水平。因此，在一切改良中，交通是最大的改良。偏远地区必是一国中范围最为广大的地方，交通便利就能促进这广大地区的开发，同时也打破了城市周围乡村的垄断地位，因而于城市有利，即使对这些乡村也是有利的。
不到一世纪以前，苏格兰高地许多地方的家畜肉价格，和燕麦面包的价格相等，甚至更为低廉。
伦敦的轿夫、搬运工、煤炭搬运工以及不幸以卖淫为生的妇女都是不列颠领土中最强壮的男人和最美貌的妇女，但是，据说他们大部分都是爱尔兰的最低层的人民，一般用这种根块做食物。没有其他食物可以比马铃薯更能决定性地证明其营养价值或许特别适合于人体健康的了。
在野蛮国家，全年劳动的1％或者略为多一些就足以提供使大部分居民得到满足的衣服和住宅，其他99％的劳动常常仅为他们提供食物。
对食物的欲望，每一个人因人胃的容量狭窄而受到限制；但对建筑、衣着、应用物品和家用器具方面的便利品和装饰品的欲望却仿佛没有限度或确定的边界。
煤炭老板和煤矿所有人发现，以略高于最低的价格售出大量煤炭比以最高价格售出小量煤炭更对自己有利。
煤矿所有人和开采人发现，以低于所有邻近煤矿的价格出售，一个能得到更多的地租，一个能得到更大的利润。邻近煤矿不久也不得不按相同的价格出售，尽管他们负担不起，尽管这样总是会减少、有时甚至完全剥夺他们的地租和利润。
这种彼此相距遥远的煤矿的产品，无法相互进行竞争。但是相距最远的金属矿的产品常常可以彼此竞争，而且事实上都在竞争。
世界上最丰富的矿藏所产粗金属的价格，尤其是贵重金属的价格，必然或多或少地影响世界上每一个其他地方的产品的价格。
这样看来，在一定程度上，各矿山所产的各种金属的价格都受世界当时产量最大的矿山产物价格的支配；但贵重金属的最高价格似乎不取决于任何他物，而只取决于贵重金属本身的实际供给的不足还是有余。
对大多数富人来说，财富的主要乐趣在于炫耀，在他们看来，当他们看起来拥有除他们以外任何人都不能拥有的财富的明确标志时，炫耀就登峰造极了。
贵重金属或宝石最丰富的矿山，对于世界财富不能有多大的增加。因为这类产品的价值主要在其稀少。
最贫瘠土地的价值并不因近邻有最肥沃土地而减少；反之，其价值却常因此而增加。
在14世纪中叶及以前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1夸脱小麦的平均价格或普通价格大概不会在陶衡银4盎司以下。
世纪末叶及16世纪初，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政局，比过去数世纪安定，这种安定性的增加，自然使产业发展和改良程度增高，而贵重金属及其他一切装饰品和奢侈品的需求也就增加。
年产物增多，那么为流通这年产物便需要有更多的铸币。富者人数增多，就需要有更多银制器皿及其他银制装饰品。
我们根据这些可以确信：在一切社会状态下，在一切改良阶段中，等量谷物比等量其他土地天然产物更能大致代表或交换等量劳动。唯其如此，所以我们在前面说过，在财富和改良的不同阶段中，谷物是比其他任何一个或一种商品更正确的价值尺度。
在法国，甚至在苏格兰（劳动在苏格兰能比在法国得到较好的报酬），劳动的穷人除了在节假日或其他特殊情况下之外很少吃肉。
中国是一个比欧洲任何地区都更为富裕的国家，其生活资料的价格与欧洲差别非常大。中国的大米比欧洲任何地方都便宜得多。
就生活资料价格来说，中国与欧洲有很大差异，而就劳动货币价格来说则差异更大。这是因为欧洲大部分处在改良发展状态，而中国似乎处在停滞状态，所以，劳动在欧洲的真实报酬比中国高。
黄金和白银在最富的国家自然具有最大的价值，所以它们在最穷的国家也就具有最小的价值。在最穷的野蛮人间，它们根本没有价值。
当我们缺乏必需品时，我们必须放弃所有的非必需品，后者的价值在丰富的繁荣时期上升，而在贫困和萧条时期则下降。
必需品的情况刚好相反：它们的真实价格，即它们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数量，在贫困和萧条时期上升，在富裕和繁荣时期下降，富裕和繁荣时期总是谷物十分丰富的时期，否则就不可能富裕和繁荣。谷物是必需品，而白银只是非必需品。
西班牙的军队，不过500人，甚至往往不到250人，却几乎到处觉得不易获得食物。据说这些军人足迹所至，发现就连人口极稠密、耕作极发达的地方，也常常发生饥荒。这种事实足以证明，记述这些国家人口稠密、耕作发达的故事大部分是虚构的。
在16世纪中，葡萄牙人是与东印度各地进行正规贸易的唯一欧洲民族。在该世纪的最后几年，荷兰人开始打破这种垄断，不到几年就把葡萄牙人逐出了他们在印度的主要居留地。在上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两个民族瓜分了大部分的东印度贸易，荷兰人所占的比例继续增大，而葡萄牙人所占的比例则不断缩小。
例如，16世纪中叶以前，欧洲用茶极其有限，不过是用作药品。然而现在，英格兰东印度公司为本国国民当做饮料而输入的，每年计达150万磅。但这还不够满足需要，又要经荷兰各港和瑞典的哥德堡不断走私输入。
但当欧亚初通贸易时，在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与印度，金银的价值却比欧洲高得多，如今仍是如此。这种差别是因前者多为产米国，其稻田大抵每年能收获两次甚或三次，而每次收获的产量又比小麦的收获多。所以，即使面积相同，产米国也比产麦国的粮食更为丰富，这些国家的人口也就多得多。这些国家的富人手中有超过自己所能消费的大量多余粮食可以处理，有办法购买更大数量的他人劳动。因此，根据所有的记载，中国或印度的显贵们比欧洲最富的人所雇佣的家庭仆役数量更多，气派更大。
劳动的真实价格，即给予劳动者的生活必需品的真实数量，在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最大的东印度市场都比在欧洲大部分地区要低。那里劳动者的工资所能购买的食物数量比较少；由于食物价格在印度要比在欧洲低得多，劳动的货币价格在那里就由于双重原因而更低一些：既由于它所能购买的食物数量少；又由于这种食物的价格低。
在中国和印度，内地运输的范围广、种类多，节省了大部分的劳动，因而节省了大部分的货币，从而使它们大部分制造品的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降得更低。
由于这种种原因，将贵金属从欧洲运往印度和中国，过去一向是，现在也仍然极为有利可图。
将白银运往那里比运黄金更为有利，因为在中国以及印度的大部分其他市场，纯银和纯金的比率仅为10∶1，至多是12∶1，而在欧洲则为14∶1或15∶1。
驶向印度的大部分欧洲船舶装载的货物中，白银一般是最有价值的物品之一。《欧洲人在东西印度创业的哲学史及政治史》
大部分金属矿山逐年的生产额变动虽然大于大部分庄稼的年产变动，但这变动对这两种不同生产物价格的影响却并不一样。
美洲矿山发现以前，纯金对纯银的价值由欧洲各造币厂规定的比例为1∶10～1∶12，即是说，1盎司纯金设定值10～12盎司纯银。
两种金属的真实价值，即它们所能购得的劳动数量均有下降，但白银比黄金下降更多。
在中国，黄金和白银的比例仍旧是1∶10或1∶12。在日本据说是1∶8。
廉价商品的顾客，通常比高价商品的顾客多得多，廉价商品因此能在市上售出更大的数量，卖得更大的价值。所以，廉价商品总量对高价商品总量的比例，通常必大于一定数量高价商品价值对同量廉价商品价值的比例。就贵重金属说，银为廉价商品，金为高价商品。
金银自然趋向富国，其理由与奢侈品和珍奇品趋向富国相同，不是因为它们在富国比在穷国更为低廉，而是因为它们在那里比较昂贵，或者说能得到更好的价钱。正是价格的优越性吸引着它们；一旦失去这种优越性，它们就会停止这一趋向。
罗马人在他们鼎盛的时代付给珍贵鸟类和鱼类的高价也很容易这样去解释。这种高价并不是当时白银价值低的结果，而是这种人类劳动不能随意使之增加的珍奇动物价值高的结果。
在改良进步的过程中，由必需品牛肉的价格涨到极点，到奢侈品鹿肉的价格涨到极点要有很长的岁月。
在一国的自然状态及农业状态下，养猪如果比饲养其他家畜的费用多，猪肉价必然比其他各种兽肉昂贵；如费用较少则将价廉。据布丰说，法国的猪肉价几乎与牛肉价相同；在大不列颠许多地方，现今猪肉却比牛肉稍贵。
一个最贫穷的家庭，往往不用什么费用即能养活一猫一犬，也同样能以极少的费用养活几只家禽、一头母猪与几头小猪。他们把残渣剩饭当做饲料的一部分，而其余的则任其在附近田野间找食而不会损害他人。像这样没有花费而生产的动物的数量势必因小农人数减少而锐减，而其价格势必比小农人数尚未减少时更快地提高。
耕作粗放因而人口稀少的国家，毛皮价格在一头牲畜的全部价格中所占的部分总是大大超过在耕作较好人口较密而家畜肉有较大需求的国家。
在智利、布宜诺斯艾利斯、西班牙所属美洲的许多其他地区就差不多是经常发生，那里宰杀有角牲畜几乎经常只是为了取得兽皮和兽油。
在家畜价格非常低廉的国家，不是为着延续畜种而饲养的小牛一般都在幼时宰杀。二三十年前的苏格兰就是这样。小牛价格通常不够偿还它所消费的牛奶价格，因此扑杀小牛可节省牛奶。小牛皮的价格因此很低。
生皮价格在野蛮国家一定有下降的趋势，而在进步的和制造业发达的国家则相反。
永久禁止输出羊毛一般被（但非常错误地）归咎于爱德华三世，这种禁令在国家当时的情况下，是所能想到的最具破坏性的规定。它不仅会减少王国大部分土地的实际价值，而且由于降低最重要的一种小牲畜的价格将大大阻碍土地的进一步改良。
中国是一个比欧洲任何地区更富得多的国家，贵金属的价值在中国却比在欧洲任何地区更高得多。
一切社会状况的改良都倾向于直接或间接地使土地的真实地租上升，使地主的真实财富增大，使地主对他人的劳动或劳动生产物具有更大的购买力。
社会真实财富的增加、社会所雇佣的有用劳动量的增加都倾向于间接提高土地真实地租。
前已述及，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物，或者说年产物的全部价格，自然分解为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三部分。它们构成三个阶级人民的收入：靠地租生活的人，靠工资生活的人和靠利润生活的人。这是每一文明社会的三个基本组成阶级，所有其他阶级都从他们的收入得到自己的收入。
和第一个阶级一样，第二个阶级即靠工资生活的人的利益也是和社会的利益密切联系的。前面已经说过，当对劳动的需求不断上升或当雇佣劳动的数量逐年大大增长时，劳动者的工资就会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当社会的这种真实财富处于停滞状态时，他的工资不久就会降到仅能赡养家庭或延续劳动者种族的地步。
但是没有一个阶级比劳动者阶级从社会衰落中受害更大。
第三个阶级是劳动者的雇主，即靠利润为生的人。正是为了利润而运用的资本推动了每个社会的大部分有用劳动。
但是，利润率和地租或工资不同，它不随社会的繁荣而上升，不随社会的衰退而下降。
它在富国自然低，在穷国自然高，可总是在迅速走向没落的国家最高。
任何部门，商人的利益在某些方面总是和公共利益不同甚至抵触。商人的利益总是要扩大市场，缩小竞争。扩大市场常常是与公共利益颇为一致的，但是缩小竞争范围则总是会违反公共利益，使商人能将自己的利润提高到其自然水平以上，从而为了私利向其余的同胞征收荒唐的税款。
他们的利益从来不和公共利益完全一致。一般而言，他们的利益就是欺骗和压迫公众，而事实上公众也正是常常遭受他们的欺骗和压迫。

《国富论》读书笔记点评
为了换取其他人的劳动产品，他付出了自己的产品或者说他自己产品的价格（这两者其实是一回事）。他就必须在某处积蓄各种足以维持自己生活的存货，并为其工作提供原料与工具，至少直到其产品完成并售出之时。（维持存货是要付出代价的，理想的模式是存货很低，或者存货占用的资金占比很少）一个人不会指望从一笔仅够支持自己几天或者几周生活的资财中得到任何收入。他只能尽自己的所能，节约地使用它，在将这笔款子用尽之前，从自己的劳动中取得一些东西去为它作补充。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收入完全来自他的劳动。各国贫穷劳动者大都是这种状况。（穷人翻身难）但是这个人可能指望从一笔足够支持自己几个月或者几年生活的资财中取得某种收入。他会在这笔款中保留适当比例，用作自身的生活开支，余下的部分就被用来获取某种收入。他的全部资财就这样被一分为二。一部分他希望用来取得收入，称为资本；另一部分用作目前的消费。（富人除了劳动所得，更多的是资本带来的收入）资本在留在所有者手中或保持原状时，对于投资者不能提供任何收入或利润。（不要学法国人，钱藏在床垫下面没什么用）商人的资本，以一个形态付出，又以另一个形态收进，在这种持续的流通或者交换中，他才可以赚取利润。这样的资本是流动资本。
如果情况相反，国家是专制的国家，人民是暴君的臣民，那么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不受暴君的掠夺，人民自然会选择将大部分的资财妥善加以藏匿，一旦情况有变，他们可以抢在灾难未降临之前，把财物运到别处。（所以需要有相对稳定的保障制度，一贯的政策，别让资本持有者担惊受怕，老想着把财产转到某处）但在一个社会中流通的金币数量决不可能等于它所有成员的收入，作为支付每星期养老金的手段，同一个几尼的金币今天可以付给一个人，明天可以付给第二个人，后天可以付给第三个人。所以，每年在一个国家流通的金币数量，其价值必然小于每年支付给他们的全部货币养老金。
所以，这种收入不可能是由这些金块组成的，因为它们的数目远远小于该收入的价值，而只是由购买力、由这些金块从一个人转到另一个人手中时所能陆续购得的货物组成的。
任何资本所能推动的劳动数量，显然必须等于它能以原料、工具和与工作性质相称的维持费雇佣的工人数。
因此，当用纸币代替以后，流通所必要的金银币就降到了以前数量的1/5；如果其他4/5的大部分价值被加在用来维持劳动的基金上，那就会使这种劳动的数量大为增加，从而使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价值大为增加。（M大幅度增加）我所了解的情况是，自银行创立以来，格拉斯哥在15年间商业竟已翻了一番；苏格兰的商业自两家公立银行（一名苏格兰银行，1693年由国会决议创立；一名皇家银行，1727年以国王敕令设立）在爱丁堡创立以来，则不只增加了3倍。不过，我们仍然可以确信，在这个时期，银行业大大有利于苏格兰国内贸易和产业的增长。（感谢劳先生的努力，虽然他晚年生活凄惨）正如一个疲惫的旅行者自言自语，房子已经倾斜，不能持久了，可是也不见得今晚就倒吧，我姑且冒险住上一晚。这个比喻正好形容汇票持有者的心理。
著名的劳先生认为缺少货币支持是苏格兰产业不振的原因。他提议设立一个特别银行，发行与全国土地价值相等的纸币，这样即可挽救货币的缺乏。（这位劳先生非常有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网上查一下）一国流通的金银币可以非常恰当地比作一条公路，它能使国内生产的全部草料和谷物流通并进入市场，而自身却不能生产任何草料和谷物。
消费者每年的购买在价值上至少等于商人每年的购买，但消费者每年购买所需的货币量却相对小得多。而由于流通速度较快，同一货币，用于消费者购买手段的次数要远远多于作为商人购买手段的次数。
雇佣许多工人是致富的方法，维持许多仆人却会致贫。但仆人的劳动也有它本身的价值，也像制造工人的劳动一样应当得到报酬。不过制造业工人的劳动可以固定，并且体现在某种劳动对象或可卖商品上，能够持续一些时候而不是立刻消失。
仆人的劳动却不固定也不实现在劳动对象或可卖商品上，在劳动之后会立刻消失无踪。要把它的价值保存起来供日后雇佣等量劳动之用，是很困难的。
一家大工厂的生产物也同样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往往是最大的一部分）用以偿还经营者的资本，另一部分则支付利润，构成资本所有者的收入。
不仅是大地主和富商，就连普通工人，在工资高的情况下也会雇上个仆人，或是偶尔看场话剧或木偶戏。（现在时髦的说法较消费升级）这样他就拿一部分收入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了。
无论在什么地方，土地的地租和资本的利润都是非生产性劳动者生活的主要生活来源。这二种收入最容易节省，它们的所有者可以用它来雇佣生产者，也同样可以用来养活不事生产者。
俗话说，劳而无功，不如戏而无益。在资本决定一切的工商业城市，下层居民大都是勤劳、认真，其生计也是比较兴旺的。
欧洲只有伦敦、里斯本和哥本哈根这三个城市既为宫廷所在地，又可视为工商要地，既为本市消费而营业，又为外地及外国消费而营业。
靠花费国家收入来维持生活的大部分人们游手好闲惯了，一些应该勤勉作事的人也不免受到侵蚀。（什么时代都需要勤俭节约的良好品质，几百年来如此，上千年来如此）无论在什么地方，资本与收入的比例似乎都支配勤劳之人与懒惰者的比例。资本占优势的地方人多勤劳，收入占优势的地方人多懒惰。因此，资本的每一次增加或者减少，自然会使实际劳动数量、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增加或者减少，从而使一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交换价值增加或者减少，一国人民的真实财富与收入也随之增加或者减少。
资本由于节俭而增加，由于奢侈与行为不当而减少。一个人节省了多少收入就增加了多少资本。他可以用这个增多的资本来雇佣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也可以有利息地借给别人，使其能雇佣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我记得刚才工作那会，部门的头跟我们说youyoung people should learn to save money。当时尽管照做了，但没有深入理解。现在想想，当年省下的一美元，现在变成10美元了。建议未婚的年轻人多多存钱，而不是提前消费）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而非勤劳。诚然，勤劳提供了节俭可以积累的东西。但是不管勤劳能得到什么，如果没有节俭，就会有所得而无保留，资本就决无可能增加。（开源and节流，we need to both）节俭又会倾向于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交换价值。(个人如此，家庭如此，国家如此，想想某些民族，为什么总数富裕不起来它的任何部分都必须而且只能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者，而滥用该基金者必将遭到明显的损失。
如果另一部分人的节俭不足抵偿这一部分人的奢侈，奢侈者之所为就不但会陷他自身于贫穷，也将陷全国于穷困之中。
明白合理的观点认为，构成一国真实财富与收入的是一国劳动和土地的年产物的价值，而通俗的看法则认为，构成一国真实财富与收入的是国内的贵重金属量。不过，所有观点都认为，奢侈是公众的敌人，节俭是社会的恩人。（古今中外都是如此）幸而对大国来说，个人的奢侈与行为不当不能有多大影响，因为另一部分人的俭朴或慎重总能够抵消这一部分人的行为结果而仍有余。
然而一个人节俭的动力则是改善自身状况的愿望，这愿望虽是冷静的、沉着的，但却是我们从生至死从没一刻放弃过的愿望。我们一生到死，对于自身地位，几乎没有一个人会有一刻觉得完全满意，因而不求进步、不想改善。（社会前进的动力）大国固然不会因私人奢侈或行为不当而贫穷，但政府的浪费与行为不当却可使国家穷困。许多国家全部或几乎全部的公共收入都是用来维持不生产者。朝廷上的王公大臣、教会中的牧师神父就是这类人。海陆军亦然，他们在平时既无生产，在战时也得不到物品来补偿他们的维持费。这些人自己不事生产，不得不依赖别人劳动的产物。（国家如此，企业如此，一个企业，比如国有企业，或者一个部门，领导多过基层员工，那基本就完了）然而，就经验来看，在大多数情况下个人的节俭和慎重似乎不仅可以补偿个人的奢侈和行为不当，而且可以补偿政府的浪费。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连续不断的长期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以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
或者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目，或者提高受雇劳动者的生产力。要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目，必先增加资本，增加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基金。要增加同数受雇劳动者的生产力，唯有增加那便利劳动、缩减劳动的机械和工具，或者把它们改良。不然就要使工作的分配更为适当，但无论怎样都要有更多的资本。
由于某种产业的凋零或某一地方的衰落，即使国家已经普遍改良了，我们往往也会怀疑全国的财富与产业都在退步。
但在这100年时间内，几乎每隔五年即有几本书或小册子出现，它们说英格兰的国家财富正在锐减，人口减少，农业退步，工业凋零，贸易衰落。（这种事情在每个时代，每个国家都有，去看看现在朋友圈，微信群发的那些忧国忧民的文章，没什么不一样）它们有许多出自极诚实、极聪明的学者之手，他们只写自己相信之事，只因为深信才会下笔。（有出发点是好的，也有骗点击率的标题党，移动互联网时代噪音太多，一般我看的很少,the more basic knowledge you have, the less new knowledge you need to get）在这各个时期中，私人和政府都有很多浪费，而且发生了多次所费甚巨的无谓战争，用来维持生产者的年产物许多被用来维持不生产者。
一方面虽有政府的横征暴敛，另一方面却也有无数个人在那里努力改善自己的处境，慎重地不动声色地节俭，一步一步地把资本累积起来。正是这种努力在法律的保障和自由许可之下通过最有利的方式发展起来，使英格兰几乎在过去一切时代都能日趋富裕和进步，我们希望在未来时代也会如此。(普适的节俭增加社会资本，浪费减少社会资本，而花费等于收入的人，即不蓄积资本也不蚕食资本的人的行为既不增加资本，也不减少资本。不过，在各种花费方法中，有些方法比其他方式更加有助于公共财富的增长。
如果两人财产相当，一个人用其大部分收入来购买比较耐久的商品，另一个则用其大部分收入购买即用的消费品。前者境况必能日渐改进，其今日的费用多少可以增进明日费用的效果。后者的境况却不会比原先更好。前者最后将会比后者更富，因为他有若干货物留存，虽然其价值已经比不上当时花费，但多少总有价值；而后者的花费就连痕迹也没留下来，10年或20年浪费的结果就是两手空空，好像什么都不曾存在一般。（两个30岁的年轻人，一个人买了房子股票，另一个人买了法拉利跑车，10年会两个人都是40岁，前者可以买好几辆法拉利，后者不得不卖掉废铜烂铁，或许能换回一个iphonemax）把收入花费在比较耐久的物品上不仅较有利于积蓄，而且有利于节俭。
一般说来，花在耐用商品上的钱要比用在奢侈招待上的钱财维持更多人的花费。有时一次晚宴就可能耗费二三百镑食物，可能其中的一半都要倒进垃圾堆，成为巨大的浪费。但如果用这宴会的花费来雇佣泥水匠、木工、装饰工与机械师等人，这钱就会在更多人之中分配，工人们将一便士一便士、一镑一镑地购买食物，一点也不会浪费。
另一种花费则用以维持不生产者，就不能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交换价值。
读者不要以为，将开支用于耐用品就是良好行为，而用于待客就是恶劣之举。一个富人把他的收入主要用于款待宾客时，他即是在同其友伴分享其大部分财富；但是当他用这财富来购买耐用商品之时，他就是将其用于一身，不会将其无代价地给予他人。(当然，不是一位的吝啬，凡是不做过头但借用人所需要而债权人所供给的实际上不是货币而是货币的价值，换言之是货币所能购买的货物。
借贷这件事实际就是债权人把自己一部分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的使用权出让给借用人，听其使用。
用这种方式贷出资本以求利息，可以看做债权人以一定部分的年产品让与借用人。条件是借用人须在借用期内取出一部分的年生产品让与债权人，这一回报便是付息。在借款期满后，又以与原来债权人让给他的那部分年产品相等的价值让与债权人，称作还本。在转让这较小部分和较大部分的情况下，货币虽然都作为转让证，但和其所让与的东西完全不同。
资本所有者往往互相倾轧，努力排挤原先的投资人。
白银数量增加，而靠白银流通的商品数量却没有增加，结果只能是白银价值减少。这时各种商品的名义价值会大一些，而真实价值却是依旧。（货币就是这样，容易让人有幻觉，一位年轻人现在赚2W每月工资，比不上TA父母30年前拿100元工资）在利息率为10％时，土地售价常为年租的10倍或12倍。利息率减至6％、5％、4％时，土地售价就上升到年租的20倍、25倍直至30倍。
英格兰土地售价经常是年租的30倍，而法国土地则是20倍。(现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分别是多少？
比较重要的是，制造业主的资本应留在国内。这样一来，本国受到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必然比较大，本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所能增加的价值也必然比较大。（that’swhy特朗普为什么要让制造业回美国,但是时代变了，是否现在这个结论仍成立？）如同个人一样，国家也常会资本不足：既想把一切土地改良和耕种起来，又要把全部天然产品加工起来以供直接的消费及使用，还要把剩余的天然产品及制造品运往远方的市场换取国内所需要的物品。
我国美洲殖民地快速走向富强的主要原因，就是把几乎所有的资本都投入农业。那里除了一些粗糙的家庭手工业以外，几乎没有任何制造业。
除非我们认为关于中国、古埃及、古印度的富庶和农业情况的那些奇闻异事并非无稽之谈。这三个国家被一切记载推为世界上最富之国，可它们也只是长于农业与制造业。他们的对外贸易并不繁盛。古埃及人对海洋有一种迷信的畏惧；印度人也常有这种迷信；中国的对外贸易则向来不发达。这三个国家的大部分剩余生产品都由外国人运到外国去，换回它们所需要的其他东西——往往是金银。
对外贸易很少能像国内贸易那么迅捷地赚回资本。国内贸易一般每年能赚回一次，有时甚至三四次。而对外贸易很少能每年赚回一次，有时要两三年才能收回。（如果说M=PXQ,他的意思是Q不够快）在任何国家，投在中间商贸易上的资本都被全部从本国的生产性劳动中抽出来，被转以维持外国的生产性劳动。虽然这种贸易一次可抵偿两个资本，但却没有一个是属于本国的。从波兰运谷物到葡萄牙、再运葡萄牙水果和葡萄酒到波兰的荷兰商人的资本，确实抵偿了两个资本，但是这一结果完全不是用来维持荷兰的生产性劳动，而是一个维持波兰的生产性劳动，另一个是用来维持葡萄牙的。最后流回荷兰去的只是荷兰商人的利润，它也必然构成这种贸易对荷兰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的增加量。
在欧洲的任何地方，农业利润都不如其他资本用途优越。在本世纪的欧洲，用少量资本经营农业而发财的却没有一个。（亚洲也没有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