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苏轼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 司马光为什么不支持王安石变法

网友提问：

为何苏轼和司马光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呢？

优质回答：

苏轼、司马光、王安石三个人不仅放在北宋就是放在中国历史上都是三个顶级人物，而且三个人同朝为官，私交甚笃，但是针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出现了严重分歧，结果就是王安石主政时，苏轼惨遭流放，王安石死后，司马光当政，废除新法，值得一说的就是三个人没有公报私仇，打击报复，这一点是最宝贵的。

（王安石）

1.背景

北宋中期，冗员、冗兵、冗政，国家积贫积弱，财政乏力，同时期的三个人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但是继位的宋神宗任选择了王安石，命其为参知政事，于是在王安石的主持下，熙宁变法拉开了序幕。

（熙宁之役）

2.司马光与王安石

司马光与王安石的分歧主要有两点，一是刷新吏治还是变更法度，司马光认为用人才是关键，如果不用好人，再好的制度也没有用处，虽日授以善法，终无益也。

（王安石）

二是在财政上是节流还是开源，司马光认为节流更关键，认为国家的财富是一定的，浪费的多了可供开销的自然就少了，王安石则认为只有开辟财源，发展生产，国家财政才能充裕。

（司马光）

3.苏轼与王安石

苏轼一开始也是支持王安石的，还曾经被王安石任命为经济专项改革领导小组秘书长，参与变法，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就感到变法太过于理想化，不切实际，急躁冒进，很多措施，都被钻了空子，农民真正并没有得到实惠。

（宋神宗）

比如募役法，本来是让百姓以赋税代兵役，可是各级官吏却用来搜刮民财，最后苏轼上奏这次变法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苏轼的心直口快，最终被人陷害，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而陷害他的人就是《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

（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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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在北宋熙宁变法的争执中，王安石是变法法，力主新法；而苏轼与司马光是保守派，反对变法。为什么苏轼与司马光要极力反对王安石呢？有些人认为司马光是老顽固，讨厌变革。其实不然。变法之初，许多人都是认为宋王朝应该革新，南宋的朱熹总结说，“当时非独荆公（王安石）要如此，诸贤都有变更意。”可以说，变法是当时士大夫群体的共识。

但是，如何变，司马光与王安石，苏轼与司马光，都存在分歧。王安石主导的变法，是一揽子的变革，是一个涵盖了行政、社会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庞大计划，变法的步骤也比较激进。而司马光则反对激进的变法，认为变法应该一步一步来，徐徐行之，他用一个比喻来形容变法：“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我们可以说，司马光是一个渐进主义者，而王安石是一个激进主义者。俩人的立场与观点针锋相对，谁都不肯让步。当王安石主政时，司马光便成了一个顽固的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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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就是亡于司马光、苏轼等腐儒之手，这些人写写道德文章，抚风弄月，咬文嚼字还行，偏偏却祸乱国政，思想保守，墨守成规，不思进取，成为社会革新和进步的阻力，当然也与北宋的合法性有关，北宋政权来源不正，推出重文偃武的国政，也导致司马之流∽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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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司马光和苏轼都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但两个人的反对的出发点和立场不同。司马光是为反对而反对，凡是涉及王安石的新政，他是一概的反对，而苏轼则是有选择的反对。

王安石当政变法的时候，司马光遭到了排挤，两人的私人关系也有矛盾。所以司马光出任宰相后，彻底否定了王安石的所有新政，即使后来仍然实施的一些新政，他也横加指责。说明司马光不仅保守，而且心胸狭窄。

而苏轼则不一样，他原来本是王安石打击最重的人之一，但苏轼对王安石的许多新政还是认可，在他在任的地方仍然继续推行了许多王安石的新政。

王安石的变法，主要是触动了当时士族阶层的利益，尤其是青苗法，断了那些地方高利贷者的利益，而这些人，都是士族的代表。大家知道，宋朝的金融行业非常发达。当时这些高利贷者，就相当于现在美国的华尔街，基本控制了宋朝的财政，触动了他们的利益，会引起整个朝廷的反对，所以王安石变法，注定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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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是全面反对王安石变法，苏轼是部分反对，部分赞成，比如“免役法”，他是赞成的；因此，司马光与苏轼虽然都属于旧党，立场还是有所不同的。

王安石的变法在历史上非常有名，但实际上存在很大的问题。

我们可以把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作个对比。无论在变法的广度上或具体措施，王安石的变法都要超过庆历新政，但是两者重心却是不同的。庆历新政，重心在吏治上。范仲淹的十大改革措施中，前四项是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都是针对吏治。而王安石变法重心则在理财技术上，加大国家宏观调的力度，金融成为重要的手段，政府对经济的干涉明显增加。

在王安石变法中，整饬吏治不突出，这导致新法的推行的过程中，完全变样。从王安石的本意来说，经济改革的目的是促生产、均赋税、抑兼并，出发点是很好的，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却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问题。

比如说青苗法。王安石的本意是要救济百姓于青黄不接之时，出发点是很好的。可是政府发放的贷款并非免息，而是年息二分，虽然比民间借贷要低，但对于普通百姓家，也是一笔沉重的负担。欧阳修曾批评说“直是放债取利耳”，国家这是变相收刮民财，与民争利。更严重的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贷款利息要远远超过所规定的二分。有的地方执行三分的利息，更有些地方官吏在规定的利息外，还有种种勒索，导致实际利息达到80%甚至100%。这与变法的初衷已全然是南辕北辙了。

再比如免役法。变法的初衷，百姓交了免役钱后，可免除义务劳役。但是一旦政策到了地方，完全变了样。免役钱交了，地方政府又巧立名目强迫百姓服役，活照干，钱还得交，两头受罪。就连神宗皇帝都说：“已令出钱免役，又却令保丁催税，失信于民。”

宋神宗去世后，高太后临朝，下诏让百官写奏折，讨论朝政的阙失。由于新法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却弊疾丛生，不仅守旧派分子反对新法，甚至民间对新法也不感冒。这言论一开，不得了，成百上千的奏章纷至沓来，大多数都是批评新法的不当。

面对汹汹议论，高太后任命旧党领袖司马光为门下侍郎（相当于副宰相），议除新法。司马光老头原本就是最顽固的反新法者，现在让他来主持议除新法，这不等于宣布变法的终结吗？

有高太后的支持，司马光废除新法堪称神速。在宋神宗去世当年，保甲法、方田法、市易法、保马法等就被废除了。但是司马光对这个速度还相当不满意。第二年（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晋升为尚书左仆射，此时的他已经六十七岁，身体不太好，担心自己不能在去世前尽废新法。在他眼里，新法中残留的青苗法、免役法、置将法，与盘踞西北的西夏一样，乃是帝国的心腹之患，并称为“四患”。他曾经这样说：“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当然，在这四患中，西夏之患，司马光是除不了的，也没这能耐。对于其他三患，也就是王安石变法中的三项，他还是有能力除掉的。在之后短短的几个月里，新法基本都废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