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和王维的关系为什么不好(李白和王维关系不好，是“文人相轻”得缘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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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和王维关系不好，是“文人相轻”得缘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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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与王维：相逢何必曾相识

公元701年，盛世大唐处在一派祥和的氛围中。然而这一年不简单，华夏两位卓越的大诗人李白与王维几乎同时降生了，恐怕在世界诗史上也绝无仅有。李白，人称“诗仙”，唐代浪漫主义诗歌的高峰。王维，人称“诗佛”，“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两个人皆以杜甫齐名，素有“李白是天才，杜甫是地才，王维是人才”之说。

按说都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有着共同的信仰和抱负的大诗人，这二位平时在一起喝喝酒、吟吟诗并不奇怪。可奇怪的是，李白与王维并没有交集，换作今天来讲，二位怕都没有加微信。李白的诗作从来没有提到过王维，王维的诗里面更找不到跟李白相关的字。

其实李白与王维有一个共同的好基友孟浩然，但任他怎么穿针引线、传话撮合，这二人就是不配合，不是借故推辞就是干脆回避，弄得孟浩然也悻悻然自觉没趣。

一、自古文人相轻

有人认为是“自古文人相轻”。当时王维在京中任右拾遗兼监察御史，李白说到底却只是侍奉翰林，靠着自己的文笔吃饭的御用文人。王维可能会觉得李白不过如此，诗好又有什么用？还不是靠着博皇帝一笑来吃饭的。李白心高气傲历史闻名，你瞧不起我，我更是没有道理去瞧得起你。正应了那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二、佛道相冲、信仰不同

也有人认为诗人都自负。李白被后人称为诗仙，那是因为他崇尚道教。王维被后人称为诗佛，那是因为他崇尚佛教。一个仙一个佛，诗歌中渗透了这两大宗教意境，可能王维看不惯李白上天入地天马行空的风格，认为是有害诗风；李白也看不惯王维那点田园情调，更不喜欢动不动就是把佛理引入诗中。

三、情敌，皆因共同情人玉真公主

因为他俩有一个共同的女友玉真公主。玉真公主(690年代-762年)，道号无上真，字玄玄(一说"元元")，号"持盈"，唐睿宗和窦德妃之女，唐玄宗妹妹、道士。这玉真公主和王维的“花边”交往恩怨史，与王维玉树临风的仪表、高超的乐礼演奏水平以及玉真公主“超龄待嫁”有关。李白则是风流倜傥，潇洒不凡，犹如仙人下凡，一首《玉真仙人词》更是把玉真公主夸赞得天花乱坠。

四、杨贵妃的出现

四大美女杨贵妃的出现，让整个大唐都轰动了。李白作为皇帝钦命的翰林，奉召为杨贵妃赋诗一首。“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仅此一句就俘获了杨贵妃的芳心，毕竟杨贵妃骨子里也是个文艺女青年。但是王维很生气！他为什么生气呢？原来杨贵妃是他家乡人，都是山西老乡，亲不亲故乡人。王维有机会在宫廷看到杨贵妃，但没有机会跟她套近乎，却被情敌李白带着到处优哉游哉，连皇上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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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与王维，如同二维世界里的的平行线，似乎没有任何交集，本来也可以成为唐天空下的两颗诗坛巨星，荣耀一方，荣耀一个时代，却形如参商不相见。“文人相轻”固然是二人不相交的原因，但或许只是一个因素，而且是最不重要的，实则另有他论。

一个诗佛，一个诗仙，同生于七零一年，都吟过太白山，都赞歌终南，都曾长安为官，都在内乱中受到牵连，还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孟浩然。想来两人熟悉，可在诗词中没有唱和宛若冰炭，连在野史中都不曾会面。

按说，李白与王维应该认识。同时代的人，都写诗，都有诗界的朋友，在一个长安城生活过，都曾在终南山隐居。对方在诗歌上的成就，满城传唱，不会不知道吧。即使不喜欢对方的性格及作派，见见面总可以吧；不愿见他，起码要承认人家的诗文，或在诗文中咏叹一下总可以吧；即使看不惯对方，在对方落魄时寄以同情心总可以吧；实在不行，互相掐几下、打嘴上官司也好嘛。然而，这些都没有发生，留给后人无穷的想象。

一、 政治地位悬殊

李白选择的进身之阶并非是受士大夫青睐的科举之路，而是希望通过“平交王侯，而一匡天下，立抵卿相”。入长安后的交游、干谒之作，也是围绕着他的这一人生理想进行的。李白初入长安时，王维已经居住在嵩山，且不问世事，日常与山野友人互相唱和。此时李白初来长安，怀着满腔的政治热情，希望实现自己“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政治追求。而此时的王维闲居长安，在政治上无所作为，诗坛名气亦不大，甚至不敌李白在蜀地的名气。鉴于李白常用干谒权贵的政治手段，是不会去拜访一个于自己仕途毫无帮助的王维的。所以，王维、李白二人在李白初入长安时是没有结识的机会的。

王维于公元 718 年赴京兆府试，获解头。721 年春，进士及第，为太乐丞，后因“伶人舞黄狮子”牵连被贬，辗转济州、淇上等地为官，政治生活颇为坎坷。迫于生计，不得不在地方上作一些小官。728 年得以返回长安，但是回京途中妻子逝世，在政治坎坷与妻子逝世的双重打击之下，王维逐渐萌生了归隐之意。李白 730 年到达长安时，王维已经闲居长安，过着“避世”的生活。

公元 742 年春，此时任监察御史的王维，被擢升为侍御史。李白在玉真公主、吴筠等人的举荐下，使得唐玄宗专门下诏书，征召其进京。对于此次进京，李白一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足以表明其乐观与自信。李白二入长安，本就是奉召而来，之后又受到玄宗非凡的礼遇。李白自不会去访问一个无官无名的避世之人。

因此，政治身份地位的差异是二人不能相见的一大原因。

二、 “朋友圈”不同，人际关系网不同

王维从 714 年离家游长安之后，除了最初贬官和出使塞外的几年，长期居于长安。他早年虽与岐王等上层权贵交游唱和，但是开元八年十月玄宗发布了一道禁约诸王和诸大臣交游的禁令，之后王维贬官，离开了生活数年的长安。

从王维诗文来看，经过贬官之后，其相互交游唱和之人变成了以祖咏、严秀才、孟浩然为主的失意文人，并一些山间隐士及一些佛僧道士。李白初入长安时，王维正隐于嵩山，日常和山中挚友来往唱和，如崔兴宗、韦给事等人。各种事实表明，此时的王维功名之心日减，着意于山水田园，不问世事。与之相反，初来长安的李白，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着重于仕途干谒，致力于和上层贵族交往唱和。王维这样一个隐居嵩山、不问世事的闲居之人自不会得到李白的拜访。同样，王维隐居于嵩山，与山间隐士唱和应答，也不会与一个刚入京城不得志的诗人来往。

随着李白在京城名声大噪，他来往之人皆为社会名流，据《新唐书》载李白在待奉翰林期间，曾“与( 贺) 知章、李适之、汝阳王琏、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酒中八仙’”。在京城来往频繁者还有音乐家李龟年、司勋员外郎卢象、独孤驸马、徐王李延年以及卢郎中、集贤院诸学士等人，皆为一时名流。

王维则与之相异，据其年谱记载，公元 743 年，维与王昌龄、王缙、裴迪集长安青龙寺悬壁上人院共赋诗，维诗题曰《青龙寺昙壁上人兄院集》。观其此时期诗作，大多是与友人相互赠答之作，所来往的是诸多失意文人。

如此看来，二人的人际关系网可以说是封建社会的两个阶层，二人见面的机会则寥寥无几。所以，二人来往唱和之人的不同也是二人未相会的原因。

三、 宗教信仰不同导致人生态度不同

众所周知，王维奉佛，还精通佛学，他的名与字就是从《维摩诘经》中化来。李白崇道，他的为人处世中带有道家的愤世嫉俗与洒脱肆意，他的入道与唐玄宗张扬道教不无关系。入门道教不过是他设法尽快干预政治的工具或者敲门砖，是李白的聪明也是其世俗的一面。李白早年并非一个虔诚的道教信仰者，直到晚年才成为一位忠实的道教拥护者——李白“晚节好黄老”是其证据。

由于信仰的不同，二人在失意时选择的退路亦不同。李白初到长安时，王维亦结束了在外为官的生活，不幸的是，其妻子在途中逝世，在政治坎坷与妻子逝世的双重打击之下，佛教清净无欲的思想逐渐成为王维的主导思想，因此他不再专注于政治中的汲汲钻营，也少了年少时期的进取精神，转而开始寄情山水田园。可以看出，在佛教思想的影响下，王维遭受打击之后便选择避世隐居，不问世事。

与其不同，李白在长安干谒无门，求荐苦无进展，遂西行，过秦岭是登太白山，留诗《登太白峰》。经邠州新平县时备受零落，身居困顿，苦寒相继，几乎无人问津。辛亏到达坊州后受到了坊州司马王嵩的款待，并给予资助。西行数月，仍是以无奈收场，寂寞重归终南山。

他的这种坦然处之的人生态度与李白是非分明的性格恰恰相反。李白受庄子与屈原的影响，愤世嫉俗并敢于揭露社会的黑暗腐败，因此李白作品中亦充满对奸臣的讽刺。这种是非分明的态度与王维的的人生哲学背道而驰，假设二人在长安相遇，也会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四、 文人相轻的固有传统

李白二入长安时，二人皆在朝为官，却没有相互唱和的文章，与文人相轻的固有传统有一定关联。

史料记载，王维在李白二入长安是为“右补阙”，李白则被玄宗亲自封为“翰林待诏”，关于这两个官职， 从文献记载分析，李白为翰林待诏时，并无实际职务，只是陪同玄宗游乐，并作诗取悦玄宗。曾有学者把李白此时期待诏翰林定义为“高级临时工”——皇帝多赏赐几个钱只是给个面子而已。”此时王维任右拾遗，兼监察御史，虽然是从八品的职位，居于末流，但是也能参与商讨一些军国大事，施展一番抱负。与李白相比，王维为右拾遗时，虽不如李白风光，但是所居官职的重要性也是可以和其一较高下的，甚至可以说，王维官职的意义要高于李白许多。

所以说，“高级临时工”的李白实乃“文学脸面”，必然不会得以科举入仕正统文人王维的重视。因此，文人相轻也是二人不能相识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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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两个都不说，你自己去问他们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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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唐朝，经济繁荣、国力昌盛，由于当时“以诗赋取士”的规则蔚然成风，为天下有才华的寒俊人士打开了入朝为官的大门。尤其是在开元和天宝年时期，涌现了许多杰出的诗人，如“诗佛”王维，“诗仙”李白，“诗圣”杜甫，更有孟浩然、岑参、高适等优秀诗人。其中，王维与李白均是盛唐时期最具代表的诗人，但后世却对二人的关系颇有异议，认为二人年岁相近、同侍一主，却始终没有交集，实在是一件憾事，后人怀疑二人关系不好，是否因为古人均有“文人相轻”的态度？本文认为，李白与王维并非关系不好，而是因为二人的为官时间、政治地位、政治态度均有所差异，才导致二人没有交集。

为官时间比对：李白一入长安，王维丧妻辞职，导致二人不相见

王维生于武后长安元年（701），15岁起便游历长安，20岁（开元九年721）中进士，担任太乐丞一职，负责宫廷音乐、舞蹈等教习，以供朝廷祭祀宴享之用。刚任职数月，便因为下人们舞黄狮子获罪，贬至济州司仓参军。开元十六年至十八年（728-730）王维被召回京城，担任右拾遗，因“掌供奉纳谏”时常呆在皇帝身边，备受他人羡慕。然而在开元十八年时，王维的妻子去世，他心中十分伤心难过，便主动提出辞职守孝。所以，王维在《送孟六归襄阳》中，与孟浩然唱和道：

东越相逢地，西亭送别津。 风潮看解缆，云海去愁人。 乡在桃林岸，山连枫树春。 因怀故园意，归与孟家邻。 杜门不欲出，久与世情疏。 以此为长策，劝君归旧庐。 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

王维在诗中描写了自己辞官在家的生活环境、生活状态，并以“杜门不欲出，久与世情疏”一句来表达自己由于长期在家居住，没有过多的社交关系，而导致不了解时政。据《旧唐书·王维传》记载王维当时“妻亡，不再娶，三十年故居一室”的生活状况，说王维当时因为妻子亡故，递交辞官书，不问世事的他，处于一种“隐居”闹市的状态。

李白与王维同岁，均生于701年，因家中从商，使得李白不能通过科举考试入仕，而是凭借自己的才华，靠他人举荐，才能入朝为官。李白18岁时隐居四川大匡山读书，20岁便开始游历成都，拜谒官员，希望得到举荐，却屡次失败。23岁时（开元十二年）游峨眉山写下《峨眉山月歌》，用“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的佳句表达自己渴望入仕的心理态度。开元十八年（730）九月，李白第一次入京，四处拜谒权贵名流，希望得到举荐，以便入朝为官，在拜谒贺知章时，被评价为：

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也？

贺知章当时已是古稀之年，担任礼部侍郎、集贤院学士的重要职位，也是太子的老师，地位十分尊贵，对李白的文才做出这种评价，可见李白的才气之高。而王维此时处于“辞官闭门不见客”的状态，怎么可能与王维相见？更何况王维当时的官职只是八品的右拾遗，在皇帝面前，根本说不上话，更不符合李白心中的伯乐人选。

政治地位比对：李白二入长安地位显赫，王维官阶卑微，导致二人无交集

开元三十年春（741），适逢国家大赦，改开元三十年为天宝元年，并决定给内外文武官员九品以上的人，升两级，而在长安任监察御史的八品下阶王维也被升两级，为六品下侍御史。

开元三十年秋（741），李白在玉真公主的举荐下，被唐玄宗召入长安，供职翰林院，受到皇帝召见的李白得到玄宗最高的待遇。据李阳冰《草堂集序》记载，当时的玄宗视李白为“珍宝”：

玄宗“降撵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谓曰: “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置金銮殿，出于翰林中，问以国政，潜制浩，人无知者。

对于玄宗的高级待遇，李白也曾在《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中写道：

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 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 幸陪鸾辇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驹。 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璋紫绶来相趋。

第二次奉旨入宫的李白，深受唐玄宗的宠爱，更是给予李白较高的声誉、地位。而李白日常结交的官员多是朝中重臣，据《旧唐书·李白传》中记载，李白在待奉翰林期间，曾经“与 ( 贺 )知章、李适之、汝阳王琏、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酒中八仙”，足以见得李白结交的朋友崇高的身份地位，而王维只是一个六品下的御史，不具备参加重大活动的资格，官位卑微的他并不在李白社交的圈层中。

政治态度作比，初入仕途的李白踌躇满志，仕途坎坷的王维亦官亦隐，导致二人相遇不相知

王维早年对功名充满无尽的热情和向往，他在《少年行》中写道“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来表达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生活态度。但20岁中进士的王维，刚入职便因“伶人舞狮子”贬至济州，后来在宰相张九龄的庇护下，于开元二十三年（735）被擢升为右拾遗，开元二十四年（736年），调任监察御史，后奉命出塞，在边塞的王维，心里依然怀着豪迈的气概，却在精神上略显疲惫，如《使至塞上》中，王维写道：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这首诗中，看似表达作者王维对边塞艰苦生活的情景描写，实际上句句都略显悲凉沧桑，诗句对“蓬草”飘零、“孤烟”一缕等来表达自己身在边塞，心在朝廷，念着朝廷对自己的贬谪和排斥，郁结的愤怒之意油然而生。后来，回京之后，王维就利用自己的空闲时间，在京城的南蓝田山麓修建了一所别墅，上朝时兢兢业业，下朝时休养身心。

《山居秋暝》中，王维写道“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的佳句表露心迹，彰显了王维在历经仕途坎坷之后，逐渐淡化了对功名的追逐，而是选择隐居深山，感悟自然。这显然与李白的“天生我才必有用”截然不同。

开元三十年秋（741），李白已经40岁，此时的他才受到举荐，入朝为官，他还未体验到政治的变化多端，而是唐玄宗无尽的宠爱，于是他在《将进酒》中写道：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发还复来。

李白的诗风一直被人称颂，他敢于借用大胆的夸张和巧妙的比喻突出自己的主观感受，再以纵横恣肆的文笔形成磅礴的气势，所以李白的一曲《将进酒》表达了他的乐观与自信，也凸显了自己在得到职位之后，希望一展宏图的壮志豪情。又如《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李白在受到谗佞小人的诋毁之后，仍然写道：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再如《行路难》中，李白写道：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李白在唐玄宗天宝三载（744年），受到权贵的排挤，赐金放还的归途中，仍然抒发了自己蔑视权贵、自命不凡、渴望再次被朝廷重用的乐观理想，可以见得李白本人对仕途的留恋和向往。

王维与李白同年出生，而入官时间却相差20年，王维20岁考取进士，李白40岁刚刚受到举荐。20岁的王维已经经历了诡谲的政治，小心翼翼的做官，安安静静的隐居，而40岁的李白还在踌躇满志的怀着“安社稷、济苍生”人生理想，两人的政治态度完全不能苟合，故历史上的二人即使能够相遇、知道对方的名声，也不会成为知心的朋友。

结语

王维和李白同为盛唐诗人，但两人求仕的方式有所不同，仕途的坎坷更是阴差阳错。李白第一次去长安时，王维经历丧妻之痛，辞官闭门不待客，此乃不得见之一；李白第二次去长安时，声势地位极高，王维官阶卑微，二人本不属于一个社交圈，此乃不得见之二；后期的王维经历了政治的风云变幻，过着亦官亦隐的政治生活，毫无仕途理想，选择寄情山水，归隐山林，而李白还在仕途中挣扎，怀着“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政治理想，此乃不得见之三。所以，王维和李白并非关系不好，而是受到社会原因、政治原因没有相见，更非“文人相轻”的缘故。

作者：蔡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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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更多原因是出身和信仰不同，所以贵族公子哥王维看不上布衣哥李白。

贵族后代与罪人后代

王维如果填写个人简历，他可能会很得意，大笔一挥，户籍太原王氏。大家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来头不小。

当时唐朝的真正大户是五个大家族，即崔、卢、王、李、郑。王氏分为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是响当当的大家族。唐代林宝《元和姓纂》中载：“王姓，出太原，琅琊，周灵王太子晋之后。

秦汉时期太原王氏的族谱，王翦一一王贲一一王离一一王威一一王柔、王泽（十九世孙）。

从秦朝大将军开始，到汉末王柔、王泽兄弟两分别任护匈奴中郎将，代郡太守，太原王氏一族地位显赫。

西晋时期，以王浑为代表的太原王氏深得司马氏信赖与重用，始终位于政治中心。再者西晋延续曹魏的九品中正制，加固了士族门阀的实力。所以太原王氏历经数代不衰。

到了唐朝，太原王氏积极参加科举考试，步入政坛的有不少人。

唐高宗至玄宗时期五姓七望科举及第统计表

而李白就比较惨了，他的祖上在唐朝初年获罪，遭到流放，“余无少长，皆徙边檄”。“一房被窜于碎叶”。

据郭沫若考证，他提出李白生于中亚碎叶，在今吉尔吉斯境内的托克玛克附近。

李白不仅出身不高贵，还是罪人后代。

唐朝人很注重家世，参加科举考试都要查户籍，要求家世清白。所以李白即便诗歌再好，估计也不怎么入王维的眼。

信仰不同，没得聊

世界历史上，因宗教而产生的战争屡屡可见，不同宗教信仰的亲戚朋友之间，也会因为信教的差异，导致在交往的过程中，出现一些不必要的争吵。

李唐皇帝，皇宫乃至全国上下形成了一种以崇佛为时尚的风气。

王维，字“摩诘”，有“诗佛”之称。在他刚刚步入政坛时，因“黄狮子”而被贬济州，内心大受打击，对仕途渐渐冷淡，不想做过多求取，反而转向了佛教的“出世”。

他深谙佛理，坚持佛教实修，他的诗禅味十足。比如这首《终南别业》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

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在色空、动静、生死方面均达到圆融，尤其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深蕴禅理。

初唐时期，武则天推崇佛教，道教处于劣势地位。当武则天的儿子唐睿宗继位后，则大力推行道教。唐睿宗还把女儿的封号改成“金仙公主”和“玉真公主”。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李白从小生活在道教非常活跃的地方，他的老师赵蕤是修行很深的道教徒，从小耳濡目染，李白深受道教影响，他成年后结交的好友也是身兼文人与道教徒双重身份，比如司马承祯、吴筠、元丹丘。

所以李白身上有仙风道骨，为人放浪不羁，这和修身克制的王维截然不同，两人性格不同，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自然说不到一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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