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洋务运动为何最终走向惨败？）

　　19世纪60年代，清王朝经过战争和太平打击，清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当时的清王朝有识之士比如恭亲王奕?、军机大臣文祥和地方实权人物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为了应付这种内忧外患的严峻局面，并且亲眼目睹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强大，觉察到中国必须“师夷长技以制夷”，必须改革自强，必须向西方列强学习，必须走向近代化，遂开始了“洋务运动”。
　　引发洋务运动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
　　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改革，它代表着中华民族第一次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尝试。
　　早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李鸿章就意识到了西方列强与中国历史以往的入侵国家的不同，在同治十一年（公元1873年），在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首次提出：“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 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洋务运动代表性人物李鸿章认为这时候的中国“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身为中国人“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变法自强，中国将越来越弱“若事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即于危弱而终无自强”。
　　洋务运动的确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就，它最大的贡献就是拉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为中国构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化基础。
　　但从结果来看，洋务运动是一场失败的改革运动，它无法真正的把中国拉出中世纪，走向近代化。
　　本文将根据清朝史料和近现代相关学者研究资料分析中国第一次近代化运动——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
　　一、洋务运动没有顶层设计
　　洋务运动并不是由清王朝中央政府自上而下主动推行的改革，而是地方少数比较开明官员主导自发开展的“自强”运动。
　　洋务运动最大的缺陷就在于缺乏能够引导国家改革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太平天国运动以来，清王朝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清王朝”外轻内重“和”旗重汉轻“的政治格局逐步转变为”外重内轻“”汉重旗轻“的政治格局，清王朝中央政府权威被削弱。
　　慈禧太后和旗人中央大臣为了达到平衡各个政治势力派系，使其相互牵制的目的，只给洋务派提供了有限的支持，比如只提供一部分启动资金，比如提供小部分政策倾斜和资源优化配置，比如阻挠洋务派培养近代化科学技术人才等等。
　　加上地方开明督抚各行其是，缺乏统一的组织与协调，洋务派领袖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从未真正在中央层面掌过权。
　　清王朝中央政府即缺乏系统的顶层设计，根本没有跻身列强、驱逐强虏、争衡天下的想法，又防着地方实权督抚的权力扩大；少数地方开明官员又在操作层面上，试图走捷径，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技术的局部，截取嫁接到已经千疮百孔的封建统治机器上，这就注定了洋务运动不可能进行全方位，系统性的改革，这就为洋务运动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二、洋务运动缺乏统一协调的国家财力支撑
　　清王朝在太平军、捻军等起义军十几年的骚扰和一二次鸦片战争的巨额赔款中，清王朝国库基本枯竭，国库空虚到达极点，不仅如此，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到清王朝灭亡的近七十年时间里，清王朝的财政状况都没有实质性的好转。
　　晚清时期，清政府的主要财税收入为田税、厘金和关税。而且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加深，清王朝税收结构也发生了结构性变化，田税比例下降明显，关税、厘金的比例明显上升，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农业税不再为主体的税收结构。
　　在这个过程中，清王朝虽然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比如厘金制，比如捐输制，比如卖官鬻爵等等来扭转国家经济发展的困局，但是清王朝初衷只是为了维护统治，并没有采取实质性措施来对清王朝进行改革。
　　厘金和捐输和太平天国运动有着直接关系。咸丰三年(1853年)刑部侍郎雷以誠随钦差大臣在江北大营帮办军务。为筹措军饷，雷以誠率先在扬州仙女庙设厘金所，对当地集市交易抽取1%的捐税。1%为1厘，故称厘金。而后湘军统帅曾国藩、抚臣胡林翼等争相效法，设局建卡，抽取厘金，咸丰五年(1855年)始，清廷又将厘金制推行于全国，厘金局、卡很快遍布于各地的通津要隘和城镇集市。厘金名目繁多，有坐厘、百货厘、盐厘、煤厘等。税率也不限于1%，如浙江为3%，，江西为18%，吉林为74%。厘金总数额起初较少，仅有9000两。但是到了洋务运动时期，每年可达千万两以上。如此可观的税课，其征收方式、税额增减、局卡立废等，全被各省督抚所掌握，户部不予过问，任督抚之自为。厘金制的推广，乃是督抚对用于军饷的税课筹措与处置，趋于独立化。
　　捐输制，也是地方督抚自筹军饷的方式之一。咸丰三年(1853年)，户部奉旨命令山西、陕西、河南、四川等省的督抚劝谕官并士民自愿捐输，弥补军需的不足。次年，各省劝捐变为派捐诸如皖捐局、甘捐局、黔捐局等专门派捐的机构，遍布各地。派捐的名目又包括粮捐、草捐、花捐、布捐。按照规定，地方官府办捐，需要向户部领取执照，但经户部批准，地方官府办捐又有设立机构、自行操纵等独立性。户部根本无法掌握和考核其收支登录等实际情况。督抚自行经营筹划的厘金、捐输等普遍推行之后，原先由户部掌握的奏销制，也逐渐过渡到督抚外销制。
　　厘金、捐输等实施初期，各省督抚或统军大吏通过粮台或军需局筹办军需供应，并具体掌管所筹款项的出纳事宜。此时，形式上虽依旧制实行奏销，但藩司只是统计其大略数额向中央作重点奏销，不须详列明细和逐款上报。这种重点奏销的做法，与清王朝旧制有明显的不同。即仅带有事后汇报等性质，户部一般不作驳回或不予批准的处置，故已失去原有的查究、审核、批准等意义。显而易见，重点奏销使户部所代表的中央财权日轻，督抚等封疆大吏的财权日重。
　　久而久之，各省督抚连重点奏销也不再施行。清王朝中央政府财政奏销制度逐渐名存实亡。国家财政收入逐渐落入地方实权督抚手里。
　　而卖官鬻爵更是性质恶劣，导致封建官僚政治的恶性膨胀，使得清王朝的国家公信力受到严重损害。
　　这些后果交互作用，导致清王朝高度集权的财政管理制度趋于瓦解，使得国家财力不能集中使用于当时中国最为迫切的近代化建设和国防建设，致使清王朝的统治基础被动摇。
　　正如《清朝续文献通考》评论的：“财政之在国家，犹水之在地，聚为江海则力大，散为行潦则力弱，此定理也。我国虽号称三万万入款，然内而各局院，外而各行省，乃至江北提督，热河都统，莫不各拥财权，其散也不啻行潦之水。”
　　三、洋务运动不是普惠性的经济改革
　　从利益分配来看，洋务运动实质上上只是一场对地方势力和工商阶层有利，对中央政府、广大民众没有丝毫利益的“少数派”改革。 地方实权督抚瓜分了清王朝中央政府的军权、猜拳、人事权，使得晚期时期的中国形成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并存的二元权力格局，最终转变为军事割据局面。
　　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涌现了早期知识分子从商的现象，这些从商的知识分子是近代中国的有产阶的雏形。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状元张謇，创办实业数十个，涉及工业、农业、商业、林业、渔业、盐业、垦牧、水利、交通运输、通讯、金融、服务业等等，形成近代史上著名的民间资本集团，并且其所办企业形成环环相扣的产业链，从而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但是对于平民百姓来说，他们在洋务运动中属于被遗忘的阶层。他们穷困的生活也没有任何改善，而且在国库空虚，财政来源有限的情况下，投资洋务运动时期的中国近代化企业的大部分资金都来自于对这些平民百姓的剥削与压榨，这使得普通平民百姓不仅没有支持洋务运动的热情，而且还特别反感洋务运动，因为大多数时候这些近代化企业剥夺了他们的生计。
　　对于保守的清王朝和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官员来说，改革风险不仅巨大，而且清王朝中央政府也没用得到多少好处，既没有在洋务运动中改善国家财政窘迫的境况，也没有在其中得到比较明显、比较可观的经济利益，反倒是军事改革、经济改革最后转变为政治制度改革开始动摇清王朝和传统官员统治根基，所以自始至终，清王朝和传统官员对洋务运动都保持非常高的警惕心和戒心。
　　相比之下洋务派官员比其它官员获得更多的利益。不说洋务派官员贪污腐败贿赂回扣的诸多现象，单就官俸来说，就与一般官员有着天壤之别。光绪二年，总理衙门制定的出使各国大臣的月给薪俸是：头等一二品充，1400两；二等三品充，1200两；三等三四品充，600两至800两不等；总领事官600两，正领事官500两，副领事官400两以及头等参赞官500两，二等参赞官400两等等，甚至出使大臣的随员、医官也各有200两。与此同时，一二品京官的一年的俸禄也只有区区俸银360两，禄米180石和俸银310两，禄米155石。
　　而且洋务派比如李鸿章、比如盛怀宣等官员还为自己的家族积攒了巨额财富。财富分配严重不平等。
　　四、思想的落后性
　　研究洋务运动时期的各种史料会发现一个让人有趣的现象，即许多思想者、开明官员、开明士绅讨论的议题相似、论说的话语相似，有时候遣词用句都很相似。
　　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1861年完成；郑观应的《易言》，1875年基本写就；薛福成的《筹洋刍议》，1879年出版；邵作舟的《邵氏危言》，1887年完成；汤寿潜的《危言》，1890年出版；宋恕的《六斋卑议》，1891年成稿；陈虬的《治平通议》，1893年编成；郑观应的《盛世危言》.1893年完成；陈炽的《庸书》百篇，1894年完成。这些著作，前后相差最长30年，讨论的问题却多有相似，包括漕粮、河工、水利、厘金、捐纳、冗员、胥吏、贪污、科举、鸦片、缠足、灾荒、洋务等。以《校邠庐抗议》与《盛世危言》相比较，人们不会感到时光已经飞逝了30年，过了整整一代人，仍然好似两个同龄人在切磋耳语。
　　1889年，帝师翁同龢向光绪皇帝推荐《校邠庐抗议》，认为书中所讲“驭夷”等条，最切时宜。光绪从中选出六篇，装订一册，题签让翁同龢看。翁非常高兴，认为皇上对洋务“留意讲求，可喜”。一部书隔了近30年，所提议题依然没有过时。相同的话题被不同的人不断地讨论，相同的话题在不同的时期一直被讨论。
　　1894年，张之洞仍然使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施政方针。在这二十多年的洋务运动中，中国虽然拥有了火炮舰船、近代化军队和先进机器设备的企业工厂，但是人们的思想没有得到相应的进步，科举制度依然是国家人才选拔根本制度，整个社会的评价体系依然是儒家文化，人们所学、所用、生存、发展的东西与西方传来的先进事物关系依然没有交集。
　　这些正说明洋务运动所涉及的政治制度问题、文化思想问题仍未得到解决，更说明洋务运动时期的中国社会发展实在太缓慢了，人民的思想依然没有开放，开启民智的道路依然很遥远。
　　五、总结
　　洋务运动是中国与“那个素不相识而且文化根本互异的西方世界”接触而引发的”自强富国“的过程，它在客观上刺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掠夺，但是它让普通百姓实际收入减少，百姓消费能力也被大大压缩，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经济运行，干扰了商品市场的正常流通秩序，尽管洋务派在军事工业经济领域改革轰轰烈烈，但也无法引起整个国家社会机制的转变，终究没能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
　　所以，改革要想取得理想的成绩，领导者需要高屋建瓴的对整个改革进行规划，考虑各方面因素，特别关于改革核心因素需要重点对待，也要加强宣传，使人们的思想跟得上改革的步伐，除此之外，还需要尽可能的让改革成果普惠到大多数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