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威谈碑帖收藏风气的古今断裂

仲威（章静绘）仲威先生长期致力于整理、研究上海图书馆收藏的碑帖，所著《善本碑帖过眼录》（初编、续编）《碑帖鉴定概论》等专著，系统地总结了他在碑帖整理研究中的发现和成果。最近在上海图书馆推出的系列视频课程中，他更是首次开讲二十年来研究碑帖的心得。在此次访谈中，他谈到了自己对当代碑帖收藏风气的种种看法。采访︱郑诗亮
您曾经谈到，关于碑帖收藏，古人与今人的观念之间存在着断裂，这个断裂在晚清民国时期体现得比较明显。想先请您详细谈谈这个话题。仲威：我前两天还跟浙博、上博的几个朋友聊到这个问题。近年来，施蛰存先生收藏的碑帖整理出版了，李可染先生收藏的碑帖也在我们上海图书馆开办过展览，陆维钊美术馆最近举行了陆氏后人捐赠陆维钊碑帖拓片的仪式，他们的碑帖拓片收藏数量成百上千，且大多是晚清民国时的整幅拓片，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批前辈名家的碑帖收藏的丰富。近日，又得知上世纪六十年代，陆维钊先生创建中国美院书法专业时，曾去全国各地采购图书资料，短短二十天里，购得碑帖拓片两千三百张，陆先生关注的是拓片的书法资料和参考作用。眼下民间也有一大批碑帖爱好者，而且可以说是酷爱收藏碑帖的超级发烧友，大量搜集碑帖拓片，他们推崇“丰碑大碣”的展厅陈列效应。前段时间我在山东一个县里看到一家美术馆，整整几千平方米，墙上挂满了这类气势磅礴的碑帖拓片，我问他们：收藏这些碑帖花了多长时间？回答是四个月。可见民间碑帖收藏的热情是多么高涨，要成为一名碑帖收藏家，现在好像成了轻而易举的事。类似的碑帖收藏情况，其实在上海图书馆和其他公藏机构也比比皆是。就拿我自己来说，在整理上海图书馆所藏二十五万件碑帖的过程中，我天天看到的藏品，绝大多数都是没有装裱过的整幅拓片，这类碑帖资料我已经看得太多了，几乎到了审美疲劳的地步。这种碑帖藏品留存情况，是否能够真实地反映古人的碑帖收藏理念呢？其实不然，古人传统的碑帖收藏路数，也就是清代乾嘉以后，特别是同光时期，那些碑帖收藏大家的收藏路数，主要重视三个方面：重汉魏，重唐碑，重宋帖。明拓汉碑、宋拓唐碑与法帖，才是传统碑帖收藏家的最爱；收藏质量才是他们的追求，而不是数量。你提到了观念上的“断裂”，这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书法审美观是受到康有为影响以后形成的，他觉得传统的东西都太保守了，应该予以全盘否定。在康有为鼓吹“碑学”以后，六朝的墓志、造像、残碑，这些古人眼中的“穷乡儿女书体”逐渐流行开来，登堂入室，碑帖收藏的风气为之一变，逐渐向民间普及开来。这种民间收藏热情的高涨，极大地推动了碑刻传拓与碑帖买卖。从晚清、民国开始，碑帖收藏似乎只能收藏这些拓片。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以吴湖帆为代表的碑帖收藏家们，还是坚持着传统收藏理念。你去看吴湖帆的碑帖收藏，依然还是汉魏唐碑和宋代法帖，而且光从他对这些藏品的装帧上也可以看出，他对传统收藏理念的坚持与维护：凡是传世碑帖善本，都装裱成裱本、卷轴或手卷，好的裱本，必然是用古锦或楠木面板装潢而成。今天看来，那些未经装裱的拓片里是找不出什么善本的，道理很简单，如果这张拓片真的很好，乾嘉时期就已被人拿去装裱了，最晚在同光时也会装裱，不会只是一张简简单单的拓片。所以，有的公藏机构要我去鉴定碑帖，我要先问一下他们，裱本有多少？卷轴有多少？一听裱本和卷轴都没有，全是拓片，那我就说不用去看了，肯定都是晚清、民国以后的，不必再鉴定。因为，从装帧形式就已经能判断碑帖的文物价值了。那么，为什么古人要装裱碑帖？因为碑帖是用来临摹的，不是用来展览的，体量巨大的汉碑唐碑拓片是无法在书房里观看临摹的，必须剪裁装裱成册，便于桌案上翻阅欣赏。古人墙上是不挂碑帖的，要挂就是书画，今人墙上挂满整幅墓志、墓碑，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同样是展示，古人会拿出装裱精良的传世稀少善本裱册，今人拿出“丰碑大碣”，其实，陈列整幅拓片，反倒凸显了它的身价的低微和普通。古人呈现的是文物珍贵性，今人显摆的是书法艺术性。当然，民间出现这种碑帖收藏风气，确实存在着客观原因，因为真正的善本碑帖，旧时在王公贵族家里，如今都集中在公藏机构。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确，同光以后的碑帖传拓数量，可以说是像“雪崩”一样剧增，无论是从上图还是其他公藏机构的馆藏，都可以看出这一情况。如果为整个金石碑帖的存世量画一张示意图的话，它不是“金字塔”，而是“埃菲尔铁塔”的形状，顶上的碑帖善本是很少的，越往下，也就是到了同光以后，传拓数量突然之间激增，此时碑帖拓片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收藏。明确这点，就能正确区分什么是文物、什么是资料。这些晚清民国拓片，虽然距今已经一百多年，但是现在它依然不是文物，再过一百年，它也不会变为文物，可能连重要资料都称不上。传世的数量和珍稀程度，才是衡量文物的唯一标准。您能结合具体例子，谈谈古人的收藏理念与今人的收藏理念究竟有什么不同吗？仲威：那我就举几个例子吧。比如说，和我们现在不同，古人在拓碑的时候是不拓碑额的，只拓碑身文字，传拓碑额是乾嘉以后流行的风气，更不拓碑额周边的螭首图案，也不玩汉画像石。对汉画像石，今人认为是了解汉代的图像资料，从美术角度来研究汉画像石，但是古人是不讲究碑刻图案的，古人只注重碑刻文字。早期比较有名的汉画像石，像陈介祺收藏的《君车画像》，还有《武氏祠画像》等，都是因为有汉代文字，如果没有文字，古人就认为没有文献收藏价值，早期的《武氏祠画像》只拓题榜文字而不拓画像图画，就清楚地交代了古人对碑帖收藏的好恶。
《武氏祠画像》题榜
《君车画像》现在全国各地的书法家都喜欢为画像石、画像砖题跋，既不问来历，也不问真假。事实上，古人对这些画像石还是很忌讳的，因为它们都出自墓葬。所以，古人收藏六朝墓志者，在乾嘉以前也很少，当然，出土数量也少得可怜，像《王居士砖塔铭》《崔敬邕墓志》《董美人墓志》等早期出土的墓志的早期拓本，后来都成了善本，因为原石都没有了，或者残损了。到了晚清、民国以后，墓志收藏才被广泛接受，甚至还有人把它们装成卷轴挂在家里，从这个角度来讲，收藏的理念是放开了，收藏标准也更宽泛了。收藏品种的拓宽也是一种无奈之举，主要还是因为传世善本太稀缺了，而且都集中在沈树镛、吴大澂、端方这些收藏大家手上，普通老百姓只能玩玩新拓片。
《王居士砖塔铭》
《崔敬邕墓志》
《董美人墓志》又比如说，现在很流行全形拓。全形拓是在乾嘉以后出现的金石拓片新样式，当时只是在小范围传播。收藏青铜器的藏家，收藏格调一般都比较高，因为他们收藏的器物，文物价值都非常珍贵，轻易不会让人家传拓，不像露天野外的碑刻，为了出售拓片，想怎么拓就可以怎么拓，藏这些青铜器的人并不差钱，不可能随随便便给你弄一张拓片。旧时传拓青铜器，也仅仅是传拓铭文，而非全形，古人关注点依然还是文字。所以，一直要到晚清，在潘祖荫、陈介祺、端方等人的带动下，传拓毛公鼎、大盂鼎、大克鼎和十钟等等全形拓片才开始流行，变成一种新的拓片收藏门类。全形拓虽然逐渐流行开来，但依然是铭文的附庸，铭文是主角，全形是配角。今人正好相反，只关注全形拓的审美价值，忽视铭文的文物价值。
毛公鼎全形拓其实，全形拓的价值，受到青铜器本身文物价值的制约，在文物价值高的青铜器上传拓的铭文和全形才有收藏价值，与全形拓的传拓摹画精粗关系不大。我的观点是，一张从珍贵文物青铜器上传拓出的劣本，哪怕是外行传拓，日后依然可能成为文物，因为它与国宝亲密“接触”过，传拓数量稀少。一张从潘家园地摊青铜器上传拓的精本，哪怕再惟妙惟肖，也是一张画纸，永远不会成为文物。再举一个例子。六舟和尚现在很火，他的《雁足灯图》成了全形拓的一个标志性收藏品，数量也比较多，我已经看到好几件了。实际上，这个方面的研究我觉得是刻画无盐、唐突西子了。怎么讲呢？清道光十六年（1836）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间，徽州著名收藏家程洪溥（木庵）曾多次相邀六舟前往新安述古堂，传拓商周青铜彝器千余件以及宋元明三朝古墨二千多品，金石僧六舟自此声名远扬。六舟传拓的一千多件商周青铜器，现在留存的很少，我们上海图书馆只有几件，在故宫或者其他地方可能也只有几件，说明程洪溥是严格管控传拓数量的。但是，《雁足灯》并非商周器物，只是一件汉器，在程洪溥眼里可能就是最平常的藏品，所以就交给六舟，让他随便玩，才有了六舟剔出铭文和传拓分赠好友的故事。如果我们穿越时空，回到程木庵的时代，告诉他今天六舟如何受到重视，他说不定要哈哈大笑。古人与今人的收藏与欣赏的观念，已经形成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雁足灯图》我十五年前觉得全形拓绝掉了，再没人会拓，事实上，人是由经济利益驱动的，只要能卖钱，全形拓不会绝，现在越来越红火，更有新拓新画泛滥之势。打个比方来说，如果我们现在古典文学、古文字研究者的收入都很可观，国家经费拨得也多，马上就能够迎来一个新的研究高潮，传统文化并不会消亡。所以，在时代新旧交替的时候，整个收藏理念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产生许多的矛盾，情况很复杂。如果能穿越时空，今人认为好的东西，古人说不定都嗤之以鼻。现在碑帖收藏活跃的几个省，如山东、河南、陕西等，在我看来，就是“农家乐”，正确的收藏理念无法推广普及开来，碑帖“扶贫”工作相当艰巨。当然，善本确实也难得，拍卖价格也很高，但是我们要有正确的收藏价值观，什么东西放一百年还是资料，什么东西放一百年会是文物，明白了这一点，就是未来的收藏家。碑帖收藏受制于资金是一个原因，受制于见识可能是更大的一个原因。以前翁方纲、潘祖荫、刘喜海这些藏家，几十年前才出土的拓片同样也收藏、题跋，他们有他们的眼光，后来证明这些东西确实成了善本。古旧与否不是关键因素，存世多少才是关键。当然，越是书法精品，传拓越多；传拓越多，就越失去收藏价值。这是一对无法调解的矛盾。有些东西以后连重要资料都还称不上，因为存世的数量太多了。我举个例子，《多宝塔碑》的书法是很好的，清末民初的传世数量很多，一位山东朋友收藏了不少，斋号“百宝堂”，我觉得这种收藏意思不大，多是普品资料。但是，1923年出土的《三体石经》只拓了十三张，张张都是国宝善本。再比如说，宋拓本《集王圣教序》传世数量有数十件之多，清代出土的《崔敬邕墓志》传世只有六件，它们都同样珍贵，所以，碑帖收藏和古籍版本还是有点区别的，稀缺性还是一个主要的价值判断因素。当代的这种碑帖收藏风气是从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原因而兴起的？仲威：从传统金石文化淡出文人生活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现在收藏各种各样的残石的人也很多，哪怕造像、墓志的一块残石，也玩得津津有味。收藏残石是有先例和传统的，收藏残石的清代学者也不少，前人主要收集汉魏六朝石经和汉碑的残石。因为，金石学的初衷就是证经补史，彼时的石刻残石拓片多是珍贵的文献资料。但是，一块无名的六朝造像或者墓志残石，于经于史都没有帮助，文献价值几乎为零，虽然也是古物，以前的金石家是不会去收藏的。再比如收藏汉砖，一藏就是一屋子，实际上，清代收藏家里最有地位的，像潘祖荫等一流金石藏家都是收藏钟鼎，是玩青铜器的，下一档的收藏家玩善本古籍和善本碑拓，再下一档是玩书画的，最次，才玩砖瓦、残石、钱币和杂件。到了晚清民国，这些遗老善本和书画都玩不起了，不得已才开始把玩各种各样的小玩意——金石小品拓片，例如雁足灯、金石残件、瓦当、砚台等等拓片，然后大家都在边上题跋，属于苦中作乐的收藏样式。按照您的标准，您认为大家应该如何收藏碑帖呢？仲威：我现在的标准就是看文物价值，也就是看稀缺性。我是不谈碑帖的书法价值的，拿印刷品也可以欣赏书法价值。我一直对收藏的朋友说，买资料越便宜越好，哪怕复印也可以，收藏一定是越贵越好，你现在买的这些东西以后成了文物，作为收藏者，你能藏个三五件绝世精品就是收藏大家了。有朋友开玩笑，说我和民间收藏家有“阶级仇恨”。这我是不同意的，这里没有“阶级仇恨”，只有“不忘初心”。北京的孟宪钧先生是文物出版社的编辑，他就是工薪阶层，收藏了很多碑帖善本。他的收藏理念就是我前面讲的，收藏汉魏名品，讲究版本，还要注重名家题跋。又如日本的伊藤滋先生也是工薪阶层，一名普通的高中教师，照样拥有众多善本。并不是说一定要花很多钱才能去实现我讲的理念。当然，我也不是一味地让大家追求善本，收藏本身是多元的，现在有的朋友专门收藏宋代的碑刻，还有些人专门收藏篆书碑刻和各种碑额，山东已经有朋友开始收藏陈介祺旧藏金石碑帖，然后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专题。这些都是不错的，形成自己独特的收藏价值评判体系也未尝不可。在您看来，当代有哪些收藏家的收藏理念是值得推崇的？仲威：我想举陈郁先生为例。他是北大经济系毕业的，无论是从他的本专业角度、学术研究角度，还是碑帖收藏角度来讲，都是值得推崇的代表。《崔敬邕碑》《麓山寺碑》等等许多存世精品都归他所有。陈郁先生收藏不忘研究，研究不忘著述，还开拓了碑帖版本研究的新领域。他是一个读书狂，家里就像图书馆一样，堆满了书，他现在热衷于从各种历史文献去搜寻碑帖的传拓时间和珍稀程度。最近，他又在研究刘喜海，准备编撰刘喜海学术活动的年谱，查阅各种清人文集、方志、年谱资料，遍访了刘喜海当年朋友圈的相关文献资料，顺便把不少碑帖出土和传拓的确切时间弄清楚了，做到了明明白白收藏碑帖，研究的快乐胜于收藏的快乐。以前的研究，像《校碑随笔》，实际上已经做到尽头了，陈郁这种研究是以后碑帖版本研究的一个发展方向，他是一位值得推崇的，也是幸福的碑帖收藏家。·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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