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意改革的宋仁宗，为什么在改革后期却抛弃了范仲淹

文：军事帅哥
提到北宋第一大暖男——宋仁宗，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军事家、政治家范文正公，范仲淹大人。这对君臣在11世纪上演了一场差点改变大宋帝国历史的新政改革。然而，由于多种原因，这场新政改革却戛然而止，范仲淹离开中央到地方做官，写下了著名的《岳阳楼记》抒发情怀。那么，宋仁宗为何不能学习宋神宗支持王安石那样，和范仲淹一起将新政改革进行到底呢？
#01：
盛世下的危机
说到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我们就得先说说宋仁宗盛世统治下的潜在危机。
宋仁宗在位时期，大宋帝国已经走过了70多年的发展历程。经过宋太祖、宋太宗和宋真宗三代帝王的励精图治，大宋帝国的国力走向了最繁盛时期。然而，由于各种主客观矛盾的影响，宋帝国的盛世之下却潜藏着一系列影响国运的深刻危机。
这一系列危机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冗兵。冗兵是宋帝国军事上最为头疼的问题，为了抵御辽军可能的进攻，宋帝国不断地增加正规军的数量，在宋仁宗执政时期，宋朝正规军数量达到140万人。要想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朝廷就得增加税收。谁来交更多的税呢？自然是老百姓了。
第二，增加岁币。公元1005年，宋朝和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北宋每年给辽国10万岁币。如果站在国家整体负担与和平利益的综合角度做考虑，宋辽两国势均力敌，谁也打不过谁。澶渊之盟给北宋带来了100多年的和平，老百姓还是能认可的。
可是，北宋和辽国达成澶渊之盟后，宋朝又在仁宗年间干了一件比澶渊之盟耻辱N倍的事情——向西夏缴纳岁币。当时，宋军在三川口、好水川和定川寨三场战斗中都被西夏军队打败，惊慌失措的宋仁宗派富弼为使者，和西夏签订了非常屈辱的停战协议。根据协议规定，北宋每年要给西夏10万两岁币。
为何给西夏岁币要比宋辽澶渊之盟屈辱的多呢？要知道，宋军是在打胜仗的前提下签订的澶渊之盟，毕竟宋辽两国实力旗鼓相当，宋军打了胜仗签订停战协定也不损任何面子。尽管宋朝每年要给辽30万岁币，但辽和宋之间的贸易价值却远超30万岁币，澶渊之盟对于宋朝而言实际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而宋朝给西夏的岁币比澶渊之盟屈辱多了。西夏国力不如宋朝，但宋军和西夏军队交战连打了3场败仗，最后被迫给西夏岁币，宋朝使者富弼和西夏达成的停战协定很明显是城下之盟性质的屈辱条约。尽管宋朝没有割地给西夏，但大宋帝国确实在西夏这里把脸丢尽了。
第三，冗官。由于宋朝一官多职、大兴科举，到宋仁宗时期，朝廷的冗官情况已经非常突出。朝廷中庞大官僚体系沉重的财政开支不得不由民众来承担。
沉重的赋税和徭役使宋仁宗时期，小规模农民起义出现得非常频繁，再加上和西夏签订岁币导致的民族矛盾尖锐，仁宗时期的宋朝已经处在了内忧外患的尴尬局面中。为了挽救仁宗盛世，包括范仲淹在内的一批青年官员挺身而出，拉开了庆历新政的大幕。
#02：
一代完人范仲淹和他的新政
范仲淹，小学生都知道的北宋文学家、政治家、改革家。他的一生都在践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理想。公元1021年，范仲淹在泰州修建海堤造福于民。时至今日，泰州当地仍保留范公堤的遗址。
后来，范仲淹在著名文学家，北宋名相晏殊的支持下来到今天的河南商丘讲学。在讲学期间，范仲淹以“以天下为己任”的伟大精神分析时政，推崇士大夫阶层为国为民的崇高品德。在宰相王曾和晏殊的推荐下，范仲淹进入朝廷做官。自此以后，范仲淹在政坛上几经沉浮。在国家危难之际，他又指挥军队在西北边境和西夏部队展开激战，为保卫祖国边疆立下了赫赫战功。
范仲淹是一位有理想有担当的伟大青年！他愿意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践！当他看到大宋帝国的内外矛盾越来越尖锐的时候，他用行动表达了自己的家国情怀。
公元1043年，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一批改革派官员主政朝堂。宋仁宗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主持国家的改革。1043年9月，宋仁宗让范仲淹、韩琦等人条奏政事，范仲淹和韩琦怀着对国家的崇高责任感向宋仁宗提出了10大改革主张。
这10项主张可分成三类：
第一类，澄清吏治。包括5点：严禁官员明升暗降、限制多余官僚滥进、改革科举制度，让学生有真才实学、慎选地方长官、给地方官员一定的田地，高薪养廉预防腐败。
第二类，富国强兵。包括3点：发展农业、减轻徭役、重视军备。
第三类：严肃法治，加强中央集权。包括2点：严肃慎重地对待朝廷发号的各项命令、严格落实朝廷的各项政策。
宋仁宗答应了这10项改革主张。1043年十月二十八日，宋仁宗正式下诏颁布范仲淹提出的改革法令，庆历新政拉开了大幕。
然而，由于庆历新政的目标直指朝廷的几大顽疾（包括官员明升暗降、多余官僚滥进等），新政的改革遭到了守旧派官僚的顽强抵制。但即便面对守旧派官僚的抵制，范仲淹仍然坚持改革，他将很多不称职的官员撤职，换上能干官吏作为新鲜血液补充进来，打破了宋朝官场中官员以老乡、师生、同学身份官官相护的“潜规则”，守旧派官僚向仁宗告状，说范仲淹、欧阳修、韩琦等主持新政的官员“结党营私”。
为了应对守旧派官员的反扑，欧阳修更是写了《朋党论》上书宋仁宗，揭穿守旧派官员的谎言。面对夏悚等守旧派官员的巨大压力，范仲淹的改革全面深入。整个庆历新政的改革在1044年4月到5月间达到了高潮。此时的宋仁宗尽管能继续勉强支持范仲淹等人的改革，但守旧派的官员的谗言已经对宋仁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然而，这些守旧派官员还不满足。他们竟然在1044年6月诬告韩琦矫诏发动政变，准备废掉宋仁宗。这等于诬告韩琦“谋反”。在夏悚、石介等官员的反复劝说下，宋仁宗终于放弃了对庆历新政的支持。到了1045年正月，韩琦和范仲淹在同一天被免去了枢密副使和参知政事的职务，支持改革的欧阳修也被赶出了朝廷。不到1年的庆历新政以失败而告终。
#03：
宋仁宗的性格悲剧
通过上面的事情我们就能看出，宋仁宗本人对庆历新政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更没有形成自己的观点。这就和宋仁宗“好说话”的性格有关。宋仁宗确实很好说话，性格也很宽厚，即便包拯将唾沫星子喷到仁宗脸上，仁宗都不生气。但好说话性格的背后存在着仁宗巨大的性格缺陷——没有主见。大臣说个什么，他就相信什么。范仲淹搞改革，仁宗本意想富国强兵，就认可范仲淹的改革。可是，当夏悚、石介等守旧派大臣诬告范仲淹结党营私、诬告欧阳修谋反，这宋仁宗竟然也相信了。说白了，好话坏话，宋仁宗都能听进去。一个没有主见的皇帝，对于国家来说就是个悲剧。
王安石变法为何能比庆历新政更深入？这就和皇帝的性格，乃至做事风格有直接的关系。宋仁宗性格宽厚但懦弱，对支持庆历新政立场不坚定，导致范仲淹功败垂成。
更可怕的是，庆历新政失败后，宋仁宗再也没有发动新的改革挽救北宋盛世下的危机。这一点和宋神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王安石变法的立场上，宋神宗是坚定支持王安石的，他的立场并没有因为守旧派大臣的劝说而发生动摇。即便守旧派大臣向宋神宗施压，将王安石罢相，宋神宗也能按照王安石的路线重新启动改革。
宋神宗去世后，宋哲宗又继承父皇遗志在亲政之后继续推行变法，尽可能多的保留了王安石变法的成果。在宋哲宗亲政以后，哲宗皇帝以短短8年的时间将王安石变法的各项内容全面恢复，宋朝取得了打败西夏的辉煌胜利。要不是宋哲宗短命，大宋帝国还真有可能重现汉唐盛世。
总而言之，宋仁宗的性格很不错，本人生活又崇尚节俭，反对浪费。但在治国能力上，宋仁宗确实比宋太祖、宋太宗、宋神宗、宋哲宗差一些，宋仁宗的能力甚至比不过他的父亲宋真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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