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理想主义者王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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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
在中国历史上，王莽是以“虚伪”著称的。然而，对这样的一个人物，一切都以“虚伪”来解释，说它简单化，恐怕还在其次。王莽之所以能够夺权篡位，自己做皇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代表着那个时代的社会理想。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强烈的帝王意志，又使王莽毫不犹豫地背离了这种社会理想，而在失败的道路上迅速走向灭亡。
王莽改制前的历史形势
汉初，一切放任无为，诸如盐铁之利、铸币之权，都赋予了私人；赚了钱的人，财大气粗，胡作非为，毫无顾忌地兼并土地和人口。在这样的放任之下，六七十年之间，一个经济实力雄厚而又无所忌惮的豪强兼并势力就形成了。但是，到了汉武帝时，因为大肆对外开战，拓展疆土，国家几十年的储积，转瞬之间告罄。于是，国家开始向商人征收车船税和现金税，叫作“算缗”；再后来，则干脆实行“告缗”，鼓励民间对隐瞒财产、逃避国家税收的行为相互告发；隐瞒的财产一律没收，并以其一半奖励告发者。“告缗”的结果，是国家“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就这样，汉兴以来所形成的豪强兼并势力，基本上被消灭殆尽。
（汉武帝）
除了算缗和告缗，汉武帝还实行了盐、铁、酒官营和均输、平准等统制经济政策。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把大量商贾吸收到官僚队伍中来。这一方面，固然是要利用商人在经营工商方面的经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以商抑商。而在此之前，从事此类事业的商贾，从来都与官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他们一旦变身为官，更是长袖善舞，与有权有势的贵族、官僚越发紧密地勾结在一起。于是，当“盐铁富家者”变身为政府官员时，“贵人之家云行于涂，毂击于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的局面就形成了；而在实行均输、平准的过程中，“豪吏富商”、“轻贾奸吏”，“私作产业”，“积货储物以待其急”，“收贱以取贵”，更成为家常便饭，结果就催生出一股与政治特权关系更紧密的新的豪强兼并势力。
武帝去世，昭帝时，西汉召开了盐铁会议。之后，朝廷逐渐放松乃至放弃盐、铁、酒官营和均输、平准等统制经济政策，重新采取放任政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在这样的情况下，由汉武帝统制经济政策所催生出来的新的豪强兼并势力，便迅速膨胀起来。一如《汉书》所说：“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与民争利，百姓失职，重困不足。”而对国家伤害最深刻的，就是凭借着与皇亲国戚及朝廷高官的勾结，“天下郡太守多为奸利”。这使得汉朝不仅经济上基本为豪强兼并势力所控制，朝廷对地方也处于基本失控的状态。
王莽的改制，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大背景之下发生的。而他改制的思路，就是要重新恢复汉武帝的那一套办法，把对政治和经济的控制权，重新掌握在国家手里。
王莽平均地权的社会理想
随着豪强兼并势力的急剧膨胀，社会上也激起了一股巨大的反对兼并、平均地权的思潮。儒生，毫无疑问是这股思潮的中坚。儒家对经济平等，向来都是极为重视的。孔子说：“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而孟子所摹画的井田制，其实就是希望通过平均地权，阻止“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的事情发生。然而，时当列国争霸，各国为了富国强兵，要奖励军功，要增加税赋。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之中，想要平均地权，是不切实际的。所以，无论平均地权的思想在社会上有多么普遍，都不可能造成实际的影响。
然而，当天下实现了大一统之后，平均地权对巩固皇权，就有了实际的意义。这是因为，大量身份性地主，诸如皇亲国戚和官僚，包括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人，不仅通过政治上的特权免税、免役，还仗势欺人，大肆兼并、隐占土地和人口。他们的势力越强大，国家所控制的土地和人口就越少，赋税收入也越少。相反，如果天下农户都是国家的“编户齐民”，各自都拥有同样多的土地，向国家缴纳同样多的税，服同样多的役，国家的财政利益岂不就能达到最大化了吗！所以，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在“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的情况下，平均地权的思想，便随着儒学的独尊，被极大地激发出来，成为统治者理想的土地政策。
汉武帝实行“告缗”，把隐占的土地和人口也包括进来，针对的就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状况。汉哀帝时，辅政师丹更提出“古之圣王莫不设井田，然后治乃可平”的主张。汉哀帝当然很赞同师丹的意见，却又顾虑实行起来阻力会很大，就叫人搞了一个“限民名田”的方案，对皇亲国戚和官僚兼并土地作了一定的数量限制。可惜！就是连这样的方案，当时也无法实行。总之，平均地权的思想虽然已经很普遍，但朝廷上只有很少的人敢于把它提出来，而皇帝本人想搞一个折衷的方案也实行不了。可以想见，豪强兼并势力当时在政治上，已强大到了极点！
但就是在这样情况下，王莽却敢于以安汉公的身份，逆潮流而上，站出来反对豪强兼并势力。据史书上记载，公元2年，王莽“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付大司农助给贫民”。他这么一领头，一时之间“公卿皆慕效焉，凡献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口赋贫民。又起五里于长安城中，宅二百区，以居贫民”。继而，在公元5年，王莽的女儿立为皇后，王莽又拒绝接受皇帝所赐予的“新野田二万五千六百顷”。于是，天下前后又有官民共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上书颂扬王莽，以致诸侯王公、列侯、宗室亦闻风叩请“宜亟加赏于安汉公”。
这些效仿王莽捐钱捐地，为王莽歌功颂德和请赏的人，其中虽然也有见风使舵之辈，但绝大多数都是抱有实现平均地权社会理想，或者拥护这种理想的人。何况，忠君的思想、对社会安定的企盼，也都深深地包含在这平均地权的社会理想之中了。惟在那种豪强兼并势力猖獗的历史环境中，多数人本来是敢怒而不敢言的，却因为有了王莽这样的人站出来做表率，便得到了极大的鼓励。而王莽之所以敢于开罪于强大的豪强兼并势力，固与他已拥有的权势有关，却也表明对平均地权，他确实是有真诚的一面的。
“汤武革命”理念与王莽新朝
当然，王莽也是个极有手段和权谋的人物。凭借着王家数世在宫廷政治中积聚起来的势力，以及种种机缘巧合，他一步一步地掌握了汉朝的权力中枢，由大司马、安汉公、摄皇帝一路上行，直至接受“禅让”，夺取汉朝江山，开辟了新朝。在这一过程中，他以平均地权社会理想的代表者自居，起到了号召天下的作用。另一方面，天下“不私一姓”的思想，在他那个时代也流行很久了。汉初，汤武革命的思想，是深入人心的。秦朝因为暴政而被推翻，汉朝因为顺应天命而取得天下的思想，都被天下人视之为当然。汉高祖以一介布衣，手提三尺剑而得天下。从司马迁的记载来看，无非是旧血统转变为新天命。然而，天命亦不过由于人事。刘邦贵为皇帝，却也不得不接受“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的诘问。所以，到了景帝时，儒生辕固坚持“汤武革命”的观点，景帝也只能表示：“食肉不食马肝。”意思是说，汉朝取代秦朝，虽然符合汤武革命的观点，但天下已为汉朝所有，再讲“革命”就不合时宜了。这就叫鞋子再好也只能穿在脚上；帽子再破却一定是要戴在头上的。
然而，汉朝的儒生，坚持汤武革命的，大有其人。昭帝时，一个叫眭弘的儒生就上书朝廷，要求汉朝皇帝退位，以顺应天命，结果被以“妖言惑众，大逆不道”的罪名处死。宣帝时，儒生盖宽饶上书，大讲“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的道理。宣帝认为这是要他“禅让”，当廷下令将盖宽饶下狱。盖宽饶不甘受辱，出宫门就拔剑自杀，也还真有些“革命”的性格。元帝、成帝时议论“禅让”的人不断。比如京房，比如谷永。而到了哀帝时，连皇帝本人都想要把皇位禅让给自己的宠臣。所以，当西汉的统治衰弱达于极点时，禅让的舆论便弥漫于朝野上下。西汉政权在抑制豪强兼并、平均地权上不能有所作为，人们便将希望都寄托在王莽的身上。于是乎王莽接受“禅让”，就成为那一段历史的题中应有之义。
王莽平均地权理想的毁弃
王莽做了新朝的皇帝，首先想要实现的，就是平均地权。他宣布实行王田制：天下田一律称“王田”，奴婢一律称“私属”，都不许买卖。称“王田”，就是重申始“六合之内，皇帝之土”那一套，无非是强调土地国有。称“私属”，就是说奴婢虽属你控制，但仍是国家“编户齐民”，跟你的“家众”一样。什么意思呢？且看王田令的规定：“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九百亩）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也就是说，兼并者的奴婢，既为“编户齐民”，就有权按“男口”数，像兼并者的九族、邻里、乡党一样，按王田制的规定，分得一份土地，向国家纳税服役。
王田制的本质，虽说以实现土地的平均占有为目的，却也包含着确保国家对土地和人口的全面控制，以实现国家财政利益最大化的诉求。这样的用意，正体现着王田制中所包含的强烈的帝王意志。然而，对如何实行“王田”，王莽拿不出行得通的办法。
那时，豪强兼并势力无不具有强大的政治背景。国之权贵、朝之命官和郡、县官吏，又有谁与兼并无关？所以，王田制一经实行，官吏舞文弄法便无可避免，以至于天下冤声四起，百姓多被罗织成罪。史书上对此尽管没有详细的记载，但其中兼并者恃强凌弱，嫁祸于人的情况，是可以想见的。所以，王田制行了三年，“莽知民愁，下诏：‘诸食王田及私属，皆得卖买，勿拘以法。’”就此向豪强兼并势力让步，将王田令彻底废除了。与此同时，他的那个平均地权的社会理想，也就此荡然而去。
五均六筦的失控
王田之外，王莽同时还在工商领域实行五均六筦。五均的性质，相当于汉武帝的均输、平准。五均为六筦中的一项。其主要的内容，一是由国家来经营以长安为中心的全国主要城市洛阳、邯郸、临淄、宛和成都之间的大宗商品运输；二是由国家来控制市场和商品定价；三是由国家贷款收息，以排斥民间借贷。此外，国家还对盐、铁、酒实行垄断经营，对山林川泽出产的各种货物征税，再加上币制改革，共为六筦。而五均与六筦并称，是由于“古人辞不审谛”的缘故（吕思勉）。
实行五均六筦，其实就是由国家来垄断商业利益。它集中地体现了王莽垄断天下财富的帝王意志。在实行的过程中，王莽也采取了与汉武帝时同样的办法，吸收各地富商大贾来主持其事。而这一时期的富商大贾，都是从汉武帝时期盐、铁、酒官营以及均输、平准中发展过来的，都具有强大的政治背景。正因为如此，五均六筦政策一经推行，对这些富商大贾而言，可谓正中下怀。他们打着朝廷的旗号，口含天宪，“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薄，府臧不实”。“乘传”，就是乘着官家的车子。“多张空簿”，就是多做假账。“府臧不实”，就是虚报库存。对变身官商的富商大贾来说，做此等事的本事，较之武帝时期的权贵、官僚与商贾，借着盐、铁、酒官营和均输、平准勾结谋利，又不知高出多少，胆子当然也更大。所以，尽管朝廷法禁重重，对他们来说，是起不到什么约束作用的，以至于“奸吏猾民并侵，众庶各不安生”。这样，不过十年之间，西汉的国家财政，就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天下吏以不得奉禄并为奸利，郡尹、县宰家累千金”。对此，王莽同样效法汉武帝，一方面因征伐四夷军费缺乏，下令对边地军官“为奸利增产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财产五分之四助边”；另一方面“驰传天下，考覆贪饕，助边费之急”。他也采取了类似“告缗”的办法，鼓励“吏告其将，奴婢告其主”。但朝廷对地方已经失控，王莽这么搞，并不能改变贪污越来越严重的状况。
与朝廷宣布实行王田制，又因为效果不佳而收回成命的情况不同，五均六筦一旦宣布实行，即覆水难收。盖小民百姓，为逃避国家沉重的赋税和徭役，往往心甘情愿牺牲自己的土地和人身自由，托庇于有权有势的豪强。所以，宣布废止王田制，无非是听任豪强兼并照旧进行。惟“设六筦以穷工商”，穷的只是缺乏政治和经济实力的小工商业者。对那些原本就控制着这些事业的权贵、官僚和富商大贾而言，除了货币改制一项，五均六筦的所有其他措施，都有利于他们“缘而为奸”。故王均六筦一下达，王莽即便想收回成命，也只是与虎谋皮。惟其如此，王莽不得不孤注一掷，以币制改革为抓手，要为实现国家对经济的统制，寻找一条出路。
把任意确定币值当救命稻草
西汉自汉武帝确立五铢钱之后，差不多一百二十年里，铸币权牢牢地掌握在朝廷手中。那时，国家不仅有效地垄断了铜矿，从源头上阻止了民间的盗铸；所造的五铢钱，也都质量好、分量足，使盗铸者无利可图。所以，当其他改革不是被放弃，就是完全失控时，把币制改革作为实现统制经济改革的抓手，就是王莽唯一的选项了。而在王莽的观念里，朝廷既可以发行重量和面值完全相等的货币，也可以发行面值远远大于重量的货币；既可以发行优质的金属货币，也可以发行劣质的金属货币；既可以以金、银为币材，也可以以龟、贝为币材。正是出于这样的观念，王莽不间断地一共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他企图通过这种持续不断的改革，在人民心目中建立起无论币材的种类、优劣和轻重如何，货币的面值仍可以由朝廷来任意确定的观念。他深信，当帝王的意志为天下人所心悦诚服时，帝王就可以“点石成金”。
（五铢钱，汉武帝时期铸）
西汉从公元前118年汉武帝始铸五铢钱，到公元7年王莽实行第一次币制改革之前，共计“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枚。之后，王莽一次又一次使用国家力量，企图以大量虚额面值的新币，取代流通或窖藏于民间的五铢钱，以攫取社会财富。为此，在每一次推行新币制时，王莽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如他规定，官民外出，除了路条（通行证），还必须携带新发行的货币，否则不仅食宿没有地方，遇到关卡、渡口即被扣留。他甚至还规定，公卿上朝，必须持有新发行的货币。为防止盗铸钱，他还一次又一次地制定了愈加严厉惩办盗铸者的刑罚。严重时，盗铸者被枷在囚车里去服刑；妻子儿女则被铁链拴住脖颈，随囚车步行，人数竟多达以十万计。他还对盗铸实行邻里连坐，将连坐者一概充为官奴婢。盗铸，或被连坐的罪犯在服刑地，夫妻被强制拆散，重新配对，“愁苦死者十之六七”。
然而，残酷的刑罚之下，币制改革所造成的结果，仍是“百姓愦乱，其货不行”，“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的状况。惟坚信货币面值最终可以由国家任意确定，王莽似乎对自己的币制改革从未有过任何动摇。总是在每一轮币制改革失败时，紧接着又推出下一轮币制改革。当其他统制经济改革没有出路时，王莽就将币制改革作为自己的救命稻草。他始终不明白，当社会财富生产基本局限于土地产出时，工商的作用就在于“通功易事，贸迁有无”；想要通过对工商业的统制，实现国家财政利益的最大化，即便是在短时期内，也没有可能。
由“抑兼并”而为“国家兼并”
强烈的帝王意志使王莽坚信，帝王的专制集权是无所不能的。因此，在如何实行专制集权的问题上，他虽说是一个儒生，却颇有法家的政治风格，深信帝王意志的神圣不可侵犯，严刑峻法必可以使天下顺从。他也希望从制度结构上，保证专制集权的实施。比如，他的一项重要行政改革，是将州刺史的监察权改为行政权，设州牧统辖郡县，以改变一直以来朝廷对郡县的失控。他显然也是一个制度主义者，认为在皇帝的权威之下，只要设官分职，帝王意志就一定能得到贯彻执行。
为控制社会财富，以满足国家财政的需要，王莽始终把自己的意志凌驾于一切之上。他显然是受了当时流行的《管子·轻重》思想的影响。在他之前，桑弘羊的“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的理论，强调的是调节商品供求关系，以商业利润助边和赈灾，以及调节贫富以抑制兼并（叶世昌）。惟盐铁会议之后，汉武帝的统制经济政策，终于沦为权贵、官僚和豪强地主勾结牟利的工具。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管子·轻重》中所表达的抑兼并理论，“表面上似是反对兼并，但实际上并没有取消兼并，只是把各个商人的兼并转化为封建国家的兼并罢了”（马非百）。换言之，所谓“富能夺，贫能予”的法家思想，已不再以“抑兼并”为目的，而是以国家财政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宣扬不择手段地赚钱”（叶世昌）了。
《管子·轻重》诸篇，大多是在阐发国家如何发布命令，财政就能如何获益的道理。所谓“无籍（税）于民”，“而籍于号令”，讲的就是这一套。王莽对此则深信不疑。最初，他认为通过垄断商业，通过任意确定价格，人民就不会感受到剥削加重。而当国家对工商业的垄断失控之后，他又坚信国家任意确立币值的行为，是完全可行的。这种认识，其实就是受了《管子·轻重》关于“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的理论的影响。这一理论，简单地说，就是“用购买力已大大提高的货币‘敛万物’”（叶世昌）。
综上所述，当王莽放弃王田制改革时，他的平均地权的社会理想即随之荡然；而当五均六筦的改革失控时，他的统制经济改革的唯一方向，就是由国家来任意确定货币面值；于是，对私人资本的“抑兼并”，终于变为“国家的兼并”；在“不择手段地赚钱”这样的狭小空间里，他的帝王意志终于迷失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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