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的史学成就(如何评价钱穆及其史学贡献?)
- 小学生读后感
- 2022-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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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钱穆及其史学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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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著作方面
单独拿出《国史大纲》来说。这本书以教科书体例写就,但说实在话,作为一本著名的「通史」著作,这并不是一本很好的教科书,但不妨碍其成为一本伟大的著作。之所以说它不是一个好的教科书,是因为其中内容讲的太简略,并不适合一门历史初学者来读,起不到史料积累的作用。但《国史大纲》之所以流传于世,在于其中钱穆老师对当时诸多思想者史学观点的总结提炼,书中诸多地方有对陈寅恪、吕思勉等专门学者观点的讨论,只是他本人并没有明确指出。这是一本综合性论集,想看透《国史大纲》,如果没有一定的积累,是不容易的事情。
当然,人无完人。钱穆老师的学问也有其问题,也有许多被探讨批判的地方,这是每个学说必然会经历的事情。对《国史大纲》的批判,可以从史料、逻辑的方面出发,我们批判一本著作的目的是「修缮」,让学说逐渐完善,而不是「打倒」,让其遗臭万年。而单纯地扣帽子,评判其「好不好」,大概只是外行所为。
一些曾经批评《国史大纲》的人,例如胡绳,在晚年都对自己曾经对《国史大纲》的指摘进行了反思。读不出精华,应该先从自己身上反思。这种自视甚高的情况很多,有诸多学者评论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言之无物,我只能说,某些人眼中的言之无物,只是有眼无珠罢了。
我们不必讨论钱穆老师在史学某一特定领域的贡献,在知乎也没有必要说那么细。就单凭思想史观、承前启后、著作传世这三点,就已经足以支撑钱穆老师的史学思想成就。
二、新亚书院
新亚书院创立于1949年,当时环境及其艰难穷困,钱穆老师为了筹集办学资金四处奔走,几乎没有休息的日子,还几次身陷险境,差点丧命。而新亚书院以宋明书院之讲学精神,配以西洋大学的导师制度,所授知识贯通东西,不可不说是当时中国教育之奇葩。
新亚书院的几位老师,如钱穆、张丕介、唐君毅、饶宗颐、牟宗三等都是如雷贯耳的名字,教出的学生更是有余英时、唐端正、徐立之等各界英才。如今作为香港中文大学的一部分,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为世界汉学的中心之一,构成欧洲、美国、台湾、香港四个核心的落脚点之一,享誉全球。可惜,本应执世界汉学界之牛耳的北京大学,地位却一日不如一日。
作为第一任校长的钱穆老师,能教书,亦能办学。他在教育界留下的影响,可以说是有功无过。
三、为人处世
文人相轻,而钱穆老师却从不轻视他人。钱穆老师修习学术的「雅量」,是值得后人学习的地方。
办学、做事、搞研究,每一行都势必经受社会的考验,这考验可能是质疑、批评、辱骂,可也能是赞扬、追捧、盲从,钱穆老师鼓励后学怀疑自己,坦然接受外界各种批评质疑,这就是一个学者应有的「雅量」。这种为人处世的心态,一直是我个人从事学术中秉持之信念,并已经在知乎上有所述说。
但这种开放的态度,不同于接受一切的意见。当有些概念相左之时,钱穆老师依旧会坚持自己认为更可靠的观点,并与对方理智探讨。
他在《国史大纲》序言中写下的几句话,更是显出其才气磅礴、文笔劲悍的英姿。振聋发聩,乃一切史学研究者必熟记之训诫。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
(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
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
(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
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这些话,值得每一个知乎史学讨论者反复诵读。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对知乎亦如是。
提出一个观点,不怕质疑,坚持真理的同时欢迎讨论的「雅量」,对史学研究毕生抱持的温情与敬意,是钱穆老师为人处世、学术立足的根本。
四、总结
所学尚浅,无法对钱穆老师做出什么一句话的评论,就借引其得意门生余英时先生的话,来为本文之总结:
“钱先生是开放型的现代学人,承认史学的多元性;但同时又择善固执,坚持自己的路向。他毕生以抉发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现代意义为治学的宗主,生平著述之富及所涉方面之广,近世罕见其匹。”
此言得之。
感谢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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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史部大家。不过钱老先生,毕竟没有看出来,史学本质也是叙述,也必有详略,详略必基于某个视角。在国学中的史,本质上只是。统治术的一种修辞化表述而已。因为它起源于统治中的文件。(《尚书》)起源于统治备忘录。(《春秋》)。不过传统史部之学的考据工夫,令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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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宾四先生曾论中外英雄人物,曰凡中国著称于世于史者,多为当时失败而后世尊崇,孔子屈原岳飞文天祥莫不如是。钱先生应亦位居其中吧!今人习西风已久,视历史为一专门学问,又于历史中细分各专门史,这正是钱先生所治之学不为大众所知的原因。如能跳出现代治学窠臼而以传统学术审视,则钱先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功德言昭然天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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