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 天津(民国时期,北洋军阀首领失败后,为何都往天津跑?)
- 名著读后感
- 2022-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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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北洋军阀首领失败后,为何都往天津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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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指点江山,天津退隐江湖,是整个民国前期的风气,更是北洋军阀们不成文的惯例。
为什么呢?
因为天津实在是个好地方啊~
很多朋友不知道的是,民国时期的中国城市排名,跟现在并不一样。由于交通方式的不同,民国时期的城市格局跟现在差异很大。
最大的城市,自然是上海了。但第二大城市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北京,而是长江重镇武汉。
北京连第三都排不上,第三名是天津,第四名是南京。事实上,北京在民国时期除了政治中心的地位外,别的方面影响力很弱。但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影响力就更弱了。
但天津不同。
由于海运的兴起,天津快速发展了起来。外国侵略打开了华北的大门,各国都在天津划上了大片的租界。北洋时期的天津,几乎完全是由外国人建立起来的城市。
由于海运发达与外来文化影响,导致天津的生活非常西化,华北第一家西餐厅——起士林,就落在了天津。天津城区里直到今天都随处可见的欧式建筑,就是受方面租界区的影响。北洋时期,天津的人口曾经一度是北京的六倍多。相比于现在北京天津的地位,那时候从北京到天津才是“进了大城市”。
更重要的是,租界区除了建设优良,设施完善之外,还独立与中国政府的管制之外。无论是下野政客还是失意军人,只要你有钱,你就可以在租界找到自己的容身之处,不怕你的仇家到租界区找你的麻烦。对于这些政治的失意者而言,这可实在是太重要了。
(天津五大道)
五大道,是方面北洋大佬们退居天津的主要居住区。这个地方位于各国租界中的黄金地段,处处都是民国修建的小洋楼,是当年的豪宅,至今仍然保存完好,您现在去天津也可以看到。
对于北洋军阀来说,回到天津,第一有安全保证,第二生活设施比北京要好上很多。而且天津华洋杂居,各式各样的西方文化娱乐他们都能接触到,黎元洪就是在天津学会的打网球。
最重要的是——势力在这,离北京近,有复出的可能。
北洋的人物,都是跟着袁世凯混出来的。而袁世凯起家的地方,就是天津小站练兵。天津城是李鸿章袁世凯及之后的北洋人三代经营出来的,北洋的势力在此根深蒂固。无论是满清遗老还是日本人、国民党,都别想在天津占北洋派的便宜。北洋老人回到天津,就像回家一样。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蒋介石邀请段祺瑞南下上海,几次三番邀请,段祺瑞就是不去。他深知自己如果去了,就是砧板上的鱼肉,离开了天津没有任何势力能庇护他。
在满屏灭亡后,有相当多的满清遗老去了大连。因为大连地处东北,是清朝的发家龙兴之地,满清遗老们在哪里还能找到归属感和一定的势力,与北洋人回天津是一个道理。
另一方面,由于天津离北京的距离很近,对于北京政府的消息,天津能够第一时间探知,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北洋退下的人物,没有几个彻底死心的,政治敏感度自然高,他们还是想等到北京风云有变重出江湖的。
与之相比,南京国民政府中的失意者,则大多去了上海,就是因为政治中心已经变成了南京。这就像汉朝的时候,社会上的“名士”出家修道,不去五岳等名山大川,而去紧挨着长安的终南山,就是为了第一时间得知朝廷里的消息,等着皇上请自己出山。所谓“隐退”,说给别人听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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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段祺瑞被冯玉祥打败下台。下野之后的段祺瑞,来到天津日租界,潜心修佛并当起了寓公。这已经不是段祺瑞第一次下野了,不过他下野之后的归属地,却仍然选在天津。
无独有偶,徐世昌在1922年被直系军阀赶下台后,也选择了到天津生活。并且除了段祺瑞和徐世昌两位北洋军阀外,溥仪和黎元洪等人,也都曾在下台后定居在天津。
(段祺瑞旧照)
那么,天津到底有怎样的魅力,竟然会成为军阀们下野后的首选之地呢?
如果说起民国时期中国的大都市,那么天津一定榜上有名。除了上海之外,天津甚至可以算得上民国第二大城市。
自鸦片战争以来,外来文化不断冲击着衰弱的清朝,天津作为清朝最接近政治中心的港口,自然也成为了受西方影响最大的城市。当时的天津满街都是欧式建筑,西洋元素大量充斥在天津街头。甚至还有外国人在天津开设了西餐厅,咖啡等饮品也开始逐渐流行。
在北洋政府时期,天津的总人口已经超过了100万,是政治中心北京的数倍。不过话说回来,北京在当时除了政治中心的地位之外,其他各方面实在不能算得上是大都市。
人口规模的增加,也促使了天津城市建设不断提升。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天津的城市配套设施是非常高的。除了便利的交通条件之外,天津的水、电、体育、娱乐等设施,一直处在国内先进水平。
黎元洪下野之后,就曾在天津住宅中建了一个网球场,到了冬天,则又会改为滑冰场。这在天津甚至算不得一件非常稀奇的事,也侧面反应了天津人民的生活丰富多彩。
天津的丰富生活,很快得到了北洋军阀的青睐。说起来,既然下野的军阀不能再在政坛上搅动风云,那么他们就只能退而求其次,大把地去挥霍金钱。而作为国内大都市的天津,正好能够满足军阀们的生活所需。
(徐世昌旧照)
不过,难道仅仅因为生活条件好,下野的北洋军阀就会选择前往天津吗?
事实上,对于一个下野的军阀来说,生活条件什么的都是浮云,生命安全才是最重要的。要想躲避仇家的杀害,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寻找一个安全的避难场所,而天津正好是这样的一个安全城市。
自1860年之后,英、法、美、俄等9个国家,先后在天津设立了租界。尽管列强设立行政自治的租界地,是为了欺辱中国,但这却意外地使得军阀有了一个特别的保护伞。
自溥仪退位进入天津后,北洋军阀有样学样,在下野后通常都会进入天津。
只要一躲进外国列强的租界中,任谁也没有办法把他们抓出来。毕竟当时的北洋政府内部问题都还没有解决,谁也不愿意去得罪外国人。
于是乎,一旦北洋军阀下野,他们都会退居天津。并且来到天津后,他们都会前往各国租界的黄金地段五大道定居。那里除了各国势力的保护之外,到处都是别墅式的小洋楼,生活条件更是高人一等。时至今日,五大道的洋楼建筑依然保持完好。
(袁世凯旧照)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要在保证安全的同时也能舒服生活,那为什么不选择同样租界无数,但却更加繁华的上海呢?
事实上,北洋军阀基本上都是袁世凯的手下,其势力范围也一直在北方地区。任何人来到北方之后,都一定会给北洋军阀几分面子。而假如他们去到人生地不熟的上海,抛弃了自身的立足之本,那就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并且最重要的原因是,北洋军阀下野之后,几乎都会渴望着东山再起。北京是北洋政府的政治中心,而天津则算是离北京最近的地方了。一旦北京城有什么风吹草动,下野的军阀,都可以凭借着自己在北方强大的关系网,迅速取得情报。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抓住机遇,再次登顶权力之巅。
比如直皖战争中被迫下野的段祺瑞,在失败之后,就曾来到天津静待时机。结果在冯玉祥1924年发动北京政变后,段祺瑞还真的等来了机遇,出任了临时国家元首。
由此看来,居住在天津,不仅可以在安全有保障的情况下享受优渥的物质生活,同时还能继续身处政治中心,以图东山再起。这也难怪北洋军阀下野后,都喜欢到天津当寓公了。
(参考资料:《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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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北洋军阀而言,天津是一个好地方。
1917年,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发生了冲突,乃至于演变成了“府院之争”。
黎元洪虽然是大总统,可是手中并无一兵一卒,他想要和段祺瑞抗衡的话,那就必须借助外力。
当时黎元洪所能借助的外力,一个是国会,一个是冯国璋,还有一个是张勋。
他将这三方势力拉下了水之后,自以为掌控了一定的主动权,于是就罢免了段祺瑞国务总理之职。
这实际上并不合法,但段祺瑞却抓住这个机会,用了一招“以退为进”,反而扔下一切跑去天津了。
段祺瑞一走,黎元洪就玩不转了。
而在段祺瑞和黎元洪争执不下之时,张勋则打着调停的旗号率领五千人马浩浩荡荡奔赴京城。
此时段祺瑞已经去职,黎元洪又无一兵一卒,张勋一到京城就控制了京城。
张勋控制了京城之后,就唱了一出复辟的闹剧。
黎元洪应该怎么办呢?
就一个字,逃。
黎元洪躲进了日本公使馆之后,段祺瑞则从天津挥师归来,从而一手终结了张勋的复辟闹剧。
张勋之所以能够复辟,黎元洪实际上也应承担不小的责任。
而张勋复辟失败了之后则是躲进了荷兰使馆,随后遭到了北洋政府的通缉。
不过,张勋一直请求荷兰使馆对他予以庇护,所以北洋政府也只能“通不而缉”,后来对他特赦。
获得了特赦之后,张勋才敢出现在众人的视野当中,而后又去了天津定居,晚年也做起了生意。
至于黎元洪,他因为在张勋复辟一事之中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又斗不过段祺瑞,所以引咎辞职。
辞职了之后,黎元洪也和张勋一样选择了去天津寓居。
而在黎元洪辞职之前,又摆了段祺瑞一道,电邀当时的副总统冯国璋入京代理大总统,给老段找不自在。
冯国璋入京之后,也和段祺瑞继续府院之争,只不过他也不是段祺瑞的对手,最后也只能离京。
段祺瑞先后挤走了黎元洪和冯国璋等人之后,没过多久,直系曹锟和吴佩孚则又气势汹汹而来。
1920年发生了直皖战争,段祺瑞输给了曹锟和吴佩孚。
段祺瑞在通电下野了之后,也和曾经的黎元洪和张勋一样去了天津。
1924年吴佩孚第二次直奉战争之中输给了张作霖,但并没有彻底失势,所以并没有退居天津。
吴佩孚一直到1927年被北伐军打败了之后才逃去了四川,后来在1931年又去了京城。
实际上,此时不论是天津或者是京城,对于吴佩孚而言并没有多大分别,因为北洋政府已经不在了。
而同样是在北伐中被打败的孙传芳在奉系躲了一阵之后,则是去了天津寓居,后来才被施剑翘暗杀。
北洋军阀一旦失败了之后,为何大多都喜欢去天津呢?
原因实际上也不复杂,毕竟天津对于北洋军阀而言就是一个好地方。
第一,天津是北洋军阀的发源之地。
北洋军阀怎么来的?就是袁世凯在1895年底接手了小站练兵之后,一步一步带出了一支北洋军。
段祺瑞和冯国璋更是“北洋三杰”之二,曹锟和吴佩孚等人也一样早在小站练兵时期就已经追随袁世凯了。
出于这个缘故,北洋军阀失败了之后跑去天津,也可以说是一种情怀。
第二,对于北洋军阀而言,天津拥有优越的地理优势和政治优势。
天津在哪?就在京城旁边。
从天津到京城也就一百多公里,也就几个小时的车程。
他们到了天津之后,几乎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得到关于京城的情报,说白了就是在观望局势。
而一旦情报对他们有利的话,他们还可以用最快的速度做出反应。
段祺瑞在府院之争的时候去了天津,张勋入京复辟之后,他却能如此迅速做出反应,这就是天津所具有的优势。
倘若段祺瑞回了安徽,等他带兵回到京城的时候,菜都凉了。
从这一点来说,北洋军阀之所以在失败之后选择避居天津,说到底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卷土重来。
黎元洪在曹锟和吴佩孚控制了京城之后,不也重来了一次?就是所谓的“法统重光”。
段祺瑞在冯玉祥把曹锟赶下台了之后,不也重来了一次?出山当了一个临时执政。
而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就是天津本身多具有的地理优势和政治优势。
第三,天津不仅离京城很近,而且也有租界。
北洋军阀失败了之后,之所以会选择去天津,除了前两个原因之外,就是天津本身也有租界的存在。
租界对于已经失势了的北洋军阀而言,意味着什么?
两个字,安全!
他们一旦进入了租界,就等同于受到了租界的保护,除非像施剑翘刺杀孙传芳那样,否则谁都拿他们没办法。
虽然不少地方也都有租界,但是那些地方里京城太远,而且租界势力也远没有天津那么复杂。
而租界势力的复杂,那就意味着他们的选择性更多。
哪怕他们一开始不进租界,可一旦发生了不利于自身安全的状况,他们也可以第一时间跑到租界寻求庇护。
这也就是北洋军阀失败下野了之后,选择去天津定居的原因,更多的是为了自身的安全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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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特别是北洋政府执政时期,军阀们下野后,都喜欢到天津去。当年北洋大总统徐世昌被直系曹锟逼迫下台后,马上离开北京去了天津,在天津的直隶省长曹锐、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和天津地方士绅到车站迎接。与众人寒暄后,徐世昌携家人先到意大利租界暂住,不久又搬到英租界咪哆士道新居,结束了40多年的政治生涯,专心致志于租界寓公的悠闲生活。
曾任北洋政府大总统的徐世昌,下野后寓居津门
不仅徐世昌如此,其他北洋大佬如段祺瑞、黎元洪、曹锟等人失意后也是去了天津,天津成了北洋失意下野政客军阀的大本营,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直系军阀首脑曹锟下台后也在天津租界做寓公
我感觉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天津有西方列强租界,便于藏身,并且十分安全。
北洋元老段祺瑞天津旧居
从1860年至1945年间,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比利时等国通过各种方式在天津城区设立了租界,这些租界具有行政自主权和治外法权,中国政府不得干涉。下野军阀和政客在天津租界做寓公,不用担心中国政府秋后算账,十分安全。
二、天津距离当时中国政治中心北京非常近,交通便利,便于打听消息,可退可进。一旦有风吹草动,下野政客和军阀可以随时进京重新上台,也可以从海路和陆路南下或者出国。
三、天津是北方最大的都市之一,生活舒适、便利。
天津位于华北平原腹地,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北方最为繁华的畿辅首邑,经济繁荣辉煌,环境安静优美,用今天的话说,是个宜居城市,所以深得下野军阀政客们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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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天津先后有九个国家的租界,天津租界也是距离北京最近的“法外之地”,末代皇帝溥仪和其它下野军阀躲进租界就相对安全了,民国政府无论谁当家,也不想跟列强发生外交冲突。
另外,正是天津的特殊位置 ,使政治中心北京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可以在最短时间让政客们获得消息,下野的军阀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东山再起,有关北京政府的情报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象段琪瑞就几次下野后先到天津租界蛰伏,时机一到,再迅速赶回北京争夺最高权力。
从1860年1945年,先后在天津设立租界的国家有:英国、法国、美国、德国、俄国、日本、意大利、奥匈帝国和比利时,他们通过各种不平等条约,在天津老城的东南地区设立具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的租界地,是清末民初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真实写照。
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才收回了天津的所有租界。
在兵荒马乱的民国时期,由于天津租界的治安相对稳定,还催生了租界内经济的畸形繁荣,使下野的军阀们得以在此继续花天酒地的腐朽生活,也是他们喜欢躲到天津一个因素。
由于大批清朝的遗老遗少和下野的军阀政客将天津租界当成避风港,还形成了天津独特的“寓公文化”,比如赵一荻与张学良私奔就住在法租界;袁世凯的英租界故居,冯国璋在奥租界的洋房 ,黎元洪在德租界的寓所等等。
溥仪的张园在日租界,他就是从这里潜逃东北,成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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