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关锁国的原因(?【书摘】上次闭关锁国，你真的知道原因吗？)

闭关锁国的原因
由于境外疫情恶化，我国宣布在3月28号大规模暂停外国人来华活动。很多人此时开始联想：这一次“封国”，距离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的“闭关”，过去了263年。然而今天的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乾隆当时闭关锁国的决定是一种自大和无知的表现，我们几乎很少考证这件事情的原委。那么就让我们回到1757年，看看当时的这个“闭关锁国”政策到底是什么意思。 1757年，即乾隆22年，乾隆皇帝将“四口通商”改为“一口通商” 所谓“一口通商”并非裁撤其他三个海关、只留广州一处，而是把江、浙、闽三关的西洋业务，全部划归粤海关。本国出口船只，仍可出入江、浙、闽。与日本、朝鲜、琉球、安南、俄罗斯等国的公私贸易也不受影响。所以“一口通商”的说法是有误导性的。此政令最主要的目的，是为统一对西洋贸易的管理、职能更加集中，也避免粤、浙两关相互制肘。
一口通商时期的粤海关
须知广州一向是对欧贸易的最大口岸，其他三个海关本来就少有洋船往来，业务机制远不如粤关完备。1755年后，有英国商人前往浙江，一为方便收购茶叶、生丝，二为浙关税较少、手续简单。但乾隆担心洋船出入人口密集的宁波，致洋人、民人杂处，滋生事端，搞出另一个澳门来，这才有“将来止许在广东收泊交易”的谕令。归并一处后，西洋贸易不降反升。从1757年到鸦片战争前的约80年里，粤关年平均税收由42.6万余两增加至136.5万余两，提高了2.2倍多。其他三关本多从国内商船抽税，也没有因此项政策而受影响。

一口通商时期的广州十三行
但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位船长洪仁辉（James Flint）不服，竟不顾官员劝阻，驾船直抵天津，要进京请开宁波贸易，其中很重要的理由是粤关官员索贿太甚。乾隆把索贿官员革职之后，以洪仁辉违抗禁令、勾结奸民，判监禁澳门三年。为防止类似事件重演，乾隆批准《防范外夷条规》，对前来广州贸易的洋商实施诸多人身限制。以上引用内容均来自《发现东亚》一书 

一口通商时期的粤海关（油画）
闭关、锁国，这两个词分别来自西方世界对中国和日本的既定印象。在我们被打的最惨的这200年里，中国开始沿用这样的说法，并开始以西方视角来审视自身的问题。我们忘记了，任何历史都是有立场的，当我们在别人编纂的历史里寻找自我，就已经放弃了了解历史真相的权力。我们拼命摒弃过去，无论好坏，这也许并不可取。在今天这个信息高速传播的时代，我们得以扩充眼界，当我们平视世界，回望过去，竟看到了历史的另一种样子。 近代东亚，包括中国、日本和朝鲜在内的政治体，从没有真正意义的“闭关锁国”，东亚与世界的主动交流从未停止。当我们回望所谓的“闭关锁国”史，我们看到的是下面的史实：1571-1622年，日本人支仓常长受命出访欧洲，建立起日本和欧洲相互了解的桥梁。
1682-1753年，康熙皇帝派遣樊守义出使欧洲，修习西学和神学，而此行最大的目的是与教皇主动沟通基督教在中国如何适应和传播的问题。
1633年，德川幕府颁布禁令（锁国一词由此而来），仅仅断绝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关系，其原因是因为两国的传教士干预日本内政，挑动国际关系，并严令教徒必须一神论，引起了日本政界的警惕。这样的操作，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一种基于本国利益的正常外交惩罚手段。
而“锁国”一词，则是18世纪德国人康弗尔（Engelbert Kaempfer）的《日本史》中强加给西方对日本的固有偏见。
1684年，清朝在平定台湾的第二年就全面解除了海禁，建立了中国近代海关体系。甚至许多当时的欧洲人都认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开放程度完全不亚于英国和荷兰。
1692年，法国耶稣会士得到康熙皇帝圣旨，允许信仰基督教的自由，而不过在此后几年，法国新教胡格诺派却遭到龙骑兵的残酷迫害而被驱逐出法国。
1793年，英使马戈尔尼出使中国，在当时的中国对各国贸易均一视同仁的情况下，提出无理要求和贸易特权优待，这段历史在后来被欧洲人不断重复解释和添枝加叶，最终让世界看到了一个“对于商业忽视、虚妄的自我迷恋、以及专制主义传统”的东方。而中国和英国当时具体的政治、社会、经济和外交状况则被故意省略。而这也成了1840鸦片战争最重要的导火索之一。

 宋念申在《发现东亚》中一书中指出：评价一项历史政策，必须回到当时的情境中去理解，而不是套用今天的意识形态断章取义，或者为了当代的焦虑去摘寻历史佐证。今天，了解历史对现代人的意义越来越重要，而如何了解历史的全貌，而不是被过度解释的偏执历史引向思想迷途成了更棘手的问题。263年后，在人类面临的这场新挑战里，是否到了我们认真思考这一棘手问题的时刻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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