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勇｜大块假我以文章（上）

大块假我以文章
——我与《文艺研究》的学术交往
赵勇
学人治学，是离不开学术刊物的提携与支持的。一个学者无论今天混成了多么大的“伽”或“腕”，在他成长的过程中总得与学术刊物打交道。如果双方情投意合，你来我往的次数多了，这交道就不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会打出感情，也打出体育评论员所谓的“风格”和“水平”。笔者为文三十多年，打过交道的刊物可谓不少，但能写成交往故事的并不是很多。此前因为种种原因，我与《批评家》《当代文坛》《粤海风》《博览群书》的交往已写成文章，此后可写的刊物至少还有《文艺争鸣》《文艺理论研究》等。但这些都是后话，姑且按下不表，这次我打算先说说《文艺研究》。何以如此？因为这个刊物即将举办创刊四十周年庆典活动，我写此文一方面是表示祝贺，另一方面也是自我盘点，以便述往事，思来者，与往事干杯，为来者鼓劲。
好了，闲话道过，言归正传。
1
我究竟是什么时候知道《文艺研究》这家刊物的，现在已无从查考，但我自己估算，不会迟于1985年。那一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晋东南师专任教。师专的图书馆原在一排平房，我去之后不久，新图书馆大楼落成，投入使用，我也就成了那里的常客。从那时起一直到我考博成功止，整个八、九十年代，我在读书之余还在读期刊。系里的资料室订了不少杂志，每次新刊到货，我就抱一摞回家，先吃先占，大块朵颐，横冲直撞，十分嚣张，把安全行车、礼让三先的交规完全抛置脑后。除此之外，我还不时溜达到图书馆的期刊阅览室里寻寻觅觅，寻找系里没有订阅的刊物。除文学类、理论类的期刊外，那时候我还喜欢读《书法》《美术》《美术译丛》《世界美术》等刊。而《文艺研究》自创刊起，大体上已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封二封三有书法摄影，中间插页有绘画作品。于是我进得馆内，拎一个玻璃杯，泡一把大叶茶，从架上取下《美术译丛》和《文艺研究》，读读文章，品品书画，摘抄几段文字，顿时觉得含英咀华，心旷神怡，一上午或半后响的时间就打发掉了。
后来写文章时我做过考证，“读图时代”这个语词，是花城出版社编辑钟洁玲与其丈夫钟键夫在1998年发明的。但是早在1985年，我居然就读图为生了。这是怎么搞的？为何青春年少的我当年就如此歪打正着先知先觉[捂脸]？
读研究生期间，我曾自费订过两种刊物：《文学评论》和《文艺理论研究》。为什么没订《文艺研究》？很简单，阮囊羞涩。您想想，当时的处境是，为图便宜，我等烟民常常去山东师大校门外的马路牙子边踅摸，以便能买一筒100支的散装大鸡烟，然后细水长流，抽它个十天半月。生活都过得如此清汤寡水，订刊物的事情我岂敢造次？而选择这两家刊物，也还是有点讲究的。武当少林，一南一北，有这两家刊物在手，天下武功的基本套路便可尽收眼底。至于《文艺研究》嘛，我还是借着读算了。老话说：书非借不能读也。也许借着读更有效果。
确实效果不错。如今我翻阅当年的一个笔记本，发现我连着摘抄过《文艺研究》上的几篇文章：鲁枢元：《曼纽什在“玩艺术”？》（1989年第1期）、李少白：《关于电视艺术的驰想》（1989年第5期）、周建军：《国外通俗文化研究述略》（1989年第6期）、王岳川：《后现代文化策略和审美逻辑》（1991年第5期）。周建军的那篇抄了六页。正是因为读此文，我才知道托马斯·英奇编过一本《美国通俗文化简史》。1992年5月，我在长治那座小城发现了这本书，大喜过望，立刻把它拿下。拎着它回家后，又立刻核对希林（J. F. Silin）关于唱片音乐的评价。“如今的最佳唱片明星影响着时装、发型、性观念、吸毒，及至社会、政治决策的制定。”——没错，他在第279页就是这么说的，但周建军先生的注释写错了，写成了《美国通俗文学史》。值得一提的是，此文不仅把Kitsch译成“畸趣”（韩少功当时译作“媚俗”），而且还对本雅明、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恩岑斯伯格、卡普兰、桑塔格、埃斯卡皮等人的观点多有提及，很是让我开眼。如今，我已想不起为什么我会对这个“述略”青眼相加了，莫非这就是我后来与法兰克福学派和大众文化理论较劲的前奏？
九十年代，我应该是给《文艺研究》和《文学评论》投过稿的，但稿子过去，要么泥牛入海，要么就是收到了“两个月内若无进一步通知，请自行处理”的一纸公函。1989年，若不是我性急，我的一篇长文就在《文艺理论研究》上刊发了——这是另一个故事，容我以后慢慢讲述；但北京的这两家名刊却一再把我拒之门外。对此，我并无任何怨言，因为我那时为文，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上是一亩地，两头牛，种点玉米做窝头，远没有写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地步。编辑部对我不理不睬，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但有件事情还有点意思，值得一记。1996年初，我现场阅读莫言长篇新作后，心潮澎湃，血脉贲张，便沐浴焚香，挥毫泼墨，写出一篇一万七千字的长文：《莫言的两极——解读〈丰乳肥臀〉》。那时候我已住到“楼上”，又自认为此文已写到“点灯不用油”的地步，故一俟脱稿，便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午后，骑单车出门，找邮局投递，打发它上路。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我绝对是把它寄到了北京，但究竟是给了《文艺研究》还是《文学评论》，我却记忆模糊了。记得寄出此稿，我长舒一口气，然后立马打道回府，收拾金银细软，回老家过年。因此文写得既用心卖力，又急火攻心（怕误了过年），为此我还小恙数日，窝在老家的火炕上打了几天点滴。但盼来盼去，我并没有盼来用稿通知。2012年10月，莫言喜获“诺奖”，众刊物也争先恐后，要赶在来年初出莫言评论小辑。就是在那个时候，朱国华问我，能否写篇莫言的文章？我说，新写来不及，存货有一篇。他说，发来看看。我把此文给他，文后加简短说明，其他原封不动。他老兄二话不说，嘁哩喀喳就给我发到了《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1期上。后来国华兄喊我开会，编辑部王嘉军告我，在我发表的文章中，这篇下载率最高。我好奇，回来上知网瞅，果然发现它已被下载3400多次，被引17次。
天哪，因为写的是莫言吗？
扯远了。
2
我跟《文艺研究》的真正交往是从认识陈剑澜开始的，那是2001年。
那一年春天，我们这个被批下来不久的文艺学研究中心要办一次大型会议，因参会者众，会址便选在国家行政学院。那时候，我还在读博，帮忙搞会务，冒充摄影师便当仁不让。因为这一便利条件，我也就领略了各路大神小鬼的风采。比如，九十八岁的钟敬文先生就被请到了会议现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记得上午大会开过，几位女博士便搀住钟老（形同绑架），喊我拍照留念。此后不到一年，钟老先生溘然长逝。
陈剑澜也溜达到了会上。那时候，他梳分头，留长发，细皮嫩肉，小模样长得头是头，脚是脚的。以前，我对“英俊小生”基本上没概念，但一见到他，忽然抽象变形象，精神变物质，原来虚头巴脑的语词立马实焦。会议间隙，我与包括他在内的几位故交新知聊天，听说他年纪也有一把，还在念书读博士，顿时觉得自己不再孤单。又见他说硕士学哲学，博士读北大环境科学专业，立刻又让我侧目而视。我对理科生本来就有羡憎情结——没错，就是那个“resentment”。我们这里的老方同志主张把该词译成“羡憎”，我拎不清，姑且用之；面对这个学哲学的理学博士新品种，羡憎之心就更是复杂，变成了羡慕嫉妒恨。当然，几句话聊过，几根烟抽过，我也马上判断出我们基本上臭味相投，属于“地富反坏右”一类。会议结束时，我等山东师大出身的一帮弟兄围着我们伟大的导师李衍柱先生，众星捧月，依依话别。李老师一高兴，就用浓浓的胶东话招呼大家照相。陈剑澜本属闲杂人等，不在我们这个群里，但不知怎的，他当时也混迹其中，与山民同乐。于是我与他站后排，比肩而立，有了第一张合影。
那个年代，陈剑澜已在《文艺研究》供职，但因为我们白天忙论文，晚上愁嫁人（他是为人作嫁，我是琢磨工作去处），此后一年左右，我们似已相忘于江湖。2002年我博士毕业，正准备把博士论文拆分开来，投给一些刊物试试，这时候，陈剑澜给我通风报信了。他说，他们刊物新设“短论·动态”栏目，问我能否从博士论文中弄出两三千字，给他们刊发。我找来当时刊物，发现那上面果然有启事一枚：
从2003年第1期开始，本刊将“研究之窗”改为“短论·动态”。经过调整后，“短论·动态”基本上分为四部分：一，关于国家立项科研课题的基本内容或构想的概述性短文 (约3000字)；二，编译海外学者关于人文、社科及艺术研究类短文；三，博士学位论文撷英；四，探源考索类短文；其中的二至四条可参见本刊2002年第5期“本刊启事”。欢迎广大读者赐稿。
读博期间，俺校出台一项伟大政策：凡发文以北师大署名、且发到学校规定的ABCD类刊物上者，无论老师还是学生，均有奖励，五百一千，真金白银。我等破落户一看有此等好事，顿时疯了。于是我们比学赶帮超，论文大生产，众宿舍歌声响彻云霄：“妇女们呀么嗬嗨，都争先呀么嗬嗨，手摇着纺车吱咛咛咛吱咛咛咛嗡嗡嗡嗡吱儿，纺线线呀么嗬嗨。”到毕业时，我已发文26篇（有新写，有存货），挣了学校一万多块钱赏金。但我当时发表的最好刊物也就是《文艺争鸣》《电影艺术》这类所谓的C刊，因为以前的创伤记忆，我并未向《文艺研究》投过稿。如今，剑澜同志请君入瓮，我岂有不高兴得屁颠屁颠之理？
但屁颠了两下，便晴见多云。我当时拆分出的篇什都是万字左右或一万五以上的长文，他那里却只给两千五的篇幅。要是从了，我就得对拙文掐胳膊去腿，心疼自然是难免的。同时我还想到，假如从某篇万字长文中“撷英”一把，这篇长文还能公之于众吗？即便有刊物接受，发表后是不是会有人揪我小辫，捅我一稿两投或学术不端？短暂的犹豫后我还是决定接招，道理很简单，因为它是《文艺研究》啊，它要是《晋东南师专学报》，我就让它一边凉快去了——我当过这家学报主编，调侃它就是开涮我，我扛得住。
拆分的文章中有一篇《印刷文化背景与大众文化批判——论阿多诺与电子文化的紧张关系》，当时我已写好摘要，正整装待发，于是我挥斤运斧，三下五除二就弄出个仨母蕊（Summary），交差了事。记得后来是戴阿宝与我联系，商量题目一事。最终，他去掉主标题和副标题中的“论”字，刊发到2003年第1期上。
这就是我发表在《文艺研究》上的第一篇文章——短论，短到不能再短。文章并非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但想到咱也在名刊上亮过相了，便不由得嘚瑟起来。于是我决定去给自己买条短裤，穿着它庆贺一下。大冬天穿短裤，不嘚瑟也得哆嗦。
同时，我仿佛也看到陈剑澜一脸坏笑，嘟囔出一句口头禅：
好好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3
就这样，我与陈剑澜开始了交往，但这种交往有一搭没一搭的，很不紧凑。比如，我现在查阅日记，2004年就没有关于他的任何记录。
记录是从2005年5月27日开始的。那天，我去首都师范大学金海湖培训中心参加“文化研究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建构与重构”国际学术研讨会。此会由首师大文艺学学科、北师大文艺学研究中心和《文艺研究》杂志社三家合办，我与陈剑澜自然也就顺利会师了。记得会议期间，他把我拉到一边，谈及我给他们刊物投稿一事。他说：你那篇文章写法西斯主义与大众文化，文章本身没问题，但话题有点敏感。我说：这篇文章我前年就投给你们，你们也不搭理我，只好转投《文艺理论研究》。那里好像不怕敏感，已原汁原味公之于众。我还有篇谈“阿本之争”的长文，自认为写得不歪，要不你再瞧瞧？他说：发我邮箱。
这两篇文章依然是我博士论文里的篇什。大概是我对“短论”心有不甘，便总想在《文艺研究》搞一单大的，弄出点动静。那两年，我的博士论文拆分工作已初见成效——我用它们轰开了《文学评论》和《外国文学评论》的大门，又让它们在《文艺理论研究》《文艺理论与批评》《天津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东方丛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书屋》《上海文化》等刊物上分别亮相，甚至其中一篇还发在很牛掰的《音乐研究》上。此外，我用法兰克福学派视角琢磨文化研究的长文也冲进了《中国社会科学》的风水宝地。捷报频传，顿时让我生出刘国梁般的幻觉——可近台快攻，能直拍横打，攻不无克，战无不胜。有这几碗酒垫底，为什么我不能在《文艺研究》上演一出“阿本之争”龙虎斗呢？
但剑澜同志没给我面子。“九一八”那天，他打我电话，先是说“阿本之争”要往后放，后来又打开天窗说亮话：用的可能性不大。当然，他说得很讲究，很艺术，及至吞云吐雾，含含糊糊，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但我听懂了。那时候，我与他还谈不上熟识，更不可能吹牛说“我是刘国梁，想去打主场”。要是搁到现在，我大概就用三句半或打油诗跟他斗嘴了。
陈剑澜
当然，陈剑澜像郭指导员郭建光一样，还是很善于做思想工作的。他让我心里拔凉一下，马上便开始送温暖：我正在组一组批评方面的稿子，既涉及先锋批评、女性批评，也计划染指文化批评，你写写当代文化批评如何？此稿既要有学理，更要说问题，可以尖锐，可以结合批评案例，但不必温良恭俭让。字数八千至一万，最好国庆节前交稿，这样可以赶上第12期刊发。
“你待同志亲如一家，精心调理真不差。”陈剑澜给我布置作战任务时是念白，但我耳边却响起郭建光的唱腔。于是我说：保证完成任务！虽然时间短，任务重，但我想起了一个说法：“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陈剑澜嘟囔：这话听着耳熟，不像康德说的。我说：毛主席他老人家啊。郭建光同志经常拿它给伤病员鼓劲，然后叫板、起霸、开唱，你忘了？
依我当年的写作速度，十天左右连琢磨带写，弄出一篇万字长文按说不是什么难事，但查阅日记，才发现我当时内忧外患，手忙脚乱，简直沙家浜，非常芦苇荡。此前半年左右，我买的新房子交工。为尽快迁至新居，告别“团结户”那种团结紧张的生活，我必须搞一搞装修。但由于手中银子只有仨核桃俩枣，我又不敢让别人大包大揽，大动干戈，只能黄鼠狼娶媳妇——小打小闹，老会计拨算盘——精打细算。于是有两三个月，妻子拽着我跑材料，看家具，货比三家，认真琢磨栋需何木，梁用何材。九月初刚搬家，就发生了透水事件，查不出原因，一度被弄得心烦意乱。随后是把20多箱书拆包、归类、上架，光这件事情就折腾了十天半月。接陈剑澜的单后，我依然处在忙乱之中：要备课上课，要为《文学理论新编》做“知识点索引”，得给洗脸池漏水处打玻璃胶，得用防漏灵抹厨房下水道，必须去国美换电话机，还得到宜家买台灯厨具……就是在这种状态中，我写开了这篇约稿。此文写毕，我特意在文末注了一笔：“2005年9月28日于北京洼里。”此前此后我写文章，落款往往有时间无地名。这次之所以让“洼里”出场，一是表明这是我乔迁新居后的首单文章，二是也想暗示我那时的窘态：我小区那块地方原名洼里，这是表层意思；我更想说的是，因搬至新居就透水，住户闹，物业吵，半夜三更查水表，我是在水深火热之中写出这篇文章的。相比之下，张清华同志就没有这样的问题。我与他是前后楼邻居，又同找一家小公司搞的装修。他搬家后，立马把自己的洞房命名为“清河居”，署在文末招摇过市，非常高大上，很是风雅颂。而直到现在，我把房子都住旧了，也没给它想出一个合适名称。要不咱就叫它“洼里横”？
我把文章发给剑澜，他回复说“初读之下（我喝了点酒），感觉火力够猛”。国庆节那天他打电话，说又看一遍，觉得观点没问题，猛烈也很好，就是要一招击中，刺刀见红，不要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终于等来他的判决后，我放心了。
半个月之后，我收到校对清样。此文主标题名为《“批判昏睡”中的文化批评》，而所谓“批判昏睡”（critical lethargy），来自于文中所引采曼（Imre Szeman）的说法。陈剑澜给我传话道：主编觉得“批判昏睡”用词生僻，建议修改。我从善如流，立刻把主标题改为《批判精神的沉沦》。
聊以自慰的是，虽然我最终也没能在《文艺研究》上发表一篇博士论文中的长文，但此文却是在“批判理论”的指引下写出来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幽灵可以说无处不在。十年之后，我写批判理论与大众文化的文章又有一把，欲打包出书。因觉得此文模样不差，我便把它请进《法兰克福学派内外》之中，让其呼朋引类。我在该书导言中说：“我记得《批判精神的沉沦——中国当代文化批评病因之我见》是应陈剑澜兄之邀写出来的。阿多诺曾写过《文化批评与社会》，我的这篇文章似乎便是在学阿多诺，其批判的火力和火气都有些大。”我现在想说的是，这种火力和火气，阿多诺固然要负主要责任，但陈剑澜也难逃干系。同时，那种水深火热的“洼里”状态也很让我来气。或者也可以说，当时我正憋着一腔邪火昏昏欲睡（我终于明白我启用lethargy的历史语境了），陈剑澜就送来个大枕头。为什么他如此善解人意？他是宋公明吗？
当年12月，我收到《文艺研究》样刊，打开瞧，我的文章出现在“头版头条”，虚荣心立刻得到了满足。又瞧两眼，发现副主编那里写着陈剑澜。
咦？这厮已是副主编？他怎么没言语过？